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与礼学文献结合下探索古代等级体制在酒爵上的反映

《酒之爵与人之爵：东周礼书所见酒器等级礼制初探》阎步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阎步克先生是我敬仰的学者，不夸张地说他每出一本书我都跟进读，原因是在他身上我看到学术的认真，先生今年都70岁了，但依然在写书，真的是从心所欲。而且每本书质量都颇高，我读完都能领略学术的新境界。于是近几年每年都会打开他的书看，成为一种阅读习惯。 这本《酒之爵与人之爵》副标题东周礼书所见酒器等级礼制初探，是研究爵从商西周到东周进入礼书之后的变化的。所收8篇论文，都相当精彩，新论很多。所以我一直坚信，搞历史研究的人，灵性很重要，能发掘问题提出新说。 “礼书五爵的称谓原理：容量化器名”此文的关键意义是考证出东周（春秋）礼书中的五爵（爵，觚，觯，角，散=斝）与商西周出土的五器（爵，觚，觯，角，斝）不同。前者是容量单位的名称，后者是器型的名称。 商西周的五器在西周中期以后就不再铸造，我们现在的考古出土青铜器可以证明。五器的形状如下 爵：有流有鋬有柱的三足酒器 觚：侈口细颈、状若喇叭的饮酒器 觯：侈口束颈深腹饮酒器 角：形状似爵，但无流无柱的三足酒器 散（斝）：有柱有鋬无流无尾的三足酒器

我当年看《太平御览》，其中提到孔子的一句话“削觚而志有所念觥，不时成”。如果春秋时期的觚是商西周那种青铜器，一个木匠他要怎么削呢？我当时就产生这种疑惑，阎步克的这篇文章算是给我解惑了。春秋时期的五爵，绝对不是我们到博物馆看到的那些青铜器，而是漆木器。春秋的礼学家把商周时期的五器名称拿来换作容量单位，而饮酒器（具体说只有礼方面的饮酒器才能称为五爵）的形状用料已经变化。 阎步克通过考证《韩诗外传》中的原文，以及《仪礼》与《考工记》的矛盾记载，认同了郑玄与马融的见解，从而建立起，爵一升，觚二升，觯三升，角四升，斝五升的五爵等级体系。在礼书中记载当时饮酒“以小为贵”，能用爵的人是地位最高的，所以用五爵来统称整个计量单位。后来汉儒附会春秋礼法，把爵解释成尽，觚解释成寡，觯解释成适，角是触，散是讪。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形容词是从少到过量的顺序。虽然汉儒的说法有拼凑之嫌，但是它体现的思路是古代礼的遗传。我之前看杨宽的书，也提到周代提倡少饮酒（商代前车之鉴），所以地位高的喝的少很正常。 周的礼是一个精致的等级体系，五爵通过容量标明身份的考证真是神来之笔。 但仅仅考证出五爵是容量化器名并不是这篇74页论文的全部。因为在逻辑上，还要证明五爵是同一种器型。阎步克通过文献学知识梳理出宋代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了解到三礼图的源头是六种汉唐礼图，这些礼图代代相传，其中郑玄的注“凡诸觞皆形同，升数则异。”明确提到礼书中五爵形状一样，可以追溯到汉初叔孙通的《汉礼器制度》，叔孙通年轻时曾在鲁地学礼，对于先秦礼法十分精通，后刘邦请他为汉代制礼。三礼图中的五爵是可以看到最古的五爵样子。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觚觯角散都是筒形器，爵略微不同下面有一个雀的造型。阎步克后文提出假说，为何爵下有雀。 从文献上证明了，五爵同形。作者并不满足于此，礼图属于传统文献，如果能在出土文物上找到同形的证据，在逻辑上就会更加完美。

于是阎步克利用了另一种史料，即出土的青铜器图像。在春秋末战国初，给铜器画图像非常流行，其中有些图像画出了当时贵族饮酒的场面。其中使用的饮酒器均为一种形状的器物，许多学者对这种形状命名不一，但都认为是同形器物。阎步克倾向于命名为“觚形器”，也即春秋战国时，也就是东周礼书记载的五爵即不同容积的觚形器。

1976年，宝鸡市扶风县云塘窖藏中发现两件斗形器，属于西周晚期，器主是伯公父，铭文上赫然写着“爵”。这种斗形器是用来酌酒的，今天用勺称呼。但是在西周晚期，春秋之前叫爵。这是迄今为止发掘考古遗址中唯一出土斗形器爵的例子。为我们填补了爵的演变历史的重要一环。 至此阎步克考证出爵的演变 （1）商西周中期，爵为三足器，用来温酒 （2）西周晚期，爵为有柄斗形器，用来酌酒 （3）东周时期。爵为筒形器（觚形器），用来饮酒 （4）汉初，爵为有柄杯形（筒形器分化出来），用来饮酒 商西周时，人们用爵（角，散当时也是温酒器）来温酒。在西周中期，不再有温酒环节之后，三足爵从历史上消失。这个爵字此后用来指酌酒的工具，到春秋时，爵指饮酒器之后，用勺代替以前称爵的斗形器。 至于汉代礼图中爵下的雀，阎步克的解释是《说文解字》中爵的字形像雀，当时饮酒的爵，像雀，取其鸣节节足足也。古雀爵同音通假，于是古人有灵感在制作礼图时，爵的下面是一个雀的造型。 这篇文章是全书第一篇，也是最长的一篇。意义从小处看，为我们完美论证爵之演变史。从大处看，先秦器物的名称，同一个字不同时代指不同器型，用途也不一样。这种原则不局限于爵一个，其他器物也可以考证。这篇文章更大的意义则是充分展示二重证据法。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我曾经说是现代历史学的起点，现在看一点不错。阎步克用的二重证据法就是“王学”只不过更加精致了。我为阎步克的论证逻辑之严谨而折服，这篇文章太精彩，我真有孔子当年在齐国听韶乐的神态，“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在“由《三礼图》雀杯爵论爵名三迁，爵有四形”一文中阎步克深论了在“礼书五爵的称谓原理：容量化器名”没有细致讨论的雀杯爵问题，其中从古文字学方面讨论爵与功的关系，说明了从商到春秋战国酒器组合的变迁，视角独特。我在此无意把八篇论文的精彩之处都细致说一遍，我仅仅具体讲了第一篇论文，因为这篇论文可以看做全书的纲目，是为读者展示阎步克研究的方法论，即史学视角（其中以考古学资料运用为主）与礼学视角的互相证明。其他几篇文章，在方法论上没有超出这一范畴，比如通过“以素为贵”讨论，礼书中所记载士虞礼中废爵、足爵、繶爵均为斗形爵，你就必须在我所说第一篇论文的视角下才能看懂。再比如讨论的圭瓒、璋瓒与废爵、足爵、繶爵同形异名所揭示出，东周礼根据不同场合采用不同名字称呼所使用的同一种器物。这些新论，不单单对于我们重新阅读礼书有新见解，而且总体上丰富了周的礼等级体系的认知。要说本书有什么不足，就是阎步克虽然及其精彩地论证了“尊壶者面其鼻”中的鼻指的是青铜罍中兽面凸出物，但是作者没有提出一个设尊者与酌酒者的朝向假说，他仅仅指出孔颖达、贾公彦、朱熹、孙希旦等礼学家注疏时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我想这个问题，先生还没有考虑周全，他在未来的著作中可能给予更加充分的说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