语言的两个身体

基于诗歌翻译不同于普通翻译的立场，探讨语言转换中的音响、叠韵、节奏等因素，强调“声音”在诗歌翻译中的重要性。博纳富瓦认为，诗歌的独特魅力源于其语言的音响特征，如音韵、节奏和语调。因此，译者在翻译诗歌时，仅关注词汇的意义远远不够，还必须努力再现原诗的声音特质，以保留其艺术魅力与情感深度。

诗的缺席与在场

博纳富瓦的核心概念是“在场”（présence）。

诗歌存在的理由是超越再现、分析、套话，也就是超越关于一切知识的一切话语，抵达时常被观念盗走的感性存在的即时性。这种“感性存在的即时性”即“在场”。

博纳富瓦认为诗歌对当今精神世界具有新的意义。主张以开放的诗性话语取代传统教条的术语表达，从而更深刻地理解日常现实：“在这些模型与图像的面纱之下窒息的是生活的终极真实”。在他看来，诗歌并非意义的固定表达，而是一种“声音”，诉说着所有人共有的、独一无二的东西。诗歌的语言如同音乐，富有节奏、音响和韵律。

语言的灵与肉

在我看来，博纳富瓦与本雅明的分歧在于他们语言路径的方向感。本雅明是“垂直超越”：从语言→译文→纯语言→神圣碎片的显现；博纳富瓦则是“水平贯通”：从语言→声音→在场→经验情感的唤醒。他们都认为翻译是一种超越再现的过程，不止是言说“他者”，更是回响自身：在言语中发现沉默，在文字中发现触感，在诗中发现语言尚未耗尽的一切。只是前者通往神的耳语，后者回归人的气息。

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写道：

纯语言在外语中遭流放，在自身语言中被救赎，在作品中遭囚禁，在再创造中被解放，这正是译者的任务。[...]真正的翻译是透明的，它不掩盖原文，不遮挡原文的光芒，却使宛如被翻译自身的通灵之气所加强的纯语言充分地降临于原文之上。最初达成的直译是句法的直接转换，它表明译者的初始要素是词语而非句子。因为在原文语言面前，句子是墙，直译是拱廊。

而在《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中，博纳富瓦批评本雅明的“纯语言”理论，认为其将语言抽象化、非物质化，其逻辑根基仍受制于索绪尔式语言结构主义，从而将诗歌排除在生动的现实经验之外。对他来说，“纯语言”遮蔽了语言的感性基础，而诗正是在这种感性中才得以发生。他写道：

正是在日常语言中且只有通过日常语言，诗才能够且应当有所行动，正是在日常语言中，人们在睡梦里度过夜晚之后，在每个早晨重新找回日间的工作。只有一步步穿过这个被讲述、被经历、被分享的空间，诗的味道、光明、香气才得以散发出来。

本雅明“纯语言”旨在打破语言间的隔阂、修复巴别塔的创伤；而博纳富瓦的“在场”则是一种对意义遮蔽的抵抗。两者皆试图唤回语言中尚未被统摄的部分：一个向上召唤神性语言，将“纯语言”作为神性碎片的显现；一个向内唤回经验之物，以诗作为抵达“在场”的途径，召回失落的生命经验和现实感知。一个诉诸裂隙的灵光（语言的神学谱系），一个诉诸肌理的重量（语言的肉身性）。

广义的翻译

博纳富瓦在书中强调，诗歌翻译不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直接转换，而是语言与声音的双重转化。译者需在字词意义和音韵表现之间寻求平衡，从而让目标语言的读者能够在音韵和情感上接近原诗的体验。他提出“广义的翻译”，鼓励译者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性的再创造。

一首诗的现实并不是纸张上印刷的文本，而是人们对它的阅读。为什么大部分诗歌翻译在我们看来都那么平淡、那么无益呢？因为面对文本，译者出于胆怯或冷漠，没有产生应有的反应。翻译而不投入，翻译而不斗争，有时甚至可以说翻译而不自我拒绝（尽管友爱是必需的），那么译者注定只能从诗歌中获得词典所理解的东西。

我称之为广义的翻译的，正是译者的这些反应，它们附加于狭义的、惯常所理解的翻译上，附加于其上，甚至取而代之。我认为将这些发生于内心深处的事件视作诗人最好的感觉，视作他对自我、对渴望成为的自我的一种无法替代的感知，这并非毫无意义。在诗歌于另一种语言的读者心里激起的涟漪之中，重视翻译的这第二个层面，会令读者与自己真实、自发的信念相遇，由此照亮他自身的存在。但这也意味着在理性的辩论中令自己走得更远。

此外，博纳富瓦指出翻译是一种在自己作品中对他人作品的共鸣。他提到，爱伦·坡对其译者波德莱尔和马拉美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波德莱尔笔下，是《双重的房间》及其他诗歌, 在马拉美那里，首先是《以-yx结尾的十四行诗》，《伊纪杜尔》也几乎如此。这些诗，一旦我们意识到它们几乎逐字反映了某一部在波德莱尔与马拉美的时代颠覆了诗歌认识的作品，它们彼此之间就会建立起一种联系。

阅读战线拖得太长，加上诗歌和翻译都不是我熟悉的领域，导致读得虎头蛇尾。好在书中汇集了博纳富瓦不同场合发表的文章和演讲，核心观点反复重现，总能收获一二。于我而言，书中许多专业术语没有注释（如“五步抑扬格”），许多诗歌/诗人没有接触过，还是存在一些阅读障碍，待补课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