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1.施瑞伯的礼物
一个人送出礼物。
但礼物只有被对方收下了，它才成为礼物。施瑞伯本来希望以这本回忆录为人类的“科学和宗教事业”做出贡献，他把这本书作为礼物献给了科学和宗教。但它们没有收下它。
可是精神分析接收了它。自从弗洛伊德和荣格以来，精神分析已经把它收下了。那么，收礼的人应该像对待礼物一样对待施瑞伯的回忆录，把它仔细地层层拆包，好好端详一番。
历史上的分析家们已经把施瑞伯的礼物拆开，端详一番之后放进了柜子里了——那种存放中药的、有好多贴满标签的小抽屉的柜子。
施瑞伯的礼物丰富了精神分析的思想和话语库存，他的反思和概念，也随着弗洛伊德和拉康等人的话语一起在市面上流转。人们还在享用施瑞伯的成果。但时间久了，人们很少再打开抽屉，也忘记了这些知识的增添最初是一份礼物带来的。
2.反思与确信
施瑞伯的回忆录最开始触动到我、让我起了要翻译的念头的段落，是公开信里对“灵魂谋杀”的解释。这时施瑞伯已经不在急性的发作状态，他清晰的理解力和反思力要怎么和一个超自然体系共存？他说（让我完整引用这段话）：
“是不是可以把声音关于某人实施了灵魂谋杀的种种说法解释为：灵魂（光束）认为一个人的神经系统如此强烈地被另一个人影响，以至于前者自身的意志力被俘获的情况（如催眠时发生的），是不被允许的。为了强调其不合法性质，它被称为‘灵魂谋杀’，因为灵魂找不到更好的词，就从现有的说法中挑选了一个；也因为灵魂有夸大地表达自己的内在倾向。”
这段话让我一下子感受到了施瑞伯的主体性。精神病学家把妄想定义为一种和怀疑相对的确信，确实，我们可以从施瑞伯的语气里感受到某种笃定。但它不见得是单一层次、排除了反思的确信，而是一种囊括了层次丰富的反思与斟酌的确信。施瑞伯在回忆录的不同时期，围绕着他经历的某种不可理解的神秘，试探性地建立了许多不完全一致的解释。追溯这个演变历程比概括它的最终形态有趣得多。而在这个段落里，“超自然事物”的想象面纱已经被缩减到最低程度，被还原至一个简单朴素的内核：一种过强的、可以说是击穿了他的主体性的影响袭来，以至于他不再是作为一个自主的人面对这种影响（考虑是否接受、如何接受……），而是直接被对象化了。那么这个几乎剥离了超自然要素的内核仍然是超自然的吗？这个不可还原的内核仍然是一种疯狂吗？
我们也注意到，施瑞伯在这段话里没有说“我”；是“灵魂”提出了“灵魂谋杀”的说法，而且它是在“找不到更好的词”的情况下，以一种“夸大”的倾向，选择了一个“现有的说法”。可以说，施瑞伯对“灵魂”行为动机的分析是朴实且不带任何“夸大”的。他也知道“灵魂谋杀”这个词出自他熟悉的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在“夸大妄想”里进行夸大的究竟是谁？它至少不是施瑞伯认同为“我”的部分。他的“我”在这种冷静、客观的观察里，在他理解“灵魂”的所作所为并向我们讲述它的努力里。
或许，与其过分强调“精神病人的话语不可理解”，我们也需要把一段话里可理解和不可理解的部分区分开，或者说，把对病人本人来说不可理解的部分，与他试图理解它的努力区分开。精神病人的话并不是一整块不可理解的原料，当我们出于谨慎和距离感做出如此的判断，也是把他的话整个当成了物，这也就忽略了病人去理解和建构不可思议之物的过程中的主体性。不仅精神病专家们是病人的见证者，病人本人首先是“病”的第一个见证者。
施瑞伯见证着，他并非不加区分地“相信”他接收到的一切，而是对这个幻觉和妄想宇宙中的虚实层次做了详尽的观察。他像一个精神病学家一样，剖析着这些声音的动机。在这一点上，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偏执狂和哲学家相似。
3.上帝领域的（非）二元性
一方面，表面上的二元性无处不在：施瑞伯与弗莱希格、上帝与“过验灵魂”、低阶和高阶上帝……另一方面，这些对子并不总是能明确、稳定地区分出正反派。施瑞伯试图明确是谁造成了他的痛苦、谁是他可以依靠的，但这些定位的企图要么会被进一步的观察证伪（发现上帝对于“灵魂谋杀”事件并非没有责任），要么会被新的幻觉打乱（上帝企图把施瑞伯“展现”为“灵魂谋杀”的始作俑者，以便把他抛弃）。
如果上帝是“正派”，那么“反派”是谁？是犯下灵魂谋杀的弗莱希格，或者，是施瑞伯自己过度紧张的神经对上帝产生了足以危及其存在的过强吸引力？是“神经的病态兴奋”把施瑞伯送进了弗莱希格的精神病院，但这种兴奋的原因似乎是不明确的。对于施瑞伯、上帝、“过验灵魂”（以弗莱希格为代表）这三方的关系，施瑞伯有一个很特别的解释是：“过验灵魂”要利用施瑞伯的吸引力，拉拢上帝的神圣光束以获得力量——换句话说，施瑞伯过度紧张的神经被过验灵魂当成了“用来捕获神圣光束”的陷阱。过强的吸引力，让施瑞伯成为了上帝领域的黑洞。
上帝要想完全修好这个黑洞，就必须付出一定量的牺牲，但这对于受“自我保存本能”驱使的生物性上帝来说是做不到的。因此上帝和他的关系以“摇摆”为特征——上帝在修好施瑞伯（需要接近他）和抛弃施瑞伯（远离他）之间摇摆不定。周期性的摇摆在施瑞伯的经验中无处不在，上帝接近时的充沛时光，和上帝远离时剧烈的痛苦交替出现出现，就连施瑞伯的女性乳房也会在几分钟之内变大变小。上帝的神经一会儿被施瑞伯强烈吸引、开始消融进他的身体，一会儿又因距离过近而发动紧急撤离，再过一会儿又重新被吸过来……就这样循环往复，像洞口一呼一吸。似乎施瑞伯宇宙中的“二元性”不在于恒定的两极，而在于这种一来一去的摇摆过程。
稳定保持在一个让双方都能忍受的距离似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在过近和过远之间来回摇摆。恰当的距离，就是“按照世界秩序，上帝只和死人接触”，一旦上帝和作为活人的施瑞伯建立了神经连附，恰当的距离就已经被打破。施瑞伯曾经试图凭着他的吸引力一口气清除所有的“过验灵魂”，但灵魂乃至上帝自身都发动了“绑定到天体”，把自己永久地固定在天上，从此施瑞伯和上帝就像皮筋的两个端点，在接近和退远之间反复拉伸。这种张力永远无法消除。在施瑞伯死之前，“上帝只和死人接触”的世界秩序都无法得到完全恢复。
从回忆录里，我们不知道施瑞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了“世界秩序”的想法，这种“无人称的”、即便是上帝也无法长久违背的秩序，是施瑞伯“自保的绝对有效的武器”。它凌驾于上帝、施瑞伯和过验灵魂之上，是一道超出了“摇摆”的主体间性的恒定不变的法则。当然，施瑞伯是在发病之后，在世界秩序被违背之后才了解到它的，他寄希望于在遥远的未来它将得以恢复，届时他的痛苦和努力也将获得相应的“报偿”。
4.帷幕后的声音
1879年，就在施瑞伯第一次发病住进莱比锡大学精神病院的五年前，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第一所心理学“实验室”，用内省反思的方式观察心理活动。后来这种研究方式遭到了批判，比如威廉·詹姆斯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内省就像“飞快地打开煤气灯，来看看黑暗的真面目”（引自查尔斯·费尼霍，《脑海中的声音》）。——以意识之光窥探无意识的黑暗原貌，是否是自相矛盾的？
在施瑞伯这里呢？如果我们借用詹姆斯的比喻，把明确清晰的思维和感受比作精神舞台上上演的戏剧，那么在施瑞伯生病的近十年里，他（被迫）做出详尽观察的不仅有妄想舞台上的宏大情节，更是包括舞台背后漆黑的背景，帷幕的褶皱和肌理，以及从黑暗的幕布缝隙里透出来的含混、无形之物。也许他曾“被允许朝那向来隐匿于凡人目光之外的黑暗帷幕后窥探”？
施瑞伯说，“光束”为他的“内部神经系统提供了必要的照明”。向来照在世界舞台上的聚光灯，在他这里似乎从外部移向了内部，于是外面的世界暗淡了，好像表演已经落幕，世界已经终结，而帷幕背后却被打得透亮，那些原本登不上台面的混沌被反向投在现实的幕布上。施瑞伯看到了他内部的蹩脚戏剧，或者说看到了一场始终在排练中的、未定型的戏剧直接在眼前混乱地上演了。他的妄想剧目，似乎是一场“图型”和“背景”重叠交织、幕前和幕后不再区分的实验戏剧。
当思维反过来观察自己形成的过程，原本自动、自发的形成过程就被打断了。这体现为两个方面。首先，一种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自动过程进入了意识，就像英译者在书末的注释中说的，出现了“一种对无意识心理过程的觉察”——雪花点似的背景、潜在的“基底”被激活，凸显为一种贫瘠的机械运动。在聚光灯下，每一种心理活动都被拎出来单独命名，“愿望思想、决心思想、三思思想”，哪怕什么都不想，也是一种“没想什么思想”。这些细碎而嘈杂的精神运动并非只存在于施瑞伯患病的头脑中，而是隐匿地活跃于每个人的思维背景里。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施瑞伯举了不少和语言学习有关的例子来解释这种内部言语：它就像小孩默背诗歌、家长旁听孩子考试时在心里自动回应老师的提问，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焉不察的。另一方面，一旦这些不由自主的心理活动变得有意识，思考的主体就开始对自己的思维过程感到束手无策——毕竟它原本只是这些过程默默孕育出来的产物。施瑞伯无法靠意志力停下“神经语言”在头脑里的嗡鸣，他只能用更有意识的心理活动和行动暂时盖过它们——弹钢琴、下象棋、和别人对话；甚至他不得不边吃饭边说话、边弹钢琴边拉屎、在想要休息的时候默数“1234”……由此可见，自动思维的“一刻不停”似乎也导致了一种“一刻不能停”。
“必须不停思考……人通过偶尔什么也不想来让他心智的神经获得必要休息的自然权利，在我这里从一开始就被和我接触的光束剥夺了”。话语从思维沉默的缝隙里透出来，意识的间隙全部被意识填满了。一个过度关注自己的每一块肌肉该怎么摆的演员要怎么跳舞？一种对思考的要求、强制，像一根鞭子抽打着主体，驱使他思考、敲诈着思想。施瑞伯在精神病院里与世隔绝，他和世界仅有的联系只剩下和上帝的联系了——他以他的思维、以脑海中的声音、以这些内部机制和上帝维持着绝对的联系，以弥补和世界的绝对断联。这种联系绝不能中断，片刻的停歇也会被感受为上帝的远离，一旦他停止用思维向上帝发出能证明他的精神还存活的信号，“上帝就会假定我痴呆了”，并立刻企图从他这里“撤离”，把他抛弃；在这一瞬间即将敞开的绝对空洞中，他“用于呼吸的肌肉”被猛烈地扯动，咆哮的声音从他喉咙的空腔里爆发出来……
声音说话。它们有时以第三人称指代施瑞伯，有时也以施瑞伯自己的口吻说“我”。这个“我”究竟是谁？当施瑞伯转述内部声音的言语（上帝、光束、声音的话），他总是以不定代词“one”（“Man”）为主语，一个不是任何人的无人/人人。施瑞伯根据这些幕后声音的内容，区分出各式各样的发源地和立场，它们有的涉及到上帝领域的永恒秩序、有的讲述着德国现代史的余波（未竟的1848年革命）、有的透露了哪怕是精神病院围墙也无法隔绝的时代气息（“大部分灵魂倾向于日耳曼民族主义”）。1940年，施瑞伯曾经居住过的松嫩施泰因疗养院被纳粹征用，改建为一座专用于屠杀精神病人和智力障碍者的“安乐死”基地——施瑞伯是否曾预感到这场席卷世界的“末日”？毕竟，“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在某种“集体无意识”中孕育的，当施瑞伯向“黑暗的帷幕后窥探”，他是否也偷听到了时代的喑哑喧嚣？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