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结构化透视，摇曳的法治国理想

我常常在想，什么样的论述才是有价值的？

对于信息过载、甚至爆炸时代的人们来说，每天产生的文章不计其数。单以法学而论，似乎早已过了探索体系、架构基础的阶段。无论学者还是法学院的学生，许多人都在概念上诉说新的概念，在论述里重复旧的论述。文章数量确实实现了爆炸式的增长，但真正深刻的、有益于指导社会生活的知识增量，却鲜有提升。

这样的现象有些吊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高等教育乃至研究的方式需要提升，否则不至于出现“事倍功半”的效果。

有人抨击说，人文社科类的研究已完全变成少数人的“文字游戏”，学者用不明觉厉的词汇搭建精英世界，学生则在其后亦步亦趋、裁缝式地拼凑自己的论文以满足毕业要求。这样的说法虽然过于偏狭，但也确实描摹了当下的不少现状。

那么如何破局呢？

我觉得张树义老师的这本书，就用实践很好地回答了这个困惑——以问题为导向。只有发现社会中的、与法学相关的“真问题”，然后从实践视角出发，才有可能作出“真解答”——这是学者的使命要求，也是学生的品质追求。

一个好的论述应该是连贯的，逻辑是通顺的，文字表达是流畅的，读完让人有一种酣畅淋漓、欲罢不能之感，这才是“真文章”。

最早看到这本书，其实是在网上，一篇只有大约15页的导论。短小，但很精悍，非常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整本书的写作意图和底层逻辑：起于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是一场社会变革——因此应该从社会结构变迁地角度来理解——这种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冲击方方面面，“法学”作为一门重要的社会学科应该对这种变化作出回应。由此，展开文章的全部内容。

原文自然比我平铺直叙的内容丰满许多，无论是思辨性还是语言的准确性都让人拍手称赞，尤其是教授对社会结构变化的体察之敏感，真让人觉得“正中靶心”。于是自然是一翻搜寻，找来专著原版来看；果然，正文依旧延续了导论的风格——准确、思辨，甚至因篇幅的增多而有更多可以展开的细节。以下是对整部著作结构的梳理，也算作读后记的一部分：

改革最重要的在于一个“变”字，因此作者将目光重点放在了社会结构的变迁上，并用三个章节加以具体阐述。从社会主体，到社会权利，再到社会关系，这三个看似简单的维度实际蕴含作者的巧思：

横向上，作者对每一部分的现状作了概括，并就成因进行细致分析，然后阐述改革后这一要素的变化状况，以及这种变化与社会的适应情况，进而提出可能的改进意见。

比如，对于社会主体结构变迁（读书笔记01：社会主体结构的变迁——从“一元化”到“多元化”），作者认为改革前是“主体一元化”，组织隶属于国家，个人依附于组织，在层层上下的行政关系中，个人被定位在社会关系的网格上难以流动，也难说有自由选择。这样的社会结构使得国家因承担过多职能而膨胀，个人又因为缺乏独立性而丧失活力。

改革后，具有主体地位的结构因子开始出现，从农村到城市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主体分化。然而，这种分化尚未达到应有程度，与市场经济尚存匹配上的龃龉。由此，我们需要对社会主体进行再造，使其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再比如，对于社会权利结构变迁（读书笔记02：社会权利结构的变迁），作者认为改革前是“计划权利”，这是一种国家制造的社会权利结构。一方面，权利所有者的产权残缺，并不对其所拥有的计划权利有排他的使用权和收入的独享权；另一方面，权利所有者对权利的主张、自由等基本重要因素缺失。由此，这种权利结构使得社会资源分配成为一种权力关系，因此需要变革。

改革后，社会资源开始从计划流向市场、从国家流向个人、从中央流向地方，并造成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主要是利益个别化与利益关系的多样化；而这种变化又对权力结构和权力意识产生了巨大冲击，导致人们的权力观念日益淡化。

然而，虽然产权结构发生了变迁，但一个需要担忧的问题是：拥有暴力潜能的国家为什么和怎样严守保护产权合约的边界。进一步地，中国产权改革的首要问题，不是由国家确认某种所有权形式，而是界定国家在权利结构变革中的权力限度。在作者看来，一切财产，包括公民个人财产，只要是根据我国法律以合法途径取得的，都具有同等效力的合法性，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都应得到尊重和保护。

对于社会关系结构变迁（读书笔记03：社会关系结构的变迁——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作者认为改革前是“身份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的地位具有先赋性，身份与生俱来、无法“自致”。而依靠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单位制和档案制度，国家又将这种身份加以固定。进一步地，具有等级性的身份的获得和维持都依靠行政权力，于是社会结构变得僵化，人们失去了主动性。这种过时的社会已不能为市场经济所容忍，因此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后，社会逐渐由“身份性”转向“契约性”。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人们对组织的依附性都逐渐减弱，自由活动不断扩大，“身份”的界限也变得模糊，“契约”开始在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我们还面临许多制度性的障碍，比如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就需要跨越层层“门槛”，既有就业政策的限制，也有名目繁多的证件及收费制约。作者认为，如果中国想要建立市场经济，那么必须抛弃上述的歧视性措施，提倡契约精神。

纵向上，上述三方面的变迁是层层递进、具有因果的。

在形式上，“社会主体”是对人身份的确认，是从原子化视角的观察；“社会权利”是人在行权后所致的必然反射，是人与外部社会的联系；“社会关系”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从整个社会的视角来概括。它们由小到大、从微观到宏观，展现了社会结构变迁的不同维度。

从逻辑上，主体的分化导致利益的多元，而权利又是人利益的反映，因此权利结构发生变迁。权利诉求的改变导致社会中活力因子增多，人们的关系随之改变，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转变也就顺理成章。

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中国社会正面临深刻而广泛的结构性变迁，这种变迁由改革引发，为世纪所罕有，却又伴随着剧烈阵痛。换言之，社会结构变迁意味着出现了原有体制外的新要素，它们打破了原有平衡，由此出现一系列新矛盾、引发一系列新问题。

那么我们如何承担这种变迁“阵痛”、实现社会变迁的平稳过渡呢？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秩序”已成为改革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它能让社会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同时吸纳新的变化。但秩序本身是中性的，它涉及社会生活的形式而非实质和质量，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秩序，就成为讨论的核心。（读书笔记04：社会秩序的重建）

需要什么样的秩序，关键在于为社会秩序寻找什么样的权威。而权威的寻找，又离不开对社会结构的讨论。于是，重复前述逻辑：主体多元导致利益多元，利益多元导致纠纷增多；主体的独立性又要求主体命运自决，于是相互协商、以合意达成规则就成为解决利益冲突的唯一选择，“法治”随之诞生。

概括来说，“法治”成为了社会秩序新的权威。因此，对“法治”要素的解读也就变得关键——这也解释了本书的标题，即从法学视角透视中国社会的结构变迁。作者的“法学视角”主要集中在两点：

第一，中国法律具有多元化。（读书笔记05：社会变迁与法律秩序）这主要是“社会”视角。在国家法之外，尚存重要的、对社会生活起到更大调节作用的“习惯法”，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本土的法治资源，让国家法与习惯法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第二，中国司法具有行政化。（读书笔记06：社会结构变迁与司法）这主要是“诉讼”视角。作者从历史角度梳理司法与行政关系，尤其重点论述了曾经发生的20年“法律虚无主义”带给中国司法的严重影响，并指出我国当今法院存在高度“行政化”的特征。这一特征使法院之间形成隶属关系，影响司法独立。概言之，如果想要适应社会结构的变迁，就需要进行司法体制改革，让司法走上“非行政化”的道路。

梳理整本著作不难发现，似乎与传统论著不同，纯粹“法学”的分析不多，“法学规范”的分析更是完全不见踪影。作者在文中对此进行了解释，这其实是“有意为之”。因为法律来源于社会生活，又由诸多社会要素所构成，单纯的法律规范并非无足轻重，却也很难说有排他的、绝对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从社会的视角去看待法律，以及它的实施。正如作者在自序中说的那样：

我从来不认为社会生活是切块存在的，而是各种社会因素共存于社会之中。它们彼此相互交织，其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共存与冲突、融和与碰撞、矛盾与依存，由此而形成的有关社会生活的知识也无限多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耶克说，“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学科的划分只不过是为了研究的需要，因为我们如果不对其进行分类，就几乎无法认识我们所欲把握的对象。但这里隐含着学科的划分往往是一个“陷阱”。中国法学已被学科的划分切割得支离破碎。中国社会的发展已到了需要学科整合的阶段。如果再固守学科的界限而拒斥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吸收，那我们恐怕就只能称这样的知识是“伪科学”了。

其人已逝，其言尤深。这段自序，又何尝不是对当下法学研究的告诫与期望呢？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张树义教授曾描述自己在澳门3年的所思所见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以至于回京后竟频频“失语”、无从落笔。我想，如果真能亲历社会、法律变迁的种种，并产生深入的思考、捕捉一点点轨迹，或许也会“无语凝噎”，进而产生出一种失落感——它宏大又巨细、蓬勃又隐秘。

如果一定要让选一个词来代表我阅读这本书以后的感受，我想应该是“明媚”，就像教授弟子追忆的那样，先生一直是笑眯眯的，很和蔼，很明媚，少有冷峻的时刻。

这部著作也是。

在看似冷峻而犀利的分析下，掩藏着作者浓郁的法治情节，以及对于改革后社会变化、民众生活的关注。它仿佛扎根在泥土里，又发芽在天空上，于是支撑出一个永恒的、人间的春天——那是教授的“法治国”理想，在随风摇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