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唢呐吹奏一曲《卡农》

“你有一种殖民教育所赋予的东西——清晰的写作风格。”——当周蕾在美国读研期间的作业上收到一名教授这样的评语时，她感到不安，因为那“就像是收到一份意外的强制令”。自小便接受殖民教育的周蕾意识到，在其他语境中可以被视为是一种优点的“言语清晰”，在殖民情境中却明显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成功压制的症候：使用语言的主体本身退后，某个殖民政权统治的有效性向前。

从不断被教唆要远离母语（中文）到仍被轻易判定为“不像说母语（英文）者”，这似乎是母语（中文）及其拥有者在后殖民时代必然会经历的屈辱时刻。

在电影《千年敬祈》中，宜兰告诉父亲，母语（中文）教会她的，是时刻记得闭嘴和压抑所有情绪，所以她在与中国丈夫缔结的婚姻中选择沉默，直至婚姻破裂；但英语教会她表达和宣泄，她用英语和俄国情人交流，畅通无阻地传达和接收彼此的情感诉求。但当宜兰后来先用母语后用英语对她的俄国情人说中国有句古话是“修百世可同舟，修千世可共枕（share pillow with someone）”，而他们之间的缘分还“不够结婚的（not enough for us to become husband and wife）”时，俄国情人的脸上露出的，是困惑和受到背叛的表情。

即便是情爱之语言，当其置于后殖民跨文化翻译中，依然存在“可疑之处”，背后显现的是不同语言在世界上处于“不平等”地位的真相，如周蕾所指出的，语言从来都无法与自身完全一致，在翻译过程中，文化不平等成为交流的首要问题，背叛看上去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这或许是语言从未曾痊愈的创伤。

回到“像或不像说母语者”的问题上来，即便被殖民者对殖民者语言的掌握已然达到母语使用者的标准，却仍然可能面对与正统权威对立的讥讽与指责。周蕾将种族与语言关联起来，以“黑人变白”为例，提出“掌握语言被翻译并接受为肤色的价值”。

如果把黑人换成黄种人，换成生活在白人社会中的亚裔面孔，可以想见，黑人在从称呼到视觉上被客体化的体验几乎可以复制粘贴在黄种人身上。

口音同肤色并不能相互矫正，在由跨文化和（后）殖民环境中习得听、说、读、写的能力塑造出的新身份反而让旧身份无处遁形，那么所谓的“像”，会不会是一个悖论？而“母语”，这门常使其拥有者陷入“失语”和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的语言，注定只会自我默许其处于被取消和被规训的从属地位吗？

从周蕾回忆曾身为播音员的母亲的经历，或许可以勾勒出其中一种答案的轮廓：以树立并传达伦理约束意识的母语，拒绝为一部有辱家国尊严的影片撰写广播剧剧本——母亲用母语筑起对历史加诸于个体身上集体记忆不容侵犯的堡垒，却以“沉静”，主动发出最为清晰嘹亮的声响。如同用唢呐不卑不亢地吹奏一曲《卡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