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正义与个体追责

作者的主要观点就是认为对于纳粹大屠杀的个体追责是必须的，对于纳粹大屠杀的历史追责，是应该也必须要落实到每一个个体的历史参与者的，因为大屠杀能够实现，绝不仅仅只是几个领导人物的责任，这里面有大量直接或间接促成了这一事件的人，从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命令执行者，到所有那些冷眼旁观的德国人，他们实际上全部都有责任。但是在战后，他们大多数隐藏了自己当年真实的身份和自己的罪责，就好像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安然无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那些在现代历史上经历过极权政治的国家而言，转型正义的实现其实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而政治体制的变革可能仅仅只是这个过程的一个开始。政治制度的变革可能是由某些外部原因造成的（比如德国的战败），但是转型正义的实现，尤其是集体记忆的重塑，一定是一个国民整体观念的转变，这个过程，用日本鲁迅研究者竹内好的话来讲，叫做“回心”，而它的实现实际上需要至少三代人的过程。 实际上在战后一开始，德国民众对于那些遭受过纳粹政治迫害的人是持冷漠态度的，没有人愿意听他们的故事。在战后阿登纳时代的西德，对于纳粹问题的反思只是象征性的，对于牵涉到大屠杀过程中的罪犯的审判也是敷衍潦草的，由此造成的现象就是那些曾经为纳粹德国服务的人，又重新出现在了战后的德国政府中，在某些部门当中的比例甚至高得惊人。而那些为纳粹德国的军工服务过的企业（同时也受益于纳粹集中营的奴隶劳工）依旧安然无恙。同时美国的冷战政策也使得联合欧洲一致对抗苏联成为了首要考虑，清算纳粹德国的任务被暂时搁置。与此同时，东德的意识形态路线总体上是反法西斯的，所以会对前纳粹分子进行更多象征性的惩罚，但是这种反思往往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教条而无法真正深入展开。艾希曼的审判在六十年代之后重新开启了某些人希望通过法庭审判追讨正义的决心，六七十年代在德国国内开展了几次重要的审判，但是受制于时代因素，集中营的受害者往往无法对于某个纳粹分子提出具体而有力的指控，而纳粹分子却往往可以凭借自己是被迫的这一借口而为自己开脱。真正的转变是从八九十年代才逐渐开始的，后来很多追溯性的审判开始明确一点，就是当时的参与者不需要怀有主观的意愿，只要他是参与者和执行者，哪怕他是被动的，也是有罪的。与此同时大屠杀亲历者的个体记忆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尽管这种关注仍然不可能给予每一位历史的亲历者同等程度的重视。这种转变之所以能够实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德本身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这使得关于过去的历史事实可以在代际之间传递。亲身经历过纳粹德国的那一代人，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前纳粹分子，可能都会有意的回避自己的亲身经历，但是他们的经历还是会间接地影响到他们下一代的历史观，当下一代人不再受制于老一代人的心理负担，他们才会开始勇敢地面对历史的真相。 很多年之后，当初的历史亲历者都已经不在了，无论是纳粹分子还是受害者，历史书写正是在这样一种原告和被告都缺席的状况下重新开启了对于历史的审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实际上是实践了保罗利科在《记忆·历史·遗忘》当中的观点，那就是说对于转型正义而言，法律的审判只能触及表面上的一小部分政要人物，但是对于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事件而言，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它实际上是在无数普通人直接或间接的协助过程当中实现的。法律的审判不可能把所有的相关人员全都绳之以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承担了法官的职责，而历史书写变成了对于所有相关人员的间接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