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纳粹

这本书是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扩展版，作者是学哲学出身，一般来讲哲学和文学出身的人转行搞历史通常玩不太转（我这里指的不是文化史和思想史一类的边缘交叉学科），但是这本书在史料方面做的非常扎实，同时它又融入了作者的哲学背景。实际上艾希曼并不像阿伦特所描述的那样，仅仅只是庞大的极权主义政治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只会无条件地服从，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他对于纳粹的意识形态一直都非常认同并且很忠诚，同时他也常常引以为傲。而且此人有一定的哲学基础，对康德和斯宾诺莎之类的哲学家十分熟悉。作者对于纳粹意识形态的诠释很能体现她的哲学功底。但是作者对于纳粹德国和极权主义的理解跟阿伦特并不一样，而是倾向于极权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宗教的解释，类似于沃格林。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是“血与土”，或者说血统与祖国。它排斥一切具有普世性质的价值观，并且认为这些本质上都是犹太人创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认为艾希曼对于第三帝国体制的服从等同于康的意义上的道德律令是不对的，因为艾希曼从根本上并不认同康德。更重要的是，像艾希曼这样的前纳粹分子不会因为第三帝国政权的垮台而自动改邪归正，他们在战后的岁月里受到诸如梵蒂冈之类的政治势力的保护，流亡到了阿根廷之类的南美洲国家，在当地重新形成了自己的圈子。他们不仅受到当地政府和德国企业的庇护，同时战后的西德阿登纳政府对于过去的历史和纳粹分子也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在大屠杀还没有成为一项历史常识的年代，只有像艾希曼这样的亲历者才知道个中内幕，比如说究竟有多少人被害。而当时很多依然忠于纳粹的人则认为大屠杀只不过是犹太人为了复国主义而编织出来的借口。他们甚至寄希望于艾希曼这个亲历者能够站出来澄清大屠杀是不存在的。直到艾希曼在访谈中承认了大屠杀的事实他们才明白事情的真相。直到大屠杀的历史事实逐渐公开化之后，当年很多直接和间接对此负有责任的人都采取了统一的推卸责任的做法，谎称自己也是无辜的被迫的，把一切责任推给当时更高层次的权力。这也就是为什么艾希曼在最后时刻会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毫无判断能力的官僚，一切受制于更高层的指令。但是实际上在这之前他完全是另一幅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