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灵魂谋杀”到自我救赎：施瑞伯神经疾病历程速写

卡夫卡《击剑》；1917

施瑞伯的《一名神经疾病患者的回忆录》（下文简称《回忆录》）原文出版已经过去了一百余年，它的中文版能由我来翻译，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幸运又有些奇怪的事。弗洛伊德的施瑞伯专论的中文版早已出版，关于他的论著也不计其数，因此对许多精神分析学习者来说，施瑞伯几乎是“精神病”的典范；可是他的文本本身作为这些话语蛛网的中心结点，却总是被略过。没有人能把施瑞伯从精神分析的历史中丢弃，但不知出怎样的“阻抗”，也很少有精神分析学习者愿意像钻研“大分析家”们的话语那样，认真聆听施瑞伯究竟想要说什么。

我和大多数精神分析学习者一样，是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论述得知了施瑞伯，然而就像没看过小说直接读了书评一样，我对他们的阐发感到无从判断。直到我自己因为精神问题开始接受精神分析，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间之后，偶然间翻出施瑞伯的英文版开始阅读，才算是第一次抛开他人的转述“认识”了这个人。见字如面。我常常感到精神病人的原话和对它们的理论分析在“字面”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质感。病人的原话往往具有一种独特的清晰、锐利和严格性，但这种严格性往往难以被安放进理论的严格框架中。

和许多精神分析研究者们对施瑞伯话语的阻抗相反，我有一种反向的、对理论的阻抗，这使我难以把直观的亲近感转化为理论。因此，我想在这里简要勾勒的施瑞伯的发病历程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流水账”，一份常识性的速写。这样的速写和理论的关系或许就像阴刻和阳刻，从两个方向互补地勾勒出一个人的精神轮廓。

一、历史和家庭

施瑞伯生于1842年的莱比锡，死于1911年，他生活在俾斯麦掌权下的德国。1848年德国革命爆发时，施瑞伯6岁，一些资料显示，他的家庭也卷入了当时的政治风波。这场旨在实现德国统一的民主革命轰轰烈烈地持续了一年，以失败告终；直到俾斯麦以强权和战争将德国统一。1871年，德国有了新的宪法，这时施瑞伯将近30岁，已经是一名法学家，据说他也参与了当时新德国民法典的制定。

彼时，他所操持的这一法律系统才刚刚诞生，自然法和实证法的争论还在活跃地展开，本雅明所谓的“立法暴力”时刻还没有来得及退入历史的背景。埃里克·桑德伯格（Eric Sandberg）在《我的私人德国》（My Own Private Germany：Daniel Paul Schreber’s Secret History of Modernity）一书中，以施瑞伯为切入点探讨了很多当时的时代问题。他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导致施瑞伯疾病发作的原因之一是社会象征权威系统的危机（他称之为“授衔危机”），即让社会身份立得住脚的整个体系都变得不可信了。当施瑞伯升任大法官，掌握了德勒斯顿的最高裁决权，他就来到了危机的中心，而法律在根本上无根基性的一面——法律中心的洞——就像活板门一样在他脚下张开。

施瑞伯的家庭也颇为显赫，这个家族里出了许多律师和科学工作者。他的父亲莫里茨·施瑞伯是当时著名的矫形外科专家和育儿专家，他的科普和育儿著作是当时的畅销书，里面充满了严格的身体规训和对绝对服从的要求，被后世称为“有毒的教育学”。他很可能也是以这种方式来驯养他的两个儿子。但他不仅是个严厉可怕的大家长，他本身也是一个病人。据说他早年身体虚弱、忧郁，甚至有杀人冲动，但硬是靠体育锻炼让自己强撑了下来，塑造了运动员般的体魄。正是这段经历让莫里茨的兴趣从单纯的医学转向了儿童教育学。他的教育理念中有一个很强的执念是要让孩子的体态保持绝对笔直，站着、坐着甚至连睡觉都要保持绝对的仰卧姿势，一动不动，为此他发明了一系列捆绑器械，比如著名的“笔直固定架”。但在大约51岁的时候，在一次日常体操锻炼中，他被倒下的梯子意外砸中了头，此后便一蹶不振。这个用“笔直固定架”强撑起自己的男子气概的人，突然瘫倒成了一个虚弱、退缩、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且除了妻子谁也不愿意见的人，在两年后，他去世了。

他去世那一年，小施瑞伯19岁，在即将成人时，他见证了父亲从一个颇有社会威望的硬汉垮塌成一个病人。随后，这种在事业巅峰时刻突然溃败瘫倒的模式开始在施瑞伯的家庭里传递。父亲死后，哥哥古斯塔夫成了一家之主。古斯塔夫也是一名法学家，30多岁时被提拔为地方执法官，但在几周后便开枪自杀了。就这样，我们的病人丹尼尔·保罗成为了家中唯一的男性。在竞选国会议员失败后，他的神经疾病第一次发作，当时的主要表现是疑病和忧郁，在弗莱希格医生的精神病院住院半年后似乎康复了（《回忆录》中交代了施瑞伯的妻子对弗莱希格的深切感激，以及施瑞伯对弗莱希格略带不满的认可）。9年后，51岁的施瑞伯升任大法官，他再次发病，事业的成功却让他病得比失败时更加严重，这次发病使他在精神病院住了足足9年。发病之初的1893年11月10日，他第一次企图自杀，而这一天正是他父亲的忌日。

二、发病和妄想自愈始末——四个阶段

大部分关于施瑞伯的精神分析研究都倾向于把他的单个症状和妄想抽取出来做概念化的分析，这种分析的一个问题在于容易忽略该症状在整个病程中的位置：它是急性发作时世界解体的表现，还是恢复期自我疗愈的尝试？施瑞伯本人对这个症状的感受如何？这个症状在他的病程演变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鉴于此，接下来我要简要梳理一下施瑞伯的发病和妄想自愈的始末，为概念化的分析提供一个背景。我将其大致分成四个阶段。

（一）酝酿期（1893.10—1894.3）

51岁时，施瑞伯被提拔为德累斯顿的参议主席，这是当地最高的司法职位。对于这个职位来说，他是相当年轻的，他的一些下属甚至比他年长20岁，他感到需要拼命工作才能证明自己可以胜任。当时，他和妻子刚刚搬到德累斯顿，脱离了原本熟悉的社交圈，生活颇为孤独。压力使他几乎天天失眠。发病的征兆是两个梦：一次，他梦见旧病卷土重来，另一次，他在半睡半醒的时候想，“如果能作为女人接受性交，一定非常美妙”——这两个梦一个宣告了精神病的不祥征兆，另一个则预先指出了许多年后的一条出路。

在这个阶段，失眠是他最核心的症状，他几乎天天睡不着觉，每晚被封闭在黑暗里，被焦虑占满。失眠期间，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比如半夜开始出现幻听，听见墙壁里咔嚓咔嚓的声音。施瑞伯没有交代他失眠时在想些什么，但某种内在的无形张力强烈到让他企图自杀（在父亲的忌日当天），第二天，他再次被送进弗莱希格医生的诊所。

弗莱希格与其说是个精神病学家，不如说是个神经学家，他认为精神障碍都是大脑障碍，治疗方案也简单粗暴。他安慰施瑞伯，只要好好睡上一觉，病情就能好转，强制施瑞伯卧床，却只给他开了药效微弱的安眠药。施瑞伯整日醒着躺在床上，状态迅速恶化，他“没法用别的事情填充时间，也见不到家庭成员，那些日子是在无尽的忧郁中渡过的”。他又一次企图自杀，因为他觉得一个没有任何医术能帮他睡着觉的人类已经无可救药；他也开始产生被抛弃的想法，认为医院也对他失去了希望，一旦医生确定他无可救药，就会放他出院，任由他在外面自我了断。

这种失眠的既虚弱又亢奋的状态被他称为神经的过度兴奋。在未来的数年间，他将这种“神经疾病”联系到有人试图对他发起“灵魂谋杀”；他感到自己亢奋的神经的吸引力无限增强，上帝也无法从与他的一对一关系里脱身；所有死去的灵魂都被吸入并消融在他身体里……但此刻，他还没有开始制作这些形象化的解释，失眠的黑暗似乎是没有意象也没有语言的。在这种状态下，他感到自己逐渐被推出了人类世界之外。

此时他对未来已不抱任何希望，还在支持他最后的现实感的是每天来看望他的妻子；但妻子也逐渐受不了他了，她给自己放了四天假。他说，再见到她的时候，他已经不再相信她是活人。从这时起，整个世界都表象化、假象化了，所有人都变成了“被草率捏造”的假人。他与超自然力量沟通的最初迹象开始显现，他尤其认为弗莱希格对他有秘密的盘算，在弗莱希格不在场的时候，他的声音还会持续地振动施瑞伯的神经。异己的声音开始出现在他的思维里，他的思维变成了“被从外部引发的持续不断、毫无喘息的运动”，他称之为“神经语”，这种既熟悉又陌异的语言开始不间断地在他头脑中回响。

（二）丰产期（1894.3—1895年初）

接下来便进入了他幻觉和妄想的丰产期，也是他病得最激烈的一段时间。前一个阶段的无形张力在这个阶段获得了明确的观念和形象。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和针对弗莱希格的迫害感凝结成了一个神秘的阴谋：等到他无可救药时，他的灵魂就会被丢给某人，身体被变成女人并遭受性虐待，最后被丢弃。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弗莱希格作为一位著名神经医生滥用了上帝和他的神经联结，他的灵魂还没有净化甚至还没有死去就升到了天堂，施瑞伯称这种没有被净化的灵魂为“过验灵魂”。这段时间，施瑞伯据说被强制卧床，他的身体里充满了奇异的“欲乐感”，他认为这是女性神经被不断注入他体内导致的。他拒绝服药，绝食抗议，还试图把自己溺死在浴缸里。

这段时间，施瑞伯的整个现实都垮塌了，他所有的幻觉或者半梦半醒的意象都关于世界的毁灭和自己的死亡。他认为全人类都已灭亡，地球甚至宇宙的末日即将发生或者已经发生了，鼠疫和麻风病又流行了起来，几百个死去的灵魂开始和他说话，他自己也变成了另一个智力更低下的施瑞伯，并以这种形态平静地死去了……在梦境般的幻景里，他见证了地球历史的终结，看到了全体莱比锡市民的墓地，他还读到自己的讣告，认为弗莱希格也已经自杀或者疯了（由此可见他对弗莱希格的认同）。他认为稳定的世界秩序已经不复存在，从现在起，地球上的一切活动都是直接受奇迹操控的，都是围绕着他被临时创设的。医院已经空掉，他周围的几个护工也是被奇迹草率捏造的假人。

但与此同时，他的睡眠发生了一些变化，他说当神圣光束汇聚起来进入他时，他就能不靠药物辅助入眠。似乎这时他的妄想已经开始制造一个区分，好的和坏的、神圣的光束和不洁的光束、上帝和过验灵魂……后者带来伤害，前者治愈伤害并带来睡眠。

施瑞伯在弗莱希格诊所只住了三个月就被转移到皮尔森疗养院。一路上，外部世界在他眼里都像是临时搭起的舞台布景，医院里的病人和护工也显得像假人。他脑海里的弗莱希格以及各式各样的声音也都跟过来了，很快，这家医院里的一个名叫冯·W. 的高级护工也加入了弗莱希格的势力，被建构为新的迫害者。施瑞伯脑海里的声音称这家医院为“魔鬼厨房”，我想到的一个说法是“相似者的地狱”——因为他说这里的几乎所有病人看起来都和他以前认识的人或多或少地相似。这段时间，他周围的所有人和事物的形象也都是极为紊乱、不稳定的，比如人会突然消失、两个人会交换脑袋、人的衣服和盘子里的食物也会自己变化。同时，繁衍新人类的观念已经开始出现，他觉得在某颗遥远的星球上，已经出现了“出自施瑞伯精神的新人类”。

在皮尔森疗养院只住了两个星期，他就又被转移到了松嫩施泰因的一家大型公立精神病院，在那里生活了8年，直到出院。在那里的头一年，他说，情况基本延续了之前的状态，各种“奇迹”激烈而恐怖，之后，它们逐渐变得平缓、融入日常甚至烦人了。因此，我把施瑞伯在松嫩施泰因的头一年也归入第二阶段。

在这儿的头一年里（1984年7—8月），接连发生了两个比较重要的事件。一个是施瑞伯试图用自己的吸引力清空所有的不洁灵魂，净化天堂，但这些灵魂包括上帝都发动了所谓的“绑定到天体”，把自己永久固定在天上，和施瑞伯形成吸引和排斥的永久张力。施瑞伯著名的“写下系统”也是在这时出现的：他认为自己所有的思想、话语、周围环境里的一切，都在被一刻不停地记录下来。写下系统和他在前面提到的神经语（内部声音）相关，它们都涉及到作用于他的奇迹以及他的内部变化的语言性质。他说，光束在运动的时候、在用奇迹影响他的时候必须说话（像咒语一样说出它们旨在造成的伤害），也就是说这些奇迹仿佛是语言本身的具现化。写下系统的一个作用是把施瑞伯的所有思想和感知觉都以语言的形式记录下来，将这些历时性的意识流转化成一个共时性的库存，这样，在他放空和没有具体事情可想的时候，上帝的光束就可以空洞地重复这些已有的话。施瑞伯还认为，上帝觉得可以通过这种记录穷尽他的想法，等到他再也产生不了新的想法时他就痴呆了，如此，上帝便可以抛弃他了。拉康说大他者是“能指的宝库”，在施瑞伯这里似乎更像是“能指的太平间”，里面保存着思想的干尸，当它们在脑海中回放时，这些声音就像没有生命的僵尸自行跳动，产生一种没有主体性的思维的假象。一旦施瑞伯停止有主体性的思维和感受，这些无主体性的思维就会立刻翻涌上来，占据意识；这种在有生命和无生命、有真情实感和无真实感受的状态之间的交替，在施瑞伯这里非常突出。

另一个重要的事件是上帝后域的出现。所谓的上帝前域是由一大群嘈杂各异的灵魂和声音构成的，上帝后域则只有低阶和高阶上帝。一天晚上，他清晰地听见低阶上帝称呼他“贱货”，他说这个词是强烈、真实的，不同于那些机械重复的空话。这个词如同上帝对施瑞伯的命名，尽管具有侮辱性，却让施瑞伯感到安定，他很快就睡着了。

上帝后域的出现似乎起到了一种秩序化的效果，他的精神世界开始由被杂乱无章的上百种声音充斥的状态变成有体系、有层次、有相对稳固的结构的状态。在松嫩施泰因疗养院的头一年也是他的各种身体幻觉最强烈、集中的时候：这个器官消失了、那个器官被破坏了。起初，伤害他的力量会具象化为小人，在他体内捣乱。但随着上帝后域的出现，这些小人也消失了。

在这个持续了一年多的“丰产期”期间，施瑞伯在现实里几乎什么都不做，既因为他认为他人都是假的，也因为他认为上帝要求他像个尸体一样保持“纹丝不动”，他的运动会导致更多的上帝光束被他吸收（他也一度认为自己的姿势对于另一个星球上的新人类来说有特殊意义，因此他的一举一动都过于重大）。一开始，他非常坚定地认为自己和上帝属于同一阵营，并对发生在他身上的所有奇迹抱有非常严肃的态度。后来，他越来越觉得上帝也参与了对他的灵魂谋杀，为了私利而和弗莱希格结盟，想弃他不顾——上帝、弗莱希格、施瑞伯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变动的三角关系。他逐渐对接连不断的奇迹感到习惯甚至厌烦，也听之任之了。终于，他逐渐走出一动不动的状态，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娱乐活动。根据韦伯医生的报告，正是在上帝后域出现后不久，施瑞伯开始与他人连贯地交流了。

（三）恢复期（1895春—1899年）

接下来是一个现实感逐渐恢复、活动逐渐丰富的漫长阶段，这个阶段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终点。

从1895年上半年开始，奇迹的激烈性开始减退，施瑞伯自己也开始放弃一动不动无效的策略，开始做各种事情打发时间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弹钢琴——他引用了《唐怀瑟》中的一段话来描述他重新见到钢琴时的感动。他说，弹钢琴总是会投入真情实感，因此是他对抗空洞的声音的最有效的办法。

这段时间的一个重要事件发生在1895年11月，这时他感到自己身体的女性化已经不可抗拒，他对这件事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起初，变成女人是和性虐待、被世界抛弃联系在一起的，而这时，女性化和从上帝那里受孕、繁衍新人类的想法结合在了一起，为他指出了一条创造的出路。他终于有了一种不同于自杀和末日的未来。他开始主动培养“女性气质”，去感受所谓的女性欲乐，这也是他填充自己、对抗头脑中的声音的办法。

从某个时刻开始，大部分“过验灵魂”都被上帝清除了，就连弗莱希格和冯·W. 这两个最主要的迫害者的灵魂也几乎消失了。上帝的声音的内容开始逐渐变得中性化和贫乏。他说那些灵魂越来越失去了自己的思想，只说个开头的不完整的句子越来越多，语速也越来越慢。一开始这让他觉得更难以忍受，因为他的思维还是会被卷入并被迫补完这些句子，等待这些拖长的声音把话说完。后来，随着他的逐渐习惯，他可以任由它们在脑海中重复，不再需要回应这些声音了；声音逐渐变成了一种嗡嗡的白噪音，退入恒常的背景，一直到他出院都一刻不停地伴随着他。

1895和1896年，有三件事促进了他的现实感的恢复：他参加了韦伯医生一家的圣诞庆祝活动；收到了亲人从科隆寄来的盖有邮戳的信；还在和平纪念日看到儿童游行的队伍从他窗前经过。这三件小事让他开始觉得人类依然存在。于是他开始看报纸，恢复了和妻子、亲人的通信，信写得和以往一样无可挑剔，完全不像个疯子。但他依然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在上帝与人类的关系中有什么东西永远地变得不一样了、腐败了，但他现在需要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定位这种腐败，让这种确定无疑的感受能够与一个现实世界的实存兼容（比如他一开始认为天体已经消失，后来他认为消失的并不是天体本身，而是累积在上面的“福乐”和神经）。

1896年，他已经开始零散地记一些笔记；第二年，他开始写日记，并开始构思《回忆录》。

这段时间，根据韦伯医生的报告，施瑞伯不再呆坐着，而是表现出一种“二元性”。一方面，他开始用更强烈、吵闹的方式主动对抗他的幻觉，比如大声咒骂、大声弹钢琴；另一方面，他开始礼貌且自如地和他人相处了。他所谓的“咆哮奇迹”也是在这个阶段才出现的；因此尽管咆哮具有不受控的自动性，这种声音的释放似乎仍然是有益康复的，借用韦伯医生的另一个病人的说法，这是一种“精神性的清嗓子”。这种吵闹，尤其是半夜大吼大叫（吼叫所对抗的东西和他起初失眠时陷入的东西也许是相同的），使他晚上经常被关进单独的封闭房间，这种待遇让施瑞伯非常不满。根据他的说法，夜间隔离可能断断续续地一直持续到了1898年底，此后，他就能用一种更平静的方式填充自己了。

（四）收尾期（1899—1902）

把这个阶段单独列出来，是因为这个时期施瑞伯的关注重点逐渐由他的内心世界转向了外部现实，并开始计划出院了。

1899年，施瑞伯得知自己的民事行为能力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剥夺了，他去询问是否应当撤销这个决定，却得到了正式取消行为能力的宣判。他开始上诉。为了证明他是一个能够在精神病院外正常活动的人，他也开始越来越频繁地申请外出。1900年起，他每天都和韦伯医生一家人一起吃饭，表现基本良好；同年他也被允许外出旅行，一开始需要一名护工陪同，后来就可以独自外出了。他常常在德累斯顿附近游览、进城办事。1900年，他正式开始写作《回忆录》，最初的动机是考虑到出院后和妻子共同生活，需要让她大致了解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以便理解他仍然保持的一些怪异举动，比如吼叫和穿女装。但在写作过程中，他逐渐感到自己的见证将对整个科学和宗教领域大有贡献，于是他的收件人扩大到了整个社会。他一边忙着打官司，一边联系《回忆录》的出版事宜，他也认为这部作品可以在法庭上作为一个证据，证明自己是一个有理性、有崇高目标的人。

1902年，他的案子在德累斯顿高级法庭上开庭——这正是他发病之前曾经短暂工作过的地方。他为自己辩护的主要理由是，当时的法律并没有规定精神病人一定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因此无论他是否患有精神病学意义上的精神病，他在法律意义上的行为能力都要根据他能否合情合理地处理现实事务来做出经验性的判断。他在庭上清楚表明，虽然他的信念在他人看来是一套妄想，这并不妨碍他处理日常事务，因为就像耶稣说的，他的国度不在这个世界。在法庭上，施瑞伯主动越过律师为自己辩护，他希望法官不仅根据他的自辩内容也根据他在庭上的全部表现来判断出他是一个能够理性处理复杂法律事务的人，因此处理日常事务更是不在话下——他的表现显然说服了法官。从庭审记录来看，法官对他专业的自辩和得体的态度甚至是有些钦佩的。最后，尽管法庭认为施瑞伯患有无可否认的精神病，但还是宣布他胜诉。

1902年年底，施瑞伯离开了松嫩施泰因精神病院。次年，他的回忆录也出版了。

三、结语

弗洛伊德根据庭审记录中法官的总结，将施瑞伯的妄想概括为变成女人和拯救世界，而这只是施瑞伯患病9年患病经历中的一个截面。单从截面来看，这两个信念或许显得突兀和不可思议，但从整个演变历程的角度，我们会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如何在精神死亡的边缘走了一遭并让自己幸存了下来。当他认为世界已经灭亡、人类不复存在时，他找到的创造出路是从上帝受孕然后生孩子；而当他人的存在重新变得真实，他就开始创造文字和知识。

施瑞伯的“病法”导致了他与他自身的思维相异化，因此他可以把自己精神的基底当做一个对象来客观地观察，从而把自己的存在打包成礼物献给科学。他被动的自我异化，被转化为一种有所产出、有所贡献的礼物化。变成女人和恢复世界秩序的理想被逐渐推延到遥远的未来，甚至推延至施瑞伯死后，但文字代替他的后代提前降生到了世界上。

施瑞伯期待他的《回忆录》能为科学和宗教事业作出贡献，但科学和宗教显然没有接受施瑞伯的礼物。如果说施瑞伯的讲述既不具备科学意义上可求证的真理性，也并非只是胡言乱语，那么它的真理性是怎样的？最终，精神分析接收了施瑞伯的礼物，那么精神分析能为施瑞伯做的，大概就是把他的见证里面的真理提炼出来。

——苏子滢（《一名神经疾病患者的回忆录》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