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亦：《从素王到真王：刘逢禄〈春秋〉学研究》读书笔记

按：本书对刘逢禄经学的论述尚在其次（大幅抄录近人论述，枝蔓丛生），对君主制的论述颇为有趣。只是以君德成就为驯化君主，以选举与考试制度为君权延伸等看法，实已落入近人窠臼。

引言，第4-9页，在传统君主制下，儒家欲实现其政治理想，关键在于君德之成就。故自贾谊以后，儒家莫不重视傅职经筵，以为成就君德的根本。其实，不独儒家有“致君尧舜”之期望，西人亦有“哲学王”的理想，其意图并无根本差异，不过驯化君主而已。【5-6】驯化君主两途：嗣君之教育，君权职约束。【6】认为近人对君主专制的批评导向儒家只能通过后一种方法驯化君主，“政教分离虽属君主制的基本前提，但儒家正是通过政教之分离，而实现借教权益约束君权的目标。”【7】但君主制下，君权至高无上，教权抑而不显【8】提醒注意90年代以后的反世俗化潮流，批评学者须意识到此种大势，不能执守世俗化道路【9】有趣的是注释中曾亦反复强调儒家与伊斯兰教相通。还谈到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之分，指出心性儒学有着强烈的民间色彩，故而民国以来，虽然政治儒学随着君主制的覆灭而瓦解，但“接着宋人讲”的现代新儒学却反而得到了复兴【9】

第三章，第108-112页，认为孔子后裔和经师，政治地位远不如什叶派教法学家。“无论汉魏时的察举制，还是唐宋以后的科举制，儒士皆通过对经典的研习而进入仕途，即只是作为君权的延伸来实现其治国的理想…。显然，儒士对政治的参与度虽高，但毕竟不同于教法学家通过掌握政权来治国，而是以对君权的认同乃至屈从为前提。换言之，儒士只能借助君权以行道。”【108】分三种国家：神权国家、君权国家、民权国家。曾亦认为，秦汉以后传统中国虽施行君主制为主，但受儒教思想影响，“固既有神权国家的基本特点，又兼具民权国家的某些内容。”【110】进而认为儒教国家的这种特点可上诉到孔子及儒家的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绝非出于秦汉已降历代帝国对儒家的利用。【111】中国君主制的典范是三代，历代儒者以复三代为政治理想，目的是规诱时君而合乎先王之道。但回归三代君主有根本困难，君臣民不再具有血缘关系，如此君王统治臣、民的合法性无从建立。董仲舒重构君权的合法性，奠定了新君主制的基本框架。【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