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举前奏的察举制

察举制作为一种选官制度盛行于两汉以至于隋唐之前，其渊源来自于春秋战国时的各种荐官方法，比如战国策士的游说求官，举贤贡士，适应了当时逐渐从贵族世袭世禄制下的宗族社会到行政官僚政治。而察举制又是科举制的前奏。所以说察举制的重要不言而喻。历来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非常多，几乎题无剩义。因此阎步克这本书并不是面面俱到总结前贤成果，而是补阙，以及提出某些细节问题的新观点，写法则是用考证动态研究察举制变迁。时间则是分五个部分，两汉，曹魏，两晋，北朝，南朝。 按频率选官分岁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明经，明法；秀才，孝廉；尤异，廉吏）与特举（诏举，治剧）。阎步克是田余庆的学生，所以在他的学术方法上可以看到其老师的影子，研究制度讲究长时段，对于察举制渊源进行叙述，但这书重点在于讲到差异，即汉廷政治方针的变化和士大夫的参政，才导致贤良方正，孝廉等的出现，这是选官制度化的原因，和先秦的散兵游勇式不同。其次贤良方正与直言极谏与考课不一样，属于征求吏民意见，这有点像玛丽·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中研究正式权力与初级权力互动的社会结构一样。察举制从政治学上分析也属于结构互动，阎步克并没有提到这个，仅是我读他的书引申发挥。 从以德取人到以能取人再到以文取人的两汉察举制变化。 给大多数人的印象是，汉代选拔官吏，特别注重道德素质的考察。其实内里要比这个复杂的多，盖两汉在意识形态上虽然独尊儒术，但在实际行政方面是王霸参杂。 以下我略举几个制度例子来说明 （1）授试以职的规定，即州郡所察举的人，必须先在地方任职考核一定年数，来检验他的行政能力。比如郑宏先是当了郡督邮，然后才再举孝廉。周章是郡功曹举孝廉。这项举措产生于光武帝时期，为了纠正之前王莽过度儒家化倾向 （2）选官的标准强调多以功举，必累功劳。以至于遭到儒生的反对，比如郑众，鲁丕等人传记中的对策。 其次到东汉顺帝时期，尚书令左雄的改革，“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的引入，形成了以文取人的倾向。因为改革发生在阳嘉元年，被阎步克称为“阳嘉新制”。 该制度主要针对孝廉，其要点有三（1）被举者在四十岁以上（2）以儒生，文吏二科取人（3）建立经术和笺奏的考试制度。这是察举制以来第一次在制度上形成考试的例子。何为考试，即对知识技能的程式化测验，经术为儒家经典，笺奏为行政文书。从郡国选拔的孝廉，要先经过中央公府的考试，然后是台朗或尚书令在端门再次考核。比如《后汉书·文苑高彪传》记载“后郡举孝廉，试经第一。除郎中，校书东观”。这就是以文取人，文盖指考试。 但是要说明的是，阳嘉新制与科举制还是有区别。 （1）士人如果不被举荐，就没有考试机会。而科举制面向所有人 （2）郡国举荐对象主要是郡掾属。科举制的士子主要来自学校生员 （3）阳嘉新制是非竞争性等额考试，如初试者都达标，则全部录取。科举制是竞争性差额考试 （4）科举的程式要比阳嘉新制复杂多。 曹魏时期察举制的一大变化是，魏明帝太和二年的“贡士以经学为先”。前文已经说过阳嘉新制注重经术与文法，以平衡帝国内儒生和文吏两种人才。但是东汉的发展趋势是，儒生与文吏的融合，到东汉末期造成选官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的现象，单纯的文吏社会地位低微，已经不在选官主要考察范畴。所以到曹叡，为了适应社会新的现实，将经学确立为主要察举方向，这条道路可以说与隋唐的科举制相连通，它们都是以文取人。 曹魏时期重视经学是很显然了，《三国志》中有关策对文献汗牛充栋。但它不仅限于孝廉察举，曹魏还以经术培训官吏，郎吏试经，学校课试。近些年在洛阳南郊发现的曹魏太学遗址是这方面的物质象征。 此外阎步克在曹魏部分重点研究了魏晋中古最鲜明的标志即门阀在选官中的体现，这种现象学术点说叫“清途”。在汉代有任子，内侍起家，构成高门子弟入仕途径，但其规模与性质都没发和魏晋比。曹魏时期，一般会将高官子弟任命为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散骑侍郎。这些职位属于散官，即没有行政任务的闲职。它们作为高官子弟入仕的跳板，可以直达刺史郡守级别的职位。也可以到达尚书，光禄勋等朝官。而汉代察举外出仅为令长丞尉。 两晋时期（尤其是东晋）是中国历史上皇权最低谷，而门阀最鼎盛时期。其在选官制度上则体现为，察举制的低落与九品中正制的高涨。严格说九品中正制并不是选官制度，它主要还是一种以品分人，分官的衡量体系。但是九品中正制可以影响到察举。即使西晋初期确立了秀才对策制度（我国历史上首次将秀才纳入考试制度中），即使有“甲午制”的实施（选举必先外放治理地方，如果有成绩了，才能回来当内官。这是皇权为了抑制清途门阀的手段）。但在门阀社会结构下，并不能起到实际作用。当时的学校制度也是分成二元，即普通人上太学，高官子弟上国子学。即使你有学校试经入仕制度，那么从社会结构上说，国子学的学生肯定起家官更高。两晋只是表面平等，实质上还是呈现格差型社会，在此我使用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的概念，社会阶层的固化程度很高。所以我毫不奇怪，在两晋部分阎步克重点研究九品中正制对于察举制的侵害。 其一在于，九品中正制在实质上与清途一样，它可以制度化特权阶层，属于互相配合的关系。这是一目了然的，不必多说。 第二点是更重要的。考试成绩只决定迁转之前的临时性散官（比如三种郎官）。而应举者最后入仕的官职，以及乡品是由科目种类决定的。阎步克通过爬疏史料，总结出科目—乡品对应数量关系。与考试成绩无关，你能得到什么乡品取决于你考的是什么科目。 乡品最终决定你的官品。至于乡品与官品数量关系，阎步克驳斥了宫崎市定的旧说。我们可以看到九品中正制对于察举制的影响在于，通过察举入仕的人，官职不高，迁转很慢。这就是为什么两晋门阀子弟很少走察举这条道的原因，太累太费劲不说还吃力不讨好，哪里比得上天上掉馅饼式的清途省事。 阎步克在本书第九章从统计学上研究了三个现象，即察举人数的变迁，察举迁调第一次的官职段位统计，察举最高官职统计。人数在两晋是下降已经如前所述，迁调则显示孝廉一般第一次职务为七八品官，还有不到八的军府舍人，简直可以说“在农村都算三四等人”的级别。秀才略好于孝廉，但也是中低层官僚。 其中第三个统计，作者提到一个统计学与历史学结合的规律，即越有名气的人越容易被载入史册，那么第三个数据就不具有完美客观性，即使如此秀才孝廉最好官职普遍到三品到五品，六品以下很多人没有进入史书，所以这个数据是虚高的。 总结三点，两晋时期走察举的人越来越少。察举第一次官职普遍处于低级，察举最后能奋斗到的官职则普遍位于中级。这是门阀时代特有的现象。 南朝宋齐梁陈处于察举复兴期。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宋的开国君主来自中下层而掌握军政实权的武将刘裕，其对于士族门阀的打击，拨乱反正，就好像东汉初刘秀，抑制儒家单独占有行政系统而任用文法吏一样。 阎步克在此部分，引用统计学公式，即正史中的得举者数量除以王朝延续时间，再除以相应正史卷数。得出察举指数，可以看到宋齐梁陈的数值均高于东晋。其次南朝的学校也在复兴之中，尤其到文采飞扬的梁代，梁武帝时期更是设立五馆，寒族学生“给其饩廪”。考试通过的人，除为吏。 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中古的制度毕竟以士族为主，即使南朝兴学考试入仕，士族也变着戏法夺取特权。阎步克从正史中整理，秀才一科绝大多数是门阀垄断，这说明门阀在南朝已经很少走清途（被皇权抑制），改走考试入仕。我在前文说过，国子学本来就是给特权开的学校，只有贵族子弟可以入学，也相当于只有他们可以考试。贵族此时是把秀才当成西晋时的黄散清华使用。 阎步克在此时期重点研究的是，科举制在南朝的萌芽。科举制的两大要素，首先是策试在南朝非常盛行，其表现形式为以文学主导，举主的任务是搜罗文学人才。察举制色彩减少，简单说察举制注重举荐，后期考核不是主体。而南朝考试制度开始偏向科举，其社会表现为举主与被推荐者的关系没有两汉魏晋那么密切。第二点科举制必须达到自由投考，其实曹魏时期已经有郎吏申请课试，西晋有白衣试经拜郎。南朝则是出现不在官方学馆的自由考生也能投考的记载，比如岑之敬，徐伯阳，张正见，蔡大宝，庾信等人。考试的盛行有利于抑制门阀，即使门阀有特权参加考试，那毕竟也要考试，而不是安流平进。 虽然中古时期南北朝均为门阀社会，但北朝因为族属的关系，使得官僚政治的潜流一直存在，即使是最为汉化的北魏，其鲜卑军功集团依然占有很强的势力。这使得很多南朝现象，玄风盛文法衰，内官重外官轻，考课不励，散官多等在北朝很少出现。 而察举制与皇权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此一时时期，北朝的察举有所复兴。比如考试制度对门阀的破坏，比如从北魏后期到北齐，御史台，东西省，尚书省，令史都采用考试之法选授。北朝的社会流动性更好。再比如北齐的郡学是直接为察举服务的，所以本书作者把北朝放在最后部分，因为它与科举制最接近。 阎步克的书在细节上考证史料，在宏观上兼顾从皇权官僚政治与门阀士族互动上讲察举制的兴衰，以及察举制最终如何转变成唐代的科举。阎步克的书往往很少引用其他学术书，就像现在许多论文靠注释多少壮胆，而是有理有据梳理史料，其实这种写法才能展示学者的能力，也才有更多新颖的东西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