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瑞伯：父与子 | 必须以极端的严厉性对抗儿童粗野本性中的卑劣部分
本文选译自威廉·G. 尼德兰的《施瑞伯案：偏执型人格的精神分析》，这本书在弗洛伊德对施瑞伯案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精神分析方法，结合广泛的历史背景调查（特别是施瑞伯父亲的教育方法），对施瑞伯妄想型精神病进行了一次深入、细致的精神病理学剖析。通过聚焦施瑞伯与其严父之间灾难性的童年关系，本书为施瑞伯的妄想型精神病提供了一个基于发展性创伤的深度精神分析解释。作者认为，施瑞伯回忆录中那些令人费解的妄想内容是其童年恐惧、愤怒、被迫屈服以及渴望认同等创伤性体验的象征性表达和变形。
在此，我们特别选取了第7章“施瑞伯：父与子”，本章呈现了施瑞伯父亲的极端教育体系与其精神病理对施瑞伯病症的影响，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理解施瑞伯案的关键背景。另外，作者还解读了施瑞伯回忆录中的一些妄想符号与其父教育主张中的对应关系（如"压缩胸腔奇迹" → 笔直固定架的压迫感；图3-4），认为施瑞伯的妄想符号是对其童年创伤的退行性重构。如作者所言：这些资料为理解施瑞伯妄想体系中的一些古怪之处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7章 施瑞伯：父与子
威廉·G. 尼德兰 /文 苏子滢/译
在研究施瑞伯案例时，前期，我一直把研究范围限定在《一名神经疾病患者的回忆录》（下文简称《回忆录》）、弗洛伊德的著名专著以及其他后继作者的评论上。后期我又扩大了研究范围，纳入了关于施瑞伯父亲的生活与工作、病人的家族及其成长的社会环境的一些发现。很可惜，《回忆录》中讨论施瑞伯早期家庭关系的第三章因“不适宜出版”被删去了，书中其他地方也几乎完全没有谈到作者的童年或青春期，我便只好另辟蹊径去了解施瑞伯早年生活的情况。
在确知施瑞伯的父亲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后，我便查阅了图书馆和藏书中所有我能找得到的他的出版作品，包括好几个版本的《医学室内体操》（Ärztliche Zimmergymnastik）。我也从这位父亲已出版的传记、以及德国原始档案里未印出的传记材料中收集了一些信息。
如今，距弗洛伊德的专著发表已经过去了将近五十年，施瑞伯的父亲去世也已近百年，因此我们有条件更全面地处理关于这对父子的原始材料。我们不再受制于弗洛伊德当年保持克制的需要，而是可以尝试直接借助其父亲的出版物，拓展对这一著名案例的精神分析性观察。其中一些资料可以允许我们——正如弗洛伊德曾提议的——追溯施瑞伯妄想中诸多细节的来源，并把他妄想体系中的一些此前模糊不清的段落与其父珍视的特定观念、原则和毕生事业联系起来。具体来说，我打算重点关注父子二人的精神产物之间的对应关系，精神分析文献此前还未呈现过这些关系。
丹尼尔·保罗·施瑞伯是一位社会、医学和教育改革家的次子。他的父亲丹尼尔·戈特利布·莫里茨·施瑞伯（Daniel Gottlieb Moritz Schreber）是一名医生、讲师、作家、教育家，也是莱比锡大学医学院的临床导师。他专攻矫形外科（orthopeics），后来成为了莱比锡市矫形外科研究所的医学主任。他撰写并出版了将近二十本关于矫形外科的著作和儿童养育指南。这些著作体现了他对儿童养育、体育、通过体操进行系统化身体塑形、预防医学、学校卫生和公共健康等问题的特别兴趣。
波利策（L.M.Politzer）在老施瑞伯过世几个月后，为他撰写了一篇详细且充满颂扬的讣告，称他是“一位医生、教师、营养学家、人类学家、体操治疗师和运动员，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行动者，满怀巨大热情与毅力……”
当弗洛伊德描述这位父亲的声望和事业时，他并没有详细讨论他的个性，也没有提到他除《医学室内体操》以外的其他著作。这符合弗洛伊德在其专著中明确表达的“克制原则”，在评论小施瑞伯的《回忆录》时，他始终明智且有意地坚持这一原则。很可能正是出于克制，弗洛伊德才以一种笼统的口吻谈论施瑞伯的父亲。在弗洛伊德的著作出版时，施瑞伯医生的几位子女和家庭成员，以及保罗·弗莱希格教授等人仍在世。弗洛伊德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位卓越人物的性格、影响力与事业还值得更进一步挖掘。
施瑞伯医生的其中一本流行读物在一百年前于莱比锡出版。这是一本面向父母和教育者的指导手册，它冗长的标题是：《美育，或通过自然且均衡地促进正常身体发育而实现美的教育》（Kallipaedie oder Erziehung zur Schönheit durch naturgetreue und gleichmäßige Förderung normaler Körperbildung），在主标题后面还跟着好几个同样冗长的副标题。此书在作者去世后再版时，也被称为施瑞伯医生的《教育学说》（Erziehungslehre）。我特别选择这本书做重点分析，是因为它几乎涵盖了从婴儿期到青春期的整个儿童养育过程。此外，书中的某些段落也表明，施瑞伯医生确立的方法和规范不仅是面向公众的理论原则，也是他在养育自己子女的过程中有规律地主动、亲自应用的原则——他还带着父亲的骄傲表示，这些原则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事实上，他甚至认为这些方法挽救了他其中一个孩子的性命。
施瑞伯医生教育体系的主要内容可以凝缩为一条他向父母和教育者反复强调的忠告：应当在儿童生命的最早阶段，对其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与强制。他强调，这样可以避免日后许多问题的出现。同时，通过让儿童接受严格系统化的高强度体育锻炼，将一整套肌肉锻炼与约束身体及情感的措施相结合，可以促进其身心的健康发展。
详细考察这本书，能让我们稍微了解小丹尼尔·保罗·施瑞伯的早期养育，以及他所处的整体环境，无论是情感环境还是其他的方面。施瑞伯医生似乎格外执着于儿童的体态[1]，尤其强调要采取主动手段，无论何时——站立、坐下、行走或者躺卧——都要保持尽可能笔直的姿势。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设计了各种矫形器械。在他关于2—8岁儿童体态训练的指示中，他严格要求这些儿童学会并保持紧绷、挺直的姿势。在另一段落中，他强调了对于该年龄段以及更年长的儿童来说，在睡眠中保持绝对笔直的仰卧姿势的重要性。《教育学说》中的几幅插图的影印版，比文字更能清晰说明他的教育方法的性质以及贯彻的力度。
图1和图2展示了施瑞伯医生用于强制保持睡眠时姿态笔直的器械，以及它的实际应用；图3和图4展示了用于强制维持坐姿笔直的笔直固定架（Geradehalter）。关于后者，这位发明者告诉我们：“它整个都是由铁制成的……可以防止一切不恰当坐姿的尝试……有两种款式，一种推荐[在家中]私人使用，另一种更简便的供学校使用，尤其适用于小学一二年级。”后来，这款施瑞伯式笔直固定架又由他的朋友兼合作者海尼希医生（Dr.Hennig）加以改进，如图5所示。
另一个用于身体塑形、锻炼肌肉的发明是全身体操器（Pangymnastikon） ——整个体操体系都被压缩进一个装置——其构造与使用方式在同名著作中有详细描述。这台设备可以用一个装置实现所有体操练习且被认为是实现肌肉力量与耐力全面发展的最便捷的手段。
施瑞伯医生的身体塑形体系中的另一个重要器械是头部固定器（Kopfhalter），见图6，用于确保上下颌以及整个头骨的相应结构对称发育。
施瑞伯医生的很多书里都有大量解剖图示、人体姿势、体操动作形象的图绘。图中，处在水平状态的人体往往呈现出僵直的姿势（图7）。文本的内容同样强调姿态与耐力。图8和图9展示了书中部分解剖插图。
除了以文字和插图详尽规定的每日体操和健美操体系，《教育学说》中还罗列了对儿童日常生活的规范，具体到几乎每个小时的一举一动。这些规范针对儿童的整体举止，要求有条不紊和整洁，细致入微，不可动摇，“必须被视为至高无上的法则”。这些规则是具体且仪式化的，比如早餐和午餐前的散步锻炼“一旦确立为常规，便不允许任何偏离”，一旦孩子没有严格遵守，就要立刻用惩罚威胁，“早餐或午餐将被剥夺”。
书中还长篇大论地建议通过“系统且持续性的劝诫与练习”，确保单词和音节的正确发音。一些坏的发音习惯必须特别留意，如“用舌头和嘴唇弹响、用鼻孔大声吸气、呼吸时用鼻子发出吸气声，这些习惯必须严厉禁止。”同样地，“激情的萌芽”也必须从一开始就被直接镇压（direktes Niederkämpfen）。只要稍有违规，就要采取包括体罚在内的惩戒，哪怕“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因为必须以极端的严厉性对抗儿童粗野本性中的卑劣部分。”
施瑞伯医生提醒读者，在惩罚过后切记要要求孩子“向执行惩罚者伸出手”，以防止“气恼和愤恨的可能性”。他还建议在儿童房里挂上小黑板，记录每个孩子在一个月里的不服从、健忘等行为。“到了月底，要在当着全家人的面[在小黑板前]举行家庭会议”，依据分数和评价的记录对每名儿童施以奖惩。最后，他向父母和教育者保证，以这种方式养大的儿童将会足够温顺、服从，到了五六岁之后就不需要继续采取这种做法了；并且——他又在另一章补充说——父母也不必担心会出现“危险、隐蔽的越轨行为”，也就是说不必担心孩子今后会手淫。
若要评估父亲的这些准则和规训对儿子的影响，我们要知道，在大约一个世纪前，医学和非医学界都普遍持有类似的观念；施皮茨（Spitz）对手淫史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这类观念的形象描述。施瑞伯医生的著作能够流行起来也证明了这一点。施皮茨指出，19世纪后半叶“反对手淫的斗争”带有一种施虐特征，机械拘束与体罚的手段也得到了当时许多医学权威人士的大力支持。但尽管要考虑到当时的时代精神，我们仍然可以假定，这位父亲的著作中显而易见的心理病态必定产生了直接且巨大的影响——不仅影响了对数十年来对其著作高度评价的公众，更是影响了他自己的家庭。
有至少三条传记事实可以说明这一判断的准确性。首先，施瑞伯医生是一个改革者，他亲自把自己的几个孩子——对待儿子们比对女儿们更甚——逼入了完全顺从与被动屈服的状态，他把他们变成了自己塑造更优秀、更健康人种的侵凌性行为的第一批对象和范例。尽管这种强调强制规训手段的专制主义儿童管制，在他所处的国家和时代下或许颇为典型，但资料表明，那些绑带、束带等机械约束装置均出自他本人的发明。这些器具显然源自他的病理心理，并以教育改革的合理名义被推荐和实施。无疑，他的一些子女亲身体验了这一“神圣”目标。施瑞伯医生在其著作中频繁表达了对生活之“软弱”、世界之“堕落”、青年之“退化”的告诫——他一再向父母、教育者、学校和政府机构发出呼吁——事实上，这种告诫本身也表明即使在当时，这样的儿童管制方式也已经过时了。
在受过分析训练的观察者看来，施瑞伯医生充满斗志的讨伐其实是针对手淫等“危险的、隐秘的越轨行为”，在他看来，这些行为导致了儿童身心的“软弱”。确实，在当时，这一信念几乎让所有父母和医生都非常害怕子女的手淫行为。成套的反手淫装置被发明了出来，不仅在德国被施瑞伯医生推广，在其他国家同样如此。[2]施瑞伯医生在这场斗争中采取的暴力、施虐性的方法，至少妨碍了他的其中一个孩子形成自我认同，尤其是形成性别认同，《回忆录》中有许多地方都体现了这一点。
第二个假设，即施瑞伯医生的性格和行为有强烈的施虐倾向，不仅是根据我从他的著作中提取的材料可以证明，该假设也得到了当代独立资料来源的直接支持。鲍迈耶（Baumeyer）数年前在萨克森找到的一份关于病人施瑞伯的医学报告中，有这样一条注释：“其父，莱比锡施瑞伯花园的创始人，患伴有杀人冲动的强迫症。”（Der Vater [Schöpfer der Schrebergärten zu Leipzig] litt an Zwangsvorstellungen mit Mordtrieb）这条发人深省的陈述出自松嫩施泰因疗养院（其子第二次精神崩溃期间居住的疗养院）的医学报告，这一记录必定建立在某个十分熟悉施瑞伯家族的人向主治医生提供的信息的基础之上，因为它是在老施瑞伯去世三十多年之后写下的。
第三条传记信息涉及到施瑞伯医生的死亡以及死前的事件。根据传记作者里特（Ritter）记载，大概在1858或1859年，施瑞伯医生在做日常健美操时发生了严重事故，被体操馆里的一架沉重的铁梯意外砸中了头部。他似乎再也没有从这次受伤的后遗症中完全康复，里特将这一后遗症描述为“一种旷日持久的、慢性的头部疾病，具体医学诊断尚不明确。”之后传记作者又提出一个问题：疾病的根源“究竟是梯子造成的事故，还是一场严重的精神崩溃”，与头部受伤无关？1900年，施瑞伯医生的女儿致信松嫩施泰因疗养院，信中也提到“体操馆里的铁梯倒下击中[父亲的]头部，数月后出现一种奇怪的头部疾病”，她也暗示父亲的性格发生了显著变化。无论如何，“奇怪的头部疾病”这一审慎的措辞以及里特直言不讳地提到的精神崩溃，似乎都表明这位父亲在50或51岁时患上了一种精神疾病，至少是一种伴有显著精神症状的未确诊疾病。他于1861年11月10日去世——这一次有临床诊断和日期——死于肠梗阻，后来的尸检发现其阑尾区域的肠道有穿孔。
通过对比父子二人步入五十岁时的出现的疾病，并进一步考察两人的精神产物的特征，我们很难不承认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似性。父亲头部受伤后，在50或51岁患上一种被他女儿和传记作者称为头部疾病（Kopfleiden）的怪病，并于53岁去世。其子丹尼尔·保罗同样在51岁发病，起初他的主要症状也包括对头部的抱怨、大脑软化，以及对死亡迫近的恐惧。1893年11月，他因第二次慢性疾病被送入莱比锡大学精神病诊所；同月，他试图自杀。两年后，就在他年满53岁时，他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自己病情恶化的显著标志：“1895年11月是我人生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时刻……那期间，我的身体的女性化迹象变得如此显著，我再也无法忽略这整个进程正在逼近的目标……”
尽管患病的儿子在这段话里并没有明确说明，但我们知道他所说的“进程”的最终目标，就是让自己作为女性与神化的父亲结合。在53岁这个节点上，他将这一妄想性目标产生的时间点定位到11月，这正是他的父亲去世的月份。进一步查阅医学报告便会发现，小施瑞伯三次重要的住院经历都发生在11月前后，尽管年份不同，每次都是因为相对急性的精神症状发作而被迫入院。当然，我们无法完全排除这其中的偶然因素；而且正如前面“对施瑞伯案例的三则附注”一章中详细讨论的，导致他前两次生病住院的外部生活事件也不容忽视。
然而，施瑞伯父亲的精神困难以及明显的神经质症状，不也是紧随他生活中的一次外部事件——在体操馆里头部突然受伤——发生的吗？那么儿子在生活中遭遇的那些外部事件，尤其是他51岁时的那次颇为突然的情绪激烈的晋升，是否在无意识中被病人等同于父亲在相近的年龄遭遇的那次后果惨重的“当头一棒”？在《回忆录》中，儿子多次谈到头部遭受的各种击打，这些击打经常与噪音和话语相伴。
无论如何，还有另外一些因素需要考虑，这涉及到小施瑞伯的自我之中保存的内摄的父亲形象；《回忆录》的许多章节中都能窥见这一形象的释放。在一些少有的段落里，儿子直接且未经扭曲地提到了父亲的作品，他提到了父亲《医学室内体操》的第23版。值得注意的是，《回忆录》正好有23章（包括序言，不算附录和补遗），递交萨克森上诉法院（该院需要判定施瑞伯能否从精神病院出院）的《回忆录》终稿恰恰是由小施瑞伯本人手写的23卷本；他以这样一条有力的论据反驳了公诉人对其出版的质疑（这段辩论在庭审记录中有记载）：“根据与莱比锡出版商瑙哈特达成的初步协议，“回忆录”的出版计划将以委托合同的形式进行，这与他父亲的《医学室内体操》一书的出版形式相同……”（强调为作者所加。）
老施瑞伯的《教育学说》明确致力于未来世代的福祉；他的写作贯穿着一种布道式的热情，想要普及身体健康与塑形的知识，以塑造更强壮的人种。而小施瑞伯在发病期间似乎也受到这一内摄的父亲形象驱使，抱有同样的志向。在《回忆录》的序言以及好几个章节中，施瑞伯都表达了他的确信：自己关于奇迹、上帝、光束等经历的出版，是对人类的祝福。他宣布，他唯一目的就是传播真理、增进知识，以服务于人类的福祉。父亲以使徒般的夸大姿态，致力于脚踏实地地促进健康与卫生的改善；儿子则通过对这些准则的妄想加工，以一种原始的、魔法性的方式重演了这一使命。父亲的书里充满了解剖图与和人体插图；患病的儿子在住院期间也经经常在纸上画人体形象，他自己的书里也点缀着关于绘画和素描的思索。
《回忆录》中多次提到上帝的“写下系统”（writing-down-system），病人本人觉得这一系统“很难向其他人解释……即使对我来说它也属于深不可测的范围。”我倾向于将这一神圣“系统”的来源追溯至他父亲的手写笔记、手稿、著作和讲义。我也认为这是一种对父亲的“小黑板”的精神病性、退行性的神化加工——这块标着不详记号与笔记的黑板，很可能在病人的童年扮演着阴森的角色。正是这种最初由父亲采取后来又由儿子继承的“写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回忆录》的出现。在施瑞伯开始动笔书写完整的《回忆录》之前，他就早已开始写速记了，他在小纸片上记下了自己的思想和经验，后来又在书的脚注中提到它们。倘若他没有充分运用“上帝的写下系统”，《回忆录》或许永远不会出版，至少是不会以目前这种形式出版。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回忆录》体现了小施瑞伯的一场复杂的斗争——既争取与父亲的认同，也反抗着这种认同，正如弗洛伊德清晰阐明的，这场斗争伴随并激化了他的同性恋冲突。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更完整地理解儿子的妄想系统中那些看似古怪的观念，它们似乎直接或间接地出自内摄的父亲形象，是对父亲的某些特征及做法的原始加工，早年被内化的经验在《回忆录》中被“释放”了出来。来自父亲的那些被内化的专制手段，在儿子的原始退行中作为妄想和幻觉实体重现，他在《回忆录》的许多段落里都以切身、却也显得模糊的自传体将它们记录了下来。上帝施加于病人身体的诸多神迹，若剥去妄想的扭曲，便能显现出它们最初发源的模本：它们是关于父亲施加于孩子身体的大量强制性、诱惑性操控手段（正如图1—7所示）的婴儿期的、退行性的扭曲意象。
父亲的绑带、束带等装置，为诸如“绑定到地球”“绑定到天体”“绑定到光束”等神迹赋予了新的意味与内涵。《回忆录》中描述的“压缩胸腔奇迹”是对他身体最恐怖的袭击之一，若将之与图3、图4中展示的父亲的装置联系起来，也会变得清晰起来。
儿子在书中多次提到的“尾椎神迹”，我认为可以追溯到父亲对坐姿的严格规定。父亲的这些操控所带有的诱惑特质，也清晰地体现在“人类把戏”（Menschenspielerei）一词中——甚至在序言里，施瑞伯就已经把这个说法与奇迹及其引发的刺激联系了起来。
在住院的早期阶段，还有一些神迹影响了儿子的“整个下腹……所谓的下腹腐败”，造成“肠梗阻”，这明显使他产生了自己“已经死去并腐烂”的感受（强调为原文所加）。这些似乎都指向了父亲突发的肠梗阻给儿子造成的震撼。父亲去世的那天晚上原本还安排要在莱比锡教育学会进行一场讲座。当时儿子只有19岁。
正如我们在其他精神病人的案例中也熟知的那样，施瑞伯对这些联系显然并非毫不知情。比如关于他对父亲的认同，他曾写道：“由于我的神经吸引力……上帝与我个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我的余生中，上帝都不可能让自己摆脱我的神经。”在另一段落中他写道：“‘上帝’或‘使徒’……存在于我的身体里，准确地说是在我肚子里。”值得注意的是，儿子直接用到了“使徒”一词；在德语的习惯说法中，他的父亲也被称为健康使徒（Gesundheitsapostel）。
父亲的《教育学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于在早年施加大量身体刺激（通过操控、锻炼、器械、支架等等）的强调，等到年龄稍大时，这些刺激又会与宗教洞察和实践相结合。施瑞伯医生解释道，孩子应被教导着“在每天结束时将思绪转向上帝，反省一天的感受与行为……以便让内心映照在上帝——这位慈爱而普遍的父亲的纯粹光束中……”。此外，施瑞伯医生还建议在公立学校中，将人体解剖学与宗教教育直接关联起来作为法定教育推行。《教育学说》最后几章中有好几页以斜体印刷，文中以一种相当模糊且神秘的方式讨论了纯粹的神性（dem rein Göttlichen），以及两种类型的光束（Strahlen）在真正的宗教感受中的汇合，最终实现完全融合。我们仍无法断言父亲作品中的这些醒目段落是否充当了儿子后来的阐发——光束=父亲=上帝——的起点，并衍生出了那种充满解剖-宗教特征的施瑞伯式神学等级体系，但我倾向于认为这种重要的相互关联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在澄清了施瑞伯《回忆录》中若干晦涩处的意义之后，我们或许能更充分地理解他反复表达的一些抱怨。比如当他抗议“对人最基本的权利的巨大侵犯”，或是当他指控弗莱希格教授时（“您也许和其他许多医生[父亲]一样，无法完全抵御……把您负责照料的病人当做科学实验的对象的诱惑”），我们或许有理由将这些感受与其早年教育中高度强制性的维度联系起来。通过更鲜明地指明病人自己的措辞，我也倾向于认为这些说法确认了我先前的观点，即，施瑞伯医生，这位父亲、医生、教育家、改革家，很可能把自己的儿子们当成了他的改革性“实验”的对象——正如儿子恰如其分的表达。事实上，他的长子古斯塔夫（Gustav）自杀了，次子丹尼尔·保罗疯了。三个女儿似乎安好。这一结局是弗洛伊德完全不了解的，却在根本上印证了他对本案例的主要观点。
尽管弗洛伊德多半完全不了解有关病人童年的信息，却仍从《回忆录》中推断出，其作者必定是“退回了他早年对父亲所持的女性化态度”。弗洛伊德还完全基于理论推断出，病人的兄弟很可能是个哥哥。我们知道，弗洛伊德在这两点上都说对了。
这些资料为理解施瑞伯妄想体系中的一些古怪之处提供了新的视角。在重构并追溯这一个案历史的早期要素之后，我们的下一个任务是聚焦于他和父亲的早期创伤性关系、神迹的性质与起源，以及父子两人共享的宇宙神话的含义。
注释
[1]这种执念很可能源自施瑞伯医生本人幼年身体虚弱的情况。传记资料中有几处间接提到了这一点，也谈到他身材矮小。我认为这些情况可能导致了他对体育、体操、新鲜空气等等的极大关注。
[2]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儿童手淫，是维多利亚时代公认的医学观点。英国医生威廉·阿克顿（William Acton，1813—1875）和德国医生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1840—1902）的著作比施瑞伯医生的著作更流行，他们教导说，几乎所有的倒错都必然是由儿童手淫导致的。在英美广为流传的精神病学教科书——托马斯·克劳斯顿（T. S. Clousten）的《精神疾病》（截至1898年已出了第五版）描述道：“手淫习惯……对神经质气质的男孩非常有害”，会导致“……倒错的情绪化，抑郁，优柔寡断，懦弱，自杀情绪，躁狂发作，冲动的暴力行为，并在26%的案例中最终导致痴呆……”正是这种想法促使人们发明出机械装置来保护儿童免遭“不可控的”后果。
The Schreber Case:Psychoanalytic Profile of A Paranoid Personality，William G. Niederland,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