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关系模版外女性同性关系之其他可能

20世纪初起为变革而呼吁“少年强则国强”，但其召唤主体是男性，新女性/女学生从未“被期待成为可以令社会革故鼎新的旗手”，仅作为“中国少年”的同伴，担负鼓励其战斗和映照其革命性的角色出现在历史中——整本书以此为切入点，引出“少年中国”叙事的性别不对称性。

通过解读这个时期文学文本分析两性寻求新自我的性别化差异——男性可以通过主体的冒险寻找自我及自由，并由此而成长；但女性的成长是在浪漫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通过对恋爱/婚姻对象的自主选择促成其内在自我/主体的发展。

当女性以自我选择的爱情来确认和表现自己的先进性时，这种反传统父母之命的婚恋观的后果也是要女性自己来承担。异性间的浪漫爱情很可能成为新时代女性追求自我的负累和阻碍，甚至扼杀其家庭义务及责任之外其他的可能性。书中提到许广平和鲁迅的关系，作为鲁迅未婚妻及私人助理，许广平同时满足了鲁迅的个人情感、无需支付报酬的工作协助以及照顾其私人生活的需求。虽然这是许广平自己的选择，但她也确是放弃了自己学生时代的抱负和追求，接受文豪巨匠之影遮蔽自己的才学光芒，让“贤妻”的身份取代了“改良社会、改良国家”的志向。即使渴望拥有自己的事业，也在鲁迅“你还是在家里不要出去，帮帮我”的希求下妥协。新女性逃离“父家”准备投身其他可能性时，转身坠入另一种自我选择的囹圄。

进一步而言，当女性通过追求自我意志的实现来对抗传统婚恋规范时，也随即落入了自由恋爱“以男性评价确认自身价值”的束缚中，其学识和学历不过是如同“嫁妆”一般的附加，是否能成为欲望对象还是由其本身女性魅力来决定的。

整体来看，新女性的自由选择背后是后果自负的苦涩以及自我价值由男性确认的被凝视/选择。随着社会变革女性自我意识被唤醒后，社会并未为其指明恋爱和家庭之外的可能性，因为社会从未期待女性在其他领域自我实现，她们的社会责任只局限于“妻”和“母”。

女子教育兴起后，“女学生”出现在“少女”至“人妻”这段传统女性社会角色的衔接之间，突现了一片暂时的强制异性恋的避难所和发展同性之情的乐园——“学生时代只是一段有限的暂缓期，一旦毕业，她们将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女性结婚员’的行列”。这时期出现描写同性情谊的小说，其中两个主要的叙事路径：其一，时隔多年重见后被岁月腐化而变质的“我们”——虽然已今非昔比，大家都被规训成社会期望的样子，但她们身上仍存在着自己，“确认少女时期比父母、比任何人都亲近的朋友，也应是确认自己少女时期的唯一手段”，同时哀叹情谊为婚姻之浪拍击至碎，同伴被妻子职/母职所吞噬之不可/不敢相认；其二，暧昧、短暂、无法直言的同性之爱——校园里同性之间的联结，不仅暂时逃避异性恋义务，而且挑战了女性作为男性欲望对象/成为维系男性家族续存的母亲的异性恋主义规范，试图打破男性在“身体、经济和情感”的垄断，潜在威胁着父权制家庭结构单位。

戴锦华老师指出，作为撼动性别角色的女性“木兰”在退役后只有两条路——要么成为“男人”融入体制内，要么顺利着陆传统两性模式回归家庭，这两条路之外的女性是“零”——“混沌、无名、无意义、无称谓、无身份”。女子教育为女性创造了一段璀璨的缓冲期，女性作家笔下的学校内同性情谊为女性开辟了传统之外的可能模式，但毕业后“女学生”的为人妻/母的社会责任无疑又是重新回归，女性被迫面临上述两种选择。以上虽令人感到消极和无望，但亦有其积极之处——那个时代就开启了对女性同性关系的探索。像<我的天才女友>中埃莱娜和莉拉之间的互动和交锋、<好东西>中铁梅和小叶组建的传统家庭之外的生活单位——关系不只局限在已定义的概念中，在现有性别角色规范和关系模板之外应有其他可能，如酷儿柏拉图。这些探索和自主建构的重要意义在于，当传统的家庭结构被打破，以父权和夫权为中心的性别模式也会随之出现裂痕，性别议题及女性自由很可能自此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