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产阶级的经验是当今现代化建设的基石之一

这本书提出了很好的问题，却没有很好的展开。

作者在法文版序写道：

“民国时期的最初十几年（1915—1927年），是中国资产阶级鼎盛发展的十几年，而此时的政府权威甚至国家概念正处于遥无踪影的状态。在这个被孙中山称之“一盘散沙”的时期里，中国呈现军阀混战的无政府局面。本书首先试图说明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在政府权威消亡的条件下所取得的胜利，而政府往往被视作压迫性的权力机构。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资产阶级自觉地投身于社会活动，显示出它有能力组建自己的代表协会，确定审议和协商程序，在整个市民社会基础之上建立自治机构。在实现经济现代化这一目标上的广泛的一致，体现出一种充满活力的自发精神，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一些富有实效的成果。按当时中国城市的发展规模来看，其实际状况与人们有时描绘的“萎靡不振”的图景大相径庭。

中国资产阶级黄金时代以失败而告终的命运，又说明如果没有国家任何的干预，亦无法建立保障国民经济发展的机制。确实，人们因此可以责难当时市民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不成熟的、幼稚的特征以及它的脆弱性。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与欧洲先前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清朝官僚曾在19世纪末期掀起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次浪潮。这次浪潮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借助于国家资金和国外贷款为基本点。相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现代化的重点则在于发展轻工业，利用私人资本和发挥私营企业家的聪明才智，以及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尽管上述阶段前后相续，我们却不应断定它们有着必然的联系。事实上，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所取得的成效，并未能导致产生一种新的发展策略。这与俄国的情况颇为相似，因为在1906年维特（S.Y.Witte，1849—1915年，俄国贵族，曾在总理大臣任内主持实行君主立宪和工业化的改革）强行实施现代化政策之后，俄国所呈现的也是一种带有自发性质的发展状况。

然而各届政府（无论是1860—1911年的清政府、1927—1949年的国民党政府，或是……）的现代化政策的破产，明确地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国家政权如果首先从本身的官僚体制着手来推行改革，那将会遇到极大的麻烦。历经数个世纪的交替，不同政权的更迭，官僚阶层都表现出相似的对抗和推诿，成为国家的一种负担。这就是为什么各个政权（无论是集权还是专制政权）经常寻求各种社会力量支持的重要原因。在当权者看来，寻求社会力量的合作，是绕过官僚体制本身的障碍、实现发展计划的妙方。如果这类合作者并不存在，国家就会设法加以培植。清朝曾谕令各地创办商会，蒋介石曾聘请资本家担任经济管理机构的高级干部，现今中国领导人也起用失宠已久的老资本家。现代化关系着民族的兴衰，它的迫切性及其机制的需要，实际上使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关系得到缓和。在交织着革命与反革命、独裁与内战的社会动乱之中，国家与有可能成为其合作者（或者掌权者）的代理人、或与享有一些自主权的合作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权力辩证法。

同样，对于市民社会的研究也最终把笔者引导到国家的问题。如果在中国革命方面，资产阶级曾经有过消沉的时刻——借用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阐述俄国状态的术语——成为一个“下落不明”的资产阶级，那么，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则是国家“下落不明”了。或许国家干涉太多，缺乏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能给予的那种支持和推动力，或许国家政权无能为力，以致整个民族陷于徒劳无益的军阀混战之中。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在它所处时代所获得的经验具有独创和特殊的意义。它曾经构成了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自治力量的最前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资产阶级当时所获得的阵地很快就丢失了，并且再也未能重整旗鼓。1927年以后，资产阶级日益受到国民党官僚阶层的压制和归并。由于国家已经成为管理者，它可以将资产阶级以往的思想和方法付诸实施。资产阶级存留于世的遗产，就是在踌躇、改革和调整，或更多的是在有计划的发展过程中，得以长期沿袭的。直至今天，中国资产阶级所获得的经验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甚至可以这么说，它是中国目前正在实行的现代化建设的基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