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转型社会中的文化

法国巴黎政治大学社会学教授多米尼克·卡尔东的书《数字文化》是一本关于数字文化的入门书。这本书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雅博士后、讲师马爱芳翻译，于2025年3月通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卡尔东的这本《数字文化》是他在“数字文化”课程讲稿基础上写成的，因而通俗易懂，具有科普性质 。

卡尔东教授在《数字文化》中文版序中指出他的目的是为了分享以下观点：技术变革首先是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变革。我们身处的技术环境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根本变化（尤其是社会的个性化）鼓励技术成功和技术普及，从而使每个个体都能获取信息，特别是能够在不经过关人过滤的情况下生产信息。社会的变化对技术的需求推动了技术的革新。技术变革的背后是社会、文化和政治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本身就是数字，个体需求的多样化促进了人工智能通过算法和平台来推送、生产、消费符合我们个体物质需求和审美需求的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

本书除了引言，总共六章。引言本书讨论的是数字大转型的宏观层面，它将数字革命比作15世纪印刷术的发明，数字革命引发的变化是智力的、心理的、经济和政治的，可以说包罗万象。卡尔东告诉读者本书关于数字化社会转型有三条主线：一是借助数字技术，个人权利获得增长；二是在社区或者交流平台，都出现了新的集体组织形式；三是权力和价值的重新分配。数字生态系统将社会的重心转移到联网的个人和对社交网络有控制权的平台身上。

第一章《互联网家谱学》回顾了信息技术的诞生、网络的去中心化、以及数字文化的嬉皮士起源、网络社群、互联网留下的政治教训等。信息技术的发明与美国军队的战略密不可分，但互联网设计者的精神指导是20世纪70年代的自由和合作精神。有一些知识点需要我们注意：

“数字文化”实际上是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对我们社会所产生的影响的总和。（《数字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11页）。数字信号是不连续的，它只有两个值0或1。

虚拟社群首先，意味着现实和虚拟之间的分离、割裂。其次，它被认为是一种对世界的完全开放，它颠覆了社会和文化造成的隔阂。“一般来说，与其说社群是想象的和独立的领地，不如说它是普通社会关系在数字世界的延伸。”（P46）

数字世界隐藏着社会学意义上的变化：重视人的个性化；宣扬机会平等，重视个人才能；文化资本增加；对传统的社会交往形式和身份认同失去信心，更喜欢自由选择要归属的群体；借助互联设备，人们的体验不断加快并叠加；等等。（P52）

第二章《公共财富：网络》介绍了网络的发展和基本特征。网络是一个由各种链接组成的网，它的基本特征是超文本链接。超文本链接不同于分门别类的分类方法，而是去中心化的充满自由主义精神的链接系统。网络的扩张期阶段在1995至2000年。网络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以交欢为目标的基础设施，它使各种集体组织方式称为可能，这些组织方式既可以是市场的，又可以是社群的。个人通过电脑或者手机可以发布、交换和分享由超文本链接连接起来的信息。由超文本链接构成的网络本身就是共同物品。正面外部性是网络的一个核心特征，是以互联网用户自愿生产内容为特点的非商业网络和由电子交易商构成的商业网络之间联系的核心。集体智慧是互联网用户的活动所产生的正面外部性之一，最典型的例子是维基百科。

第三章《参与式文化和社交媒体》探讨网络的诞生标志着公共领域的深刻转变，这一章可以说是理论意义最为重要的一章。网络的诞生颠覆了传统公共空间精英对大众传达观点的交流方式，数字社交网络让个体在公共场所公开展示和分享。公民接收信息的行为具有了公共性和某种程度上的集体性。专业人士、记者向公众提供信息的方式借助的是传统公共空间，即媒体、广播和电视构成的公共空间。把关人即所谓的专业人士甄选信息然后发布信息。信息的内容和它对社群的价值决定了信息必须具备可见性。

网络的兴起则使传统公共空间的规则被改变，同时发言人数增加了。作者用一张有价值的图来揭示网络空间投射的个人身份的不同特征。“人类社会中正在进行的个体化过程使两种重要张力再次凸显出来。第一种张力有时也被称为主体化过程，它把存在和行为（横轴）对立起来：一方面身份表现出内化、稳定和持久的特征，即我们是谁：灵活一方面，身份表现出活跃的特征，即我们做了什么，它承载了我们的选择、能力和取得的成就。身份既是被赋予的，又是被生产出来的。”（同上，P119）。在数字世界中对个人身份起作用的第二种张力可以被称为自我模拟（纵轴）：一方面是人的真实身份，即我对我的亲人、熟人以及看到我的人而言的身份；另一方面是人投射的身份。后者即虚拟身份。网络让用户以虚拟身份的方式在社交网络上出现，虚拟是潜在的意思，既是当下真实存在的，又是自我投射出来的。

存在与行为和真实与投射共同构成了这一图表横轴和纵轴的四级（P120）。左上方的象限显示个人的内在特征，左下方的象限则显示了个体身上的另一种内在身份，它以叙事（投射）的方式存在：情绪、日常生活、笑话等，这些是个人的内心、心理和情感的标志。在右上方的象限展示的身份特征是显示存在的，它执照出一种行为身份：我喜欢什么、做什么、感兴趣什么、我的文章、照片和视频等。右下方象限表达人的虚拟身份特征，包括人的面具以及人的自我戏剧化，它就像人的化身。

社交网络不仅仅是用户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生活的公共空间，更是一种可见度可以灵活调整的空间，用户的身份可分为隐身而看、既隐又显、展示全部看见全部、在隐藏真实身份的前提下互相看见等四种类型。（P125）

获得别人认同的期望驱使人们在网络世界中展示自我。网络世界中的身份是通过他人的评价建构的，数字身份的构建是一个集体过程：用户所展示的东西是他们希望获得他人认可的东西。简而言之，人们的数字身份并不完全属于他们自己，而是人们在社交空间互动的结果。线下生活的社会规范影响人们如何在线上展示自己和如何行事。网络社交复制了线下生活的主要特征，即年轻人的“酷”，这个词表达出一种快乐、有趣、兴奋和充满节庆气息的日常生活。用户在网上不会展示自己的全部，他们非常节制。“数字身份是一种以实现某种效果为目标的自我投射”（P142）。线上身份的塑造是通过一组自相矛盾的命令实现的。例如自拍的姿势。网络服务利用数字实践的大众化趋势，精简了各类个性化工具，并对创意活动进行工业化。“数字技术并没有使创作者之间的等级消失，因为它仅仅是使每个人平等获得了使用某些符号和某些风格表达自我的可能性。”（P156）网络监管问题依然存在。

第四章《数字公共空间》告诉我们网络下沉到社会之中，网络和数字社交媒体提供了一种用于交流的基础设施，不受传统公共空间的把关人的控制。“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是一个互联、生动、活跃的社会，社交媒体已经成为表达意见、组织活动和提出倡议的源泉”。作者用民主这一概念来分析数字科技所起到的转型作用。与代议制民主、参与式民主相比，互联网民主更能促进民众对政治的关注和参与。媒体的危机和假新闻的恐慌。

第五章《平台经济》在前面几章讨论了数字化转型的历史、社会和政治意义之后，转向了经济的变革。“经济变革源自数字技术，经济变革带来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重新分配网络化所创造的价值”。数字技术彻底改变了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工作组织方式、市场形势、做生意的方式、提供服务的方式、广告模式。王敏的集体智慧却被平台榨取，成为平台的获利工具。数字经济的三大法则，首先是收益递增法则，用户越多，生产率越高；网络效应法则，数字技术通过简化信息搜索、简化卖方和卖方的身份验证、提高市场规模和市场流动性、减少市场中介作用、记录交易行为等方式来扩大用户规模从而获得更多收益；交易成本随着规模的增加而降低。收益递增、网络效应和交易成本降低崔生了平台经济的垄断倾向。数字劳动蕴含着平台对网民的剥削。“所有免费使用平台服务的人实际上都为平台打工，因为平台从用户的活动中榨取价值”P266

第六章《大数据和算法》让我们明白在海量的数据面前我们需要解读大数据的工具，即算法。“一套用于执行计算的计算机指令”。算法并不中立，它们包含着编程人员和给编程人员发薪水的大型科技公司的价值观。通过做出技术选择，设计统计变量、阈值和计算方法，这些价值观可以落实到现实中。算法与数据的关系可以分为四类：算法在数据的旁边，目的是衡量网站的受欢迎程度，例子是谷歌分析、广告展示等；一类是算法在数据之上，目的是衡量信息的权威性，例如维基百科；一类是算法被置于数据之内，目的是衡量数据的声誉，例如社交媒体统计点赞数量；一类是算法被置于数据之下，目的是研究推荐技术并做出个性化预测。

基于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是人工智能技术获得突破的主要原因。1950年艾伦·图灵提出了机器智能的说法，并发明了图灵测试，这种测试是人与机器交流的测试实验。21世纪头十年IBM和谷歌先后用统计计算环境使机器能够从人类翻译的文本实例中学习，实质是利用范例来进行概率评分并改善计算模型。神经元的活动方式是当神经元突触接收到的不同信息流达到一定的阈值时，神经元就会兴奋起来。深度学习技术在计算领域再现了大闹神经元和突触的工作方式，人们用基础的方式分解数据，使其成为输入数据。目前的机器学习都是“监督学习”。一些学者预测2025年自主的人工智能将会来临。虽然人工智能作为热点在本书中涉及内容较少，但作者卡尔东推荐了一本人工智能入门书籍：Pedro Domingo, The Master Algorithm: How the Question for the Ultimate Machine Will Remake our World , Londres, Penguin Random House UK, 2015.（佩德罗·多明戈的《主算法：超级机器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的问题》）。

作者在本章的数字监控部分引用了福柯《规训与惩罚》中关于边沁设计的环形监狱的社会权力监控的问题，并引用德勒兹的观点将此现象比喻为“监控社会向管控社会的过渡”。数字监控有三种，即来自市场、他者和国家的监控。美国斯诺登事件让人们意识到国家监控的存在。

本书的定位是身处数字社会并试图对数字文化进行了解的人，因而相对通俗易懂。作者通过一系列技术史的回顾来探讨了数字转型时期对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管理等各个方面的影响。这一影响正在发生，甚至数字监控带来的危机让数字社会的理想未来蒙上了一丝暗淡的阴影。但是正如一位老师在科技哲学课上所说，技术并不是一把双刃剑，技术被人使用，关键在使用者那里，如何让使用者利用技术为人类造福而不是为害，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学者应该与科技工作者一起进行跨学科讨论的内容。开卷有益，本书可以作为我们了解数字文化的一本入门书，为数字社会的发展提供美好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