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也曾经被判处死刑而站到断头台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转向（节选）
作者：徐振亚
一百六十年前，即1849年4月22日深夜，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活动而遭当局逮捕。关押八个月之后，于12月22日清晨与其他23名同案犯一起被押赴刑场。检察官宣读死刑判决书后，刽子手按照惯例将钢剑在囚犯头顶上折成两半，再给他们换上白色尸衣，绑到行刑柱上。随着行刑官的口令，士兵们举起枪，瞄准了这些死刑犯。就在他们扣动扳机之前，一名侍从官飞马而至，带来了沙皇赦免的信息。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改判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四年，期满后罚为士兵。三天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钉上十来斤重的铁镣，坐上一辆无篷马车，在弥漫的风雪中，被押往寒冷而遥远的西伯利亚……从此，他开始了苦难的流放生涯，也开始了他的思想转向。
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43年从军事工程学校毕业后进军事绘图局工作。但他的志向是文学而不是工程技术，于是一年后辞去公职，专事文学创作。1845年，他完成中篇小说《穷人》。他的一位朋友把小说推荐给正在编“彼得堡文集”的涅克拉索夫。为了判断作品的质量，涅克拉索夫打算先看上十来页。谁知越看越放不下手，竟一口气读完了全文。涅克拉索夫带着文稿去见大批评家别林斯基，一进门就激动地宣称“出现了一个新的果戈理！”别林斯基很不以为然，调侃说，优秀作家不像雨后的蘑菇，可以迅速冒出来。但是，当他看完小说，情不自禁地赞叹说：“只有天才，才能在25岁的年纪写出这样的作品！”“他身上最令人惊异的东西就是他那卓越的描写技巧，寥寥几笔就能使一个人物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他对贫穷和苦难抱有一种极其深厚并充满热忱的同情。”《穷人》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和评论界的高度赞扬，其作者被誉为俄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新星和以别林斯基为旗帜的“自然派”的得力干将。
在一片赞扬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态起了变化，从自卑到自信，从战战兢兢变成自我感觉良好，甚至有点飘飘然了：“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别林斯基都认为我取得的成就超过了果戈理……他们认为我身上有新的独创的东西，即我是进行分析，而不是综合，也就是说，我是深入到事物的内部，通过分析原子探求整体的东西。果戈理是直接撷取整体的东西，因而不像我这样深刻……我的前途光辉灿烂。”
也从这时候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与别林斯基密切交往，并且深受他的影响，诚如他自己所说：“别林斯基当时是一名狂热的社会主义者”“我狂热地接受了他的全部学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是从最美好、最纯真的道德角度去理解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对基督教的修正和完善……我十分欣赏这些新思想，认为这是最神圣、最崇高的，更是全人类的未来法则。这些思想占据了我的心灵和头脑”。“我要去接近他们，和他们在一起”，“努力成为像他们那样优秀的人”。他对别林斯基的钦佩和对社会主义的迷恋溢于言表。
1847年，他参加了秘密组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继而又出席其左翼成员斯彼什涅夫主持的集会。在一次会上他当众朗读了别林斯基针对果戈理《与友人书简选》一书而给作者的那封著名信件。在这封被誉为“一篇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的信件里，别林斯基狠批俄国的僧侣界卑鄙龌龊到极点，官僚集团是强盗和掠夺者，教会献媚于当局成了人民的敌人；认为目前俄国最重要最迫切的民族问题是要废除农奴制，取消体刑，尽可能严格地至少把那些已有的法律付诸实施；还愤怒谴责果戈理与现实妥协的背叛行为。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完全同意别林斯基对果戈理的批判，认为“官僚阶层并未彻底腐败，也有些好人”，“农民并非全是无宗教信仰的无神论者”，但是当众朗读这封违禁信件这个事实就说明了他的基本立场和倾向。
在斯彼什涅夫的影响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备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采取实际行动。斯彼什涅夫主张在俄国发动政变，搞恐怖活动，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打算拿起武器，更不愿意实施恐怖活动，他只参与建立秘密印刷所的工作，准备印刷书刊宣传革命。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言论与行动，构成了沙皇当局逮捕陀思妥耶夫斯基并判他死刑的三大罪名：“参与罪恶的阴谋活动，公开传播一封肆意攻击东正教会和最高当局的私人信件，妄图使用石印方法传播反政府书刊。”档案文件证明，沙皇政府的特务机构第三厅早就在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中安插了密探，对他们的活动监视了十四个月，最后将他们一网打尽。沙皇尼古拉一世亲自对彼特拉舍夫斯基案件作了批示：此案重大，即使他们所说全是昏话，也是罪大恶极，不可饶恕。”至于假行刑的场面，那是沙皇当局精心设计的一场戏码，目的在于恐吓，妄图从精神和心理上摧毁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再一次暴露了这个专制政权的阴险、狡诈和卑鄙。
二
在审讯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公开申明自己的信念、思想倾向和爱好，而且大胆揭露并控诉侦查人员和法官对他采取强制手段，当面指责他们压制思想言论自由，把当代作家置于走投无路的悲惨境地。事隔多年之后，他还不无自傲地说：“我在法庭上的行为是光明磊落的，我没有把自己的过错推诿到别人身上，只要有机会能以自己的供词去庇护别人，我总是宁肯牺牲自己。”尽管身陷囹圄，他并没有灰心丧气，也没有悲观失望，他在狱中构思了三部中篇小说和两部长篇小说，完成了短篇小说《小英雄》。
即使在刑场上，面对刽子手的枪口，陀思妥耶夫斯基如同其他难友一样，没有恐惧，也没有后悔，可以说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站在断头台上，听到死刑的判决一点也不感到后悔，认为抛弃自己的信念是可耻的事情。在生命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我赶快拥抱站在身旁的普列谢耶夫和杜罗夫，跟他们告别。”就在他们重新从刑场被押回彼得保罗要塞的当天，他给哥哥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有这样一些话：“我不忧伤，也不泄气。生命终究是生命，生命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而不在于自身之外。以后我身边会有许多人，我将在他们中间做一个人；不管有多么不幸，永不灰心和泄气，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和宗旨……我的心还在跳动，还是原来那样的血肉之躯，还有爱，有痛苦，有怜悯，有记忆，这一切终究是生命，阳光普照每一个人！”
但是，在西伯利亚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却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彻底抛弃了原来信奉的社会主义，认为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那些理想是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甚至痛斥早年自己崇拜的对象别林斯基是“俄国生活中最可恶、最愚蠢、最可耻的现象”。以往在谈到他的思想转变时，人们往往强调客观原因，比如闭塞隔绝的监狱环境，《圣经》是唯一能够阅读的书籍等。按照这样的解释，作家没有经受住苦役和流放的考验，屈服于严酷的环境，是沙皇政府的迫害导致了作家的转向。是的，沙皇政府的迫害的确对作家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造成了极大伤害。严酷的气候，恶劣的环境，繁重的体力劳动，日夜戴着的沉重的镣铐，狱吏花样翻新的虐待，将囚犯打得皮开肉绽的酷刑……这里简直是一座人间地狱，即使一般的苦役犯也万难忍受，更不用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了。他本来就患有癫痫症，在西伯利亚这毛病发作得更频繁也更严重，往往突然倒下后抽搐不止，久久不省人事，如同死去一般，虚弱得要过好几天才能恢复。更大的痛苦是精神上的：“我被关押快满五年了，没有一小时可以独处。而独处是人的正常需要，如同吃喝一样。处在被迫的共产主义中你会憎恶人类。共处是一剂毒药，是一种传染病。四年来我由于这种难以忍受的折磨而经受了莫大的痛苦。”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受的这些磨难并不是他改变立场的根本原因。作家明确指出：
不是流放岁月，也不是痛苦的经历摧毁了我们……而是某种别的东西改变了我们的观点……这某种东西就是和人民的直接接触，在共同的不幸中与人民兄弟般的结合…… 这种变化不是一下子发生的，而是渐渐的，经历了很长时间……我是比较容易回到人民根基、理解俄国人民内心、承认人民精神的人。 我出生于俄罗斯家庭，而且是笃信宗教的家庭。从我记事起，就感受到父母对我的爱。从很早的童年就开始读福音书了。十岁时就知道卡拉姆津写的所有重要历史事件。每次去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的教堂对我来说都是件庄严隆重的事情。
作家的这番自白，是我们理解他转向的钥匙。从中不难看出，宗教的影响、对俄国历史的深刻了解、与底层人民的直接接触，这是他转向的根本原因。尤其是与最底层的人民的直接接触，起了决定性作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反省，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系列观点，并在结束流放生涯回到彼得保后，在与其兄长共同出版的《时报》和《时代》杂志上提出了“根基论”。
三
所谓“根基论”，就是要回到民间，回到俄罗斯的传统，回到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性，坚守俄罗斯的“根基”。具体说来，包括这样几方面的内容：一，彼得大帝的改革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没有被人民所接受，有文化的上层脱离了人民；二，19世纪60年代的农奴制改革给了人民新的权利，消除了阶级对立的根源；三，上层应该回到人民的“根基”，即传统的道德基础，而人民需要“文化和教育”，需要“启蒙”；四，俄罗斯民族有其特殊的性格，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与众不同，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之间不是互相敌对和斗争，而是联合一致：“我们不是欧洲，不会有，也不应该有胜利者和失败者”。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家与现实的妥协。对于社会的不公，他依然极度不满，并且通过作品和政论发出强烈的抗议。“这里的一切我都不喜欢”，“当今的世界面貌我很不喜欢”，“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混乱、最艰难、最具过渡性、最不祥的阶段”——这是他对俄罗斯现实的总体评价。
令陀思妥耶夫斯基痛心疾首的首先是社会道德的沦丧。他说：“原来的世界，原来的秩序（非常不好，但毕竟是一种秩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非常奇怪：原来秩序中的道德阴暗面（个人主义、犬儒主义、奴役、分裂、叛卖行为）不仅没有随着农奴制生活方式的消灭而消失，反而变本加厉了；而原来生活中曾经有过的好的道德几乎荡然无存……这里的一切都是过渡性的，不稳定的，而且很遗憾，并不预示美好的未来。”“社会情绪中弥漫着物质主义和悲观主义；开始崇拜不劳而获、奢侈享受，无论什么样的欺骗勾当，无论什么样的凶残暴行，都可以干得出来，为了从别人口袋里掏取一个卢布，居然可以杀人。”
作家另一个严重忧虑是信仰危机。自我中心主义的膨胀，必然要抛弃一切自然法则，否定信仰，否定上帝，从而失去了“生命的源泉”。信仰的丧失意味着社会失去了精神支柱，其结果必定是道德沦丧，四分五裂。作家通过《白痴》的主人公列别杰夫的嘴说道：在我们这个罪恶充斥和铁路密布的时代……财富多了，但是约束力、凝聚力少了；把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思想没有了；一切都变得软绵绵的，一切都萎靡不振，大家都萎靡不振！”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农奴制改革后的俄罗斯迈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人们失去了信仰，失去了精神支柱，社会动荡不安，拜金主义盛行，道德沦丧，俄罗斯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已经处在《启示录》所说的“第三匹黑马的时代”，离“第四匹灰马的时代”即死亡也不远了。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现实强烈不满，但他却无法容忍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俄罗斯的革命者从十二月党人到19世纪70代的民粹派，都脱离了人民，不了解人民的真正需要，他们提出了种种“与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也无法被他们接受的方法”，“现在俄国的革命者成了与人民完全不同的人物，他们彼此之间根本无法理解：人民不理解他们的想法，而他们也不理解人民，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俄国的革命者为了宣扬他们的思想，往往都否定宗教信仰，这是极其危险和有害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目中，基督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是对人民的爱，是道德的规范，否定基督等于摧毁了社会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
他指责社会主义者只重视物质，蔑视精神，抹杀人的个性和意志。作家不止一次地把社会主义比作无法实现的“巴比塔”和“水晶宫”，讥讽社会主义所要建立的社会是失去个人自由、没有独立精神、毫无价值的“蚂蚁窝”。这个思想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宗教大法官》一章中体现得最充分。
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猛烈批判社会主义者鼓吹的暴力革命。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天主教思想的产物”，因为“法国的社会主义无非是人类强制性的联合——这是来自古罗马帝国，后来又全盘保留在天主教中的思想”。作家预言暴力会造成可怕的后果：“必将血流遍地……人们必将互相残杀……最后人类全部毁灭”。1880年10月号《新时代》杂志报道法国和欧洲即将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惊呼：“这是末日的开始，世界末日正在来临。本世纪末将发生前所未有的震荡。俄罗斯要做好准备，要静以待变。但愿俄罗斯不要掺和进去。啊，真可怕！要是掺和进去的话，那就完蛋了，彻底完蛋了。”从《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用斧头砍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卡拉马佐夫唆使同父异母的厨子斯梅尔佳科夫弑父，而拉斯科尔尼科夫最终当众忏悔并去警察局自首，伊万·卡拉马佐夫最后精神失常，无不说明暴力的可怕和危险。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作家对暴力行为的态度：1862年5月的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家房门的把手上发现了一张革命传单，内容是号召人们“拿起斧头，冲进冬宫……”。那几天彼得堡正发生一场罕见的大火，数千间商铺和住宅化为灰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人不计其数。陀思妥耶夫斯基怀疑这场大火与革命者有关，便急不可耐地去找当时公认的革命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要求他出面加以制止。
陀思妥耶夫斯基虽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但他清醒地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和严重危机，因此承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要求的现实性和真实性，欧洲的动荡不可避免”，并预言这场风暴会在19世纪之内爆发。他指出，像欧洲那样一小部分人把大部分人当作奴隶加以统治，那是不行的，必然会引起战争，而战争的延续必将把千百万饥饿的人、无权无势的无产者抛弃街头。“一旦无产者被抛弃街头，您以为他们会像过去那样耐心等待，忍饥挨饿，坐以待毙吗？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际工人协会和巴黎公社出现之后，他们还会像过去那样吗？不，决不会的，他们会奋起反抗，一切旧的东西将彻底毁灭”。
陀思妥耶夫斯基痛斥革命民主主义，认为优秀青年迷恋社会主义是误入歧途，是俄罗斯的一大悲剧。但是他肯定参加革命的青年“真诚，心地纯净，渴望真理，为了真理而不惜牺牲一切，包括生命”。有人咒骂参加革命活动的青年是“白痴般的狂热者”，他以自己的经历反驳说：“我也曾经被判处死刑而站到断头台上，……和我在一起的是一群有教养的人。他们几乎全部修完了高等学校的课程；后来当一切成为往事，有些人还以专门的学说和著作扬名于世。不，先生们，涅恰耶夫的信徒并非是不学无术和游手好闲之辈。”他还为别林斯基辩护：“别林斯基的失误，也比你们（指自由派——笔者注）的真理，比你们的行为和你们的文章高明”，“别林斯基犯错误的时候也是正确的——这需要智慧”。
陀思妥耶夫斯基抨击主张全盘欧化的自由派，其激烈程度不亚于对民主派的批评。他认为自由派不仅和民主派一样脱离人民，不信上帝，而且爱慕虚荣，是群藐视群众、剥削人民的老爷。有一年夏天，有人看到在田野里收割庄稼的农妇衣着“非常简单”，便感叹说：在所有女人中间，只有俄国女人在任何人、任何事面前没有羞耻感。”陀思妥耶夫斯基听了勃然大怒：“她是在为你们劳动啊！你们靠了他们的劳动才有吃有喝。在不被人瞧见的麦地里，因为太阳热辣辣的灼烤，她们脱掉了裙子，只穿一件衬衫——难道这就是不知羞耻？冒犯了你们？辱没了你们的感情？”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无法容忍的是自由派对俄国的蔑视和否定。他与屠格涅夫的分歧和不和的主要原因，就是屠格涅夫认为“强调俄国精神和俄国独特性的任何企图都是卑鄙和愚蠢的行为”。当他从屠格涅夫口中听到“如果俄国垮台，那么人类不会有任何损失，也不会因此而感到不安”这句话的时候，他愤怒之极，认为屠格涅夫“以自己的信念狠狠侮辱了我”，于是不辞而别，从此两人形同陌路。
作家对保守的贵族也不抱希望。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他就指出：“官吏阶层没落了，贵族没落了，保守派已经破产。卡特科夫和列昂季耶夫曾经是斗士，但已经过时了。达尼列夫斯基写了一本好书《俄国与欧洲》之后便热衷于植物学研究，没有成为真理的斗士。莫斯科的斯拉夫派消失了……”
四
无论是革命民主派、自由派或者保守的贵族，都无法解决俄国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无法找到俄国前进的道路。那么，究竟出路何在？怎样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俄国人民身上，这也是“根基论”的核心。他一再强调：“人民的问题以及对他们的看法和理解，是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其中包含了我们的未来，甚至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我一直认为，决定性的意见将由他们说出来……他们会向我们指明一条出路，使我们摆脱目前的困境。决定最后胜负的不是彼得堡”。
所谓“人民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对人民的态度，以及对“人民的真理”或“人民的思想”的理解。作家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究竟谁好，是知识阶层还是人民？“是人民应该跟我们走？还是我们应该跟人民走？……我真诚地回答：我们应该崇拜人民，并寄希望于人民，应该承认并崇拜人民的真理，哪怕这真理部分来自《圣徒传汇编》”“我们比人民差得多，而且几乎在一切方面。”作家当然很清楚，人民并非完美无缺，但人民的缺点是“暂时的”，是“偶然沾染的”“人民的本质是美好的”，因此“评价俄国人民不能根据他们平时作出的卑劣行为，而要根据他们在卑劣行为中所体现的那种对伟大而神圣的事物的向往”。知识阶层应该向人民学习，回到人民的“根基”。不过，作家也指出，知识阶层并非一无是处，人民也应该接受知识阶层带给他们的东西，这便是“我们对其他民族兄弟般的爱”“理解并体谅他们的理想，善于发现每个欧洲人身上的真理”。换言之，知识阶层应该尊重人民，崇拜人民，与人民结合起来，同时又肩负着扩展人民眼界和胸怀的任务。
至于什么是“人民的真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复强调：“人民的真理就是东正教思想。”“绝大多数俄国人信奉东正教，完全以东正教思想作为自己的生活的基础，尽管他们不能科学地解释这个思想。就实质而言，俄国人民除了这个思想，别无其他，他们的一切都源自这个思想。”“人民的真理”包括两方面内容，即“基督式的爱”和“全世界以基督的名义联合起来”。作家断言，西欧的天主教继承了罗马帝国的传统，抛弃了基督的思想，企图以“血与剑”统治世界，而信奉东正教的俄国人民保留了正宗的基督思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心里都怀着基督的形象，“基督是俄国人唯一的爱”，“世界上只有一个绝对美好的人——基督”，“基督是道德的典范和理想”。关于基督，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没有什么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爱、更智慧、更坚毅、更完善的了，不仅没有，而且我怀着忠贞不渝的感情对自己说，这决不可能有。不仅如此，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真理确实与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作家接连用了六个“最”字，而且声明假如真理与基督之间有差异，那他宁愿选择基督，由此可见他对基督的爱有多深，对基督的信仰有多坚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作品中，这种“基督式的爱”几乎都通过艺术形象有所表现，但体现得最充分最集中的当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的谈话和训诫”一章。根据佐西马长老的说教，“基督式的爱”就是爱上帝和上帝创造的一切，爱整个世界，爱一切人；要相信灵魂的永生；爱不仅是目的也是手段，是一种巨大的力量，用爱可以改造自己和人们的精神世界；为了实现这种普遍的爱，实现人类的大团结，人在精神上要自我完善，要从爱出发，为别人的罪过承担责任，在痛苦中分清善恶，遏制骄傲情绪，尽量做大众的仆人，在精神上平等待人。作家明确表示，佐西马长老的观点是他同意的，只是他的表述方式不会与作为形象的佐西马长老一样而已。
在去世前不久，他在普希金铜像落成典礼上的演说中深刻而有力地表达了他对世界人民大联合的热烈向往。而他在去世前发表的最后一期《作家日记》中强调指出：“俄罗斯人们的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不是机械的形式，俄罗斯人们相信，最终只有依靠基督的名义实行的大联合才能拯救世界。这就是我们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这番话不仅是他的坚定信念和理想，也可以看作他的最后遗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