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生命之恸与音乐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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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肯尼科特，一位音乐评论家，2013年普利策奖得主，有一次在从纽约回家乡小镇的火车上，邻座姑娘看到他在研究《哥德堡变奏曲》的乐谱，便问他是不是音乐家。他犹豫着答道：“是的，我算是音乐家吧。”姑娘瞥了一眼他合起来放在腿上的乐谱，接着问道：“巴奇。波奇。这个词怎么念来着？”菲利普尽量摆出慈祥的长辈风范，说：“事实上，这个词念巴赫，他是从前一位非常有名的作曲家。”“巴赫。我听说过这个人。”
巴赫：时代、观念与创作的源泉
当提起重要的作曲家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1685—1750）的名字从不会缺席，作为巴洛克音乐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被视为西方音乐的核心支柱。在1933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奥地利音乐家安东·韦伯恩激动地宣称“一切尽在巴赫”：巴赫征服了音乐领域，他铺展着循环的旋律，无论横向还是纵向；他创作了最恢宏辽阔的复调。但在巴赫的时代以至如今，“听说过这个人”的人显然并非都足够了解他。
巴赫生于音乐世家，在他的家乡图林根拥有可观的名望。但那并不是历史上的黄金年代，三十年战争刚结束不久，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在贵族宫廷和教堂中的音乐事业，也只是为了服务于上层阶级和上帝的旨意。音乐的天赋和才华并非最受看重，循规蹈矩和甘为附庸才是苟全之道。关于巴赫的传记，最早是由约翰·尼古劳斯·福克尔于1802年出版的。那时离巴赫去世已半个世纪之久，福克尔从他的儿子们那里得到并保存了珍贵的一手资料，同时敷衍出后世流传的诸多美妙传说。父母早亡。寄居在一位兄长家里，借助夜色偷偷抄写和研习乐谱。英年早逝的第一任妻子和孩子们。一生虔诚地侍奉上帝和贵族宫廷，精力旺盛地创作，却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对管风琴老大师赖因肯的崇敬和追随。与法国音乐家马尔尚斗琴，而在决斗的清晨，对方落荒而逃，不辞而别。等等。
E.H.贡布里希曾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会为人物塑造出一个并不真实的形象，并且长久而荒谬地流传开来，最后某些想象竟会变成一种传统观念。人们一想到巴赫，就会觉得他这位一家之主，整日沉醉于作曲，在安静的家中深居简出，尽享恬静的音乐盛宴；当于1723年到达莱比锡担任圣托马斯教堂乐监时，他遇见了一处发展其音乐艺术的理想天堂。然而这些全是臆想，现实情况甚至与此截然相反。巴赫不得不加倍努力，一刻不停地为并不匮乏但也绝不富裕的家庭而辛苦奔波，为他的音乐事业寻求充分的空间和尊严。
所有的传记里几乎都叙及巴赫的暴躁脾气，在音乐上的一丝不苟和对音乐事业的忠心耿耿，让他跟雇主常常发生冲突，甚至因此锒铛入狱；也让他与同代艺术家不时发生龃龉。有一次，他因为同事的拙劣演奏而向他愤怒地扔掷假发。又一次，因为音乐理念的不合他甚至与另一位音乐家拔剑相向。
西班牙音乐家、音乐史家拉蒙·安德烈斯在《巴赫传：时代、观念与书籍》一书中认为，那些春秋笔法的传记和坊间传闻，其实没能真正看到巴赫默默承受过的挫折，没能体会到家庭成员的离世给他带来的打击与痛苦，没能关注到他在工作上接连不断遭遇的分歧，没能看到他除了安哈尔特-克滕的利奥波德亲王以外，鲜有来自赞助人尤其是莱比锡的赞助人的理解与支持。与总是眉头深锁、愤愤不平的贝多芬的历史形象相比，巴赫则是在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上，一个面对平凡生活的起起伏伏却永不低头的英雄主义形象。
尽管一生充满艰难险阻，巴赫对于音乐始终保持惊人的专注。无论境遇如何，巴赫都能克服万难沉潜在音乐中。有人说巴赫是一位虔诚的信徒，是信仰驱动着他的音乐创作；有人说巴赫是一位相当务实的人，他是出于工作需要才创作了数量繁多的教会音乐作品；还有人说巴赫的作品中闪耀着启蒙运动的思想光芒。然而，巴赫并不能这样简单地被定义，真实的巴赫是更加深刻而内在的。
巴赫生活的时代，启蒙运动还在酝酿中，孟德斯鸠在巴赫去世之前两年出版了《论法的精神》，卢梭在巴赫去世之后12年才出版了《社会契约论》。巴赫密切关注周遭发生的一切，但唯一对他真正具有吸引力的只是音乐。无论合乎音乐规则的展开、从低音而起的不可思议的变奏，还是多样的节奏组合、精简主题下弘大的对位，巴赫的音乐结构都展现出巴洛克音乐最本质的特点：一面向浩瀚宇宙发问，一面向心灵深处探寻；一面徜徉于天地自然，一面漫游于思想世界。
拉蒙·安德列斯认为，巴赫坚信在秩序与完美中，在追求“绝对”的过程中可以理解上帝的观念，这与当时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这个上帝是从帕斯卡尔到斯宾诺莎，从伽桑狄到沃尔夫这些前启蒙思想家心目中的上帝，自然、自由而多元，追求平衡与对称，追寻宇宙中万物的秩序。这个上帝的哲学意义已经超越了宗教意义。
那些流传坊间、供人饭后谈资的音乐家奇闻轶事，意在告诉人们音乐家也是人，有着平凡人的生存属性，但这并不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音乐。在生死之间困顿挣扎，并把精神世界永远地探向超越层面，或许这才是毕达哥拉斯派把哲学和音乐视为通达宇宙和谐之途径的原因，也是巴赫旺盛创作力的不竭源泉。
复调：生命之恸与《哥德堡变奏曲》
菲利普·肯尼科特小时候梦想成为一名钢琴家。满怀愤怒和性情暴躁的母亲为儿子提供了一切可能，最终却悲剧性地毁灭了一切可能。母亲曾是一名小提琴手，但在二战后的艰难岁月里，她在家务和四个孩子的抚养中耗尽了青春和激情，随着年龄增长，对死亡和一事无成的恐惧最终击溃了她，只留给她无休无止的抱怨和对孩子的恶语相向，甚至拳脚相加。一生受尽折磨，没有多少乐趣，最后痛苦离去，也没有得到任何意义上的平静。菲利普这样描述她。然而在死亡降临时，一个不信神的人却问同样不信神的儿子：人死后是否会受裁决？
在回家乡与母亲做最后的告别时，菲利普的行李箱中只有一张巴赫《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与组曲》。“巴赫可以契合我的一切心境。”在母亲去世后，菲利普决定重新练习《哥德堡变奏曲》。“《哥德堡变奏曲》反映了我的宇宙观。”他近乎痴狂地爱着巴赫，执迷于破解《哥德堡变奏曲》中蕴含的音乐与人生奥秘，通过聆听，通过弹奏。
在《复调：巴赫与生命之恸》中，菲利普以“对位法”书写了与母亲的情感纠合，以及与巴赫的精神探戈。在穿插的叙事和交织的现实生活与音乐世界里，他想追问的正是如复调般不即不离的两个主题：“怎样才算认识一首乐曲？怎样才算了解一个人？”
作为乐评人，他了解乐曲之后那些作为花边的典故和传说，大多不过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一如福克尔留下的这桩轶事：年轻的音乐家哥德堡所侍奉的俄罗斯伯爵凯瑟琳为失眠所困扰，想在长夜漫漫无心睡眠的时刻让哥德堡为其演奏，伴眠。伯爵请巴赫为他创作了这部包含1个咏叹调和30个变奏、最后回到主题的乐曲，巴赫因而得到装满一个金杯的金币作为报酬。
没人能够考证这个传说的真假，也没人能论证这首乐曲与解决失眠问题之间的必然关联。“听说过”巴赫的人大多都“听说过”这首经典曲目，但它何以堪称经典？有人说全凭形式上的完美，完美无缺的形式拔高了复杂性、秩序感、平衡性等等；有人则鼓吹以修辞或感染力为重的情感冲击力；还有人号称巴赫音乐反映了神性或普遍之物，从而成为太阳系的模拟或声音象征，抑或体现了数学和几何学的思想，因而是上帝的一幅意识图画，或是宇宙精神的一个隐喻。
所有这些诠释的路向都有其依据。然而，无论在音乐中还是在哲学中，形式都是一个过于形而上的概念。考虑到近代尤其20世纪以来古典音乐在欧美的普及（伴随着钢琴的普及和产量增长），音乐之于普罗大众也难说是什么对宇宙秩序的精神诉求，更多不过是一种中产阶级的文化潮流和门面装点。情感冲击力？不错，音乐“让我们回到赤裸的状态，更容易受伤痛、乡愁和记忆的侵袭”。一位年迈病重的教授在听一段温柔而忧伤的旋律时失声痛哭，泪流满面。但这并不是音乐最初被预期的效果。
“我对音乐能抚慰或治愈人心的说法嗤之以鼻。”菲利普说。他在音乐中找不到慰藉；音乐带来的不安多于满足，非但填补不了人们以为它能填满的欲望，反而让人渴望更多；它顶多是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以防他们沉湎于生活中更痛苦的事。在回家料理母亲丧事的整个过程中，巴赫是唯一能听得进去的音乐，也是在生命面前唯一不显得渺小苍白或无足轻重的音乐。菲利普写道：“它不可思议地作用于空间，在充斥着闲言碎语的嘈杂世界里圈出了一个私密的小世界，创造了一个容身之所，把我们不知为何称为‘现实’的世界隔绝在外，让我从对母亲的激烈情感中抽离，看着她的死亡一步步展开。它把世俗的事物挡在远方，将深刻的事物带到近旁，让人能够感受到它们的存在，又不至于被其可怖的黑暗吞噬。”
将深刻的事物带到近旁。拉蒙·安德烈斯在《巴赫传》中说，巴赫的许多作品都表现出对死亡的接纳，因为这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怀抱这样的信念，巴赫在此时此地，在这个终将走向结束的世界用音乐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感受的空间。菲利普在《复调》中遥遥地回应着拉蒙·安德烈斯：“在面对死神的必败之战中，我们必须学会优雅地放手。然而对于音乐，无论处在什么年龄，我们都只能通过愚蠢可笑的坚持去征服它，在生活中，坚持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品质。”
因此，他决心把《哥德堡变奏曲》拆解开来，细细研究里面的各种部件，看看自己会被带往何方，是不是可能在这条路上更加痛苦地认清自己的局限，同时有望获得某种教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对于那些聒噪之徒的斥责，从旁鼓舞着他：“去听，去弹，去爱，去崇拜，闭上你的嘴。”
怎样认识一首乐曲，便是怎样了解一个人。以及，生与死。
疗愈：音乐的慰藉与情绪共同体
2001年1月，圣但尼，亚当·谢尔登自闭症儿童与青少年医学教育中心。
大卫，18岁，不聋不哑，但因耳朵畸形所致，他不会说话。大提琴演奏家克莱尔为他整整拉了一年大提琴，九遍全部六组巴赫《降E大调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结果——“有些时刻，尽管短暂，却足以让人深感不负此生。大卫在巴赫全部六组大无整整九遍的演奏中逐渐挺立，绝对是其中之一。”在最后的几个月里，从未学过钢琴的大卫用钢琴回应了克莱尔的召唤，从两根手指弹出的小七度不和谐音程表露了他的内心，紧张，破碎，连绵不断。
“音乐使他得以表达自我？音乐在他身上引发了全新的感觉和情感？他是否确实在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声音世界？”从黑键到白键，从低八度到高八度，大卫的音乐经验游走在已知与未知的边缘，他不断探索和丰富着与声音世界的关系。克莱尔小心翼翼地回应着他，模仿着他，引领着他。交替的琴声最终化为交融的琴声，他们之间的语言开始混合。有时是静默。
克莱尔·奥佩尔，一位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受过严格音乐教育的大提琴演奏家，拥有哲学学位和艺术治疗师资格证。在教学与巡演之余，她为自闭症患者和养老院的失能老人、失智人士以及临终患者演奏。与菲利普·肯尼科特的理解不同，克莱尔相信音乐可以分享，相信音乐的疗愈作用，这不仅是对心灵的慰藉，而且是对身体和病痛的直接作用。
在最初偶然的尝试之后，她开启了一个融直觉的艺术和量化的分析于一体的医学项目——“舒伯特项目”，目的在于探究“现场音乐的反向感官刺激在何种程度上能对护理全程、对缓解病人的疼痛和焦虑，以及对护理人员、病人家属的心理健康起到有益作用”。三年后，针对112个病例的研究结果显示，病人的疼痛程度减弱了10%~50%，近90%的病人焦虑得到缓解，对护理人员的正向效果则达到100%。完美。
克莱尔在《舒伯特绷带》一书中，记录了自己接触到的诸多案例，她同样以复线的方式，讨论了音乐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复杂互动。较早感受“舒伯特绷带”镇痛之效（演奏舒伯特以为病人缓解疼痛）的凯斯勒夫人说：“音乐，它触动我们身上本质的、最美的、攸关生命的部分。音乐改变歌唱者。这是一种奇迹。”
克莱尔以抒情的笔调写下了一首首音乐赞歌：音乐是一种力量，汇聚时间的碎片，恢复持续的存在；在凝固的身体中，令人感受生命的活力，一种激情的回归，令人重逢流动的生命。音乐甚至就是生命本身。琴弦的振动就是生命的跃动，音乐的共鸣就是生命的共鸣，音符的飞翔就是灵魂的飞翔。在音乐中，人们共同感受苦乐，分享悲欢，并在这种“情绪共同体”里得到慰藉，从而从孤独和自我封闭中解脱，从死亡和病痛的恐惧中解脱，回归内心的平静，生活的宁静。
寻根究底，音乐可以是一切，但音乐之于人首先是一种情绪感受和情感表达的方式，是在飘渺时空里锚定自我并与他者建立联系，从而创造生命意义的一种方式。在结局确定是死亡的不确定的一生里，如何感受和感恩，如何面对衰老、疾病和死亡，如何平静地面对终将化为虚无的自我，而世界在没有我的世界里继续运行，我却去向何处？菲利普母亲的临终之问，指向所有的人，面临每一个人，从最伟大的哲学家和音乐家，到日常平凡的每一个人。在生与死的复调中，我们需要一个定旋律的支撑，并因而获得生命的统一性和连贯性。我们为此孜孜以求，而音乐无疑是其中一个可信赖的主题。
一改往常在作品最后题写“荣耀归于上帝”，1741年的《哥德堡变奏曲》首版扉页上写道：“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为行家而作，以振奋他们的灵魂。”人人都是自己生命的“行家”。即使不曾了解巴赫和所有与巴赫相关的故事，在他的音乐里，人们相遇相知；在音乐的世界里，人们可以找到“让脆弱的心灵重新振作的灵丹妙药”（罗伯特·波顿：《忧郁的解剖》）。
* 本文原载《文汇报》2025年3月2日“读书”。公号版见“文汇读书周报”，2025年3月2日。转载请注明出处。邀约书评请豆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