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说母语者》读后

对于我这样一个没读过本雅明、福柯、布尔迪厄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的前三章远远超出我的阅读舒适区。仅凭目前能理解到的深度，记下一些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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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以奥巴马的一段回忆和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为引，作者论述了语言在种族化中的作用。通过被称呼为“肮脏的黑鬼”和“黑人”（被命名为something），黑人瞬间被客体化。这种情况下的ta们并非以沉默和忽略就可以应对，种族主义的贬低型称呼将ta们自爱或自尊的可能性从自我认知的轨迹中被提前抹去了。肤色的校正，如同印度和菲律宾设立的跨国公司的“离岸呼叫中心”的员工们讲英语时的口音校正一样，都铭写着不平等的、殖民化的历史关系。殖民化在语言、声音、肤色上都留下了极深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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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作者延续导论提出的问题，继续探讨后殖民化中对语言的思考。作者以德里达为例进行阐述。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德里达，书写和使用着法语作为他唯一的语言。法语并不属于他，但于他而言也不是外语——这种矛盾是殖民主义的后果之一。他对他的法语口音并不满意，因为仍带有“法属阿尔及利亚”口音——这同样也是一种殖民化带来的精神负担。德里达本人认为，法语是他的绝对栖息地（habitat），他提出了“他者化的单语主义者”的概念，即用殖民者的语言表达着自己的思想（想到Audre Lorde的“The master's tools will never dismantle the master's house”和电影《达荷美》）。

此后作者引用了布尔迪厄的惯习（habitus）的概念，认为对于德里达而言，法语的绝对栖息地似乎在逻辑上已经构成了惯习（被殖民者与这一栖息地的关系的总和），又进一步被具体化为一种（后）殖民的匮乏，它是深沉的忧郁的根源。

作者认为德里达对于“他者的单语主义”的理解是矛盾的，一方面展现了殖民霸权的残忍与恐怖，另一方面，殖民主义的历史连同其不计其数的权力斗争片段，使得本质上种类繁多而不统一的语言（他者）作为一种未来永远地寄居（在我们身上）的。

最后，作者还提出了多语主义的迷思，引用格利桑：“多语主义是一种迫切的意愿。它渴望以语言的多样性以及彼此间的相互理解，接纳、认识我们邻近的语言，并对抗西方不断强加的、大规模的语言分级暴力”，提出了了一个疑问，即多语主义会把语言之间不平等遭遇的历史放在哪个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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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作者对比了两位非洲的作家和评论家阿切贝和恩古吉提倡英语写作和母语写作的立场作为对，并且以自己在香港的受教育经验为例（英语-粤语-普通话三种语言），阐释被殖民者失去了与其母语的和谐关系，使其不断地从外在于自我的立场来审视自己。

作者以本雅明的灵晕（aura）消失和福柯“陈述”的论述，来说明语言的消失和获得。灵晕可以被理解为围绕在被感知事物周边的关系总和，比如一个匠人的身体接触手工器皿后留下的痕迹。福柯则认为话语是一种不连续的、活生生的经验集聚，是一种可以命名为“已发生的陈述”（déjà énoncé）而构成的网络。这种陈述是已经被言说和聆听多次的共鸣、含义、联想和（自愿和非自愿的）记忆，它们依附或盘桓在最简单的个人言说行为之上，就像本雅明比作陶工手迹的光晕。

借用这两种理论和概念，作者将阿切贝和恩古吉的正路梳理成为两个问题：在后殖民情境中，如何在不放弃深度和沉积的情况下，思考经验的传递（或运动）？如何构想体验的深度，而不是将其理解为无可挽回的丧失？

作者并非将这两位作家的争议简单地二元对立，而是认为语言具有临界性和不连续性，语言多元性才是集体重构被称为后殖民的大众经验的确定线索。 “在使用语言时，与他人留下的那些经时间累积但又往往不完全清晰可辨的经验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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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作者以巴金的《家》中葬礼为引，说明本土风俗和自我文化在全球化初期变成被五四知识分子们被鄙视和疏离的事物，从而呈现出了疯女人幽灵般的他者性。作者进一步探讨翻译，她认为借助压抑的故事（或被压抑的人物），对本土传统划时代的自反性展示也可以视为一种翻译行为。然而这种跨文化的翻译（从非西方语言“翻译”成西方语言的过程）存在时间上持续的不平等。“翻译者即背叛者”，书写和弃绝本土文化是不平等文化翻译中的副产品。

借用弗洛伊德“忧郁”的概念和巴特勒对这一概念的引申和重构，作者认为“背叛”固着在现代化文化翻译之中，具有一种忧郁转向。“翻译者最终成为不合时宜的本土残留物的代理人，不再是一个背叛者，而是现在作为一个忠实的忧郁者再次现身。” 忧郁转向的另一面常常是恢复语言、读写系统和文化的多元性。

随后作者又批评了这种把忧郁转向当作矫正和修复文化的方法，引用保罗·利科的翻译理论，强调了哀悼的必要性。因为忧郁的跨文化翻译最终导致了对文化对等性和可通约性的拒绝，她认为应当倡导语言的对等（可比性或可通约性），“鉴于对等性而非彻底的统一性是翻译的基础，因为只有当我们把自己的创伤翻译进陌生人的语境，再把陌生人的创伤翻译进我们自己的语境，疗愈和和解才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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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作者分析梁秉钧和马国明的写作，认为他们在持续的后殖民书写场景的意义上回答关于谁、何处、何时、为何、如何以及为谁“成为中国人”的历史性问题。

梁秉钧把食物消费用作思考事、人和不同社群间关系的路径，食物是一种探索隐秘的维度与可能性的方式，味道与言语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消费是一种实践形式。

马国明则借由食物和消费揭示了香港的底层生存状况，追溯被遗忘的贫弱阶层的经验。以书写湾仔为例，作者认为马国明解剖贫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和香港的人文贫困。

两位作家都用用带有粤语腔调的标准中文写作，香港官方文化曾经是英国殖民主义，如今是中国国族主义的情形下提醒着我们历史书写根本的不完整性。

很有趣的是作者梳理了中国历史上关于“吃”的迷思：

在对饥饿、稀缺和难以获得生活必需品的文学描写中，吃在更多时候占据着一个优先的位置，甚至被恋物化（fetishized）了。

五四以来对中国文化的激进批判，吃在隐喻层面已经具有恐怖的含义，即停滞的封建文明用封建礼教“吃人”。

当代食物消费和围绕食物消费的焦虑，始终顽强地把控着作家和读者的想象。

还有“吃”的性别化：

对于男性，吞咽被习惯性地描述为一种等同于侵略和征服的行为。

对于女性，吃经常被处理成家庭的感伤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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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则更像是回忆录，情真意切地记录了作者的母亲作为广播剧播音员，用声音表演、抄写剧本、改编电影等，正待作者对声音、文字、电影的媒介做出更进一步地阐释时，文章结束，有些仓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