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摘录
白银帝国 1.五代之前银更多作为装饰赏赐,在秦汉之间银并不作为主要支付手段,“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从“不为币”到最终的法定货币,白银在中国的货币化历程不无曲折。战国至秦汉时期,更多用金与钱,进入六朝、隋、唐是钱帛并行,宋、金、元至明初则是钱钞流通。五代后白银才开始逐渐用作支付,两宋后白银逐步进入民间,与钱并行使用,直到明代中晚期,白银正式完成在中国的货币化。从此之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500多年间,中国经历了大小战争,浩劫无数,始终固守白银,其间银两和银元通用。 2.对比中西货币史,从一开始中国与西方的货币制度就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古代西方小国林立、国际贸易发达,虽然一国之内国王可以规定何为货币、价值几何,这些规定却无法在其他国家疆域内使用,真正能够被国际市场接受的流通物,从很早开始就被锁定为贵金属铸币。早在公元前7世纪,小亚细亚的希腊小国吕底亚就已经开始铸造固定总量、标明价值的金银合金铸币(而中国迟至清朝末年才开始白银铸币),从此塑造了西方货币史注重贵金属铸币的路径。 相比之下,在明朝中期之前,大部分时间内各种贱金属铸币(铜钱、铁钱)构成中国货币的主要形态,中间间杂着货币史上的早熟传奇,即北宋到明初400余年最终失败的纸币试验。回顾货币史,通胀和通货紧缩在中国历史上交叠出现,政府不时地受到诱惑,以虚值大币或者轻薄恶滥铸币方式大肆搜刮,民间则以私铸、停用恶币等方式反击,虽严刑峻法亦难禁绝。最终结果则是,即使帝王意志亦需接受市场检验,从半两钱、五铢钱到开元钱再到宋代铜钱、铁钱、纸币,中国钱币命运难以与王朝兴衰相隔离。 3.细究中国货币史,可以发现其形态变迁与制度发展均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变化,而货币的变迁背后对应着帝国的进退。历史细密经纬之中,白银始终是一根连绵不绝又隐匿无比的线。要重新认知中国货币史,把握白银在中国货币化的关键进展,就必须结合经济史、政治史、财政史、军事史等研究,从更大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换言之,理解货币必须在货币之外,其前提是重新厘清中国历史的关键脉络。 对于传统中原王朝而言,为维护王朝统治,必须应对内外两方面的挑战。过去史书多聚焦帝国内部挑战,外部挑战在传统叙事中往往被忽略,但事实上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中并非短暂过客,千百年来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随时虎视眈眈,长城内外枕戈待旦之卒动辄以百万计。和平要么是赢来的,要么是暂时的,无论哪种,都对中原王朝的军事能力及其资源汲取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更紧要的是,以庞大物资支持的军队,天然地更容易效忠于带领他们的将军,而不是远在天边的朝廷,在军队忠诚度与军队战斗力之间,皇帝们往往陷入两难。这构成了棘手的内部挑战。 权力醉人,可如何保护权力?帝国内部的权力纷争背后,也隐含着制度变迁的动力。西周选择的是相信血缘宗族力量,封土建国以统领万方,却最终以兼并战争与秦汉大统一而结束。从秦汉直到唐,朝廷一直在试验各种方式,以对抗幽灵不散的地方豪族与割据军阀的潜在反叛势力,试图将军事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其可悲的失败在安史之乱中达到高潮。相应地,军制也在征兵制(如府兵制)与募兵制之间反复摇摆:征兵制方式简单、效力惊人,但要么依赖于草原民族的血勇氏族精神,要么难以持久;而募兵制不仅耗用浩大,维持军队忠诚亦不易。 内外冲击之下,王朝的资源汲取能力也在不断经受考验。王朝兴起之初,无主土地众多,各类均田制度可以顺利实施,以实物税为主的各类财税措施也容易落实。时间一久,由于土地兼并与大户蒙荫,朝廷财力难得保障,各类货币化税收改革方案不得不出台,杨炎、王安石、张居正、雍正的改革时隔近千年而前后相继,其本质都是为支撑王朝政府对财税收入的欲求。 进入近代,在白银全球流入流出的牵引冲刷之下,中国经济乃至国事都受到诸多影响,从明朝灭亡到鸦片战争,以及随后多次政治战乱与经济危机,莫不如此。讽刺的是,民国在艰难告别白银、迈入纸币时代后,却紧接着进入恶性通胀之中,几乎重复了多年前南宋的纸币故事,中国货币的千年跃进近乎被一笔抹杀。 4.对比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提及的“四角关系”,其实中国不缺乏举债动机,甚至不缺乏举债能力,而是一直缺乏约束皇帝的议会——即使在近代金融市场已经起步之后亦是如此。 英国诞生这种机制有其独特性,就算不是独一无二,也是为数罕见。这种机制随后推广到全世界,英国政治制度也随之传播。中华帝国既没有精干的征税体制,也没有强大的议会约束皇权,只有尾大不掉的政府与怯弱成长的民间,不少公债探索沦为变相摊派。 5.历史充满文明陨落的悲剧,而史书总是难免成王败寇的逻辑。宋朝最被诟病的是军力,但其实如果宋朝军事真的那么孱弱,为何能够在五代十国乱局中崛起,为何能够与辽、金与蒙古这样的军事强敌对峙数百年?宋朝从开国到灭亡,数百年间不是处于战争状态就是处于备战状态,不得不长期奉行“守内虚外”(即禁军多数驻防在京城,少数驻防在边境)的政策理念,为国内发展争取时间。实际上,宋朝军事实力不容小觑,其常规军数量最高达120万人,超过很多朝代,军事开支需求庞大。 6.纸币只要能够用于纳税,货币信用自然坚挺。 古代纸币的闹剧,到明代基本结束了,清政府除了在太平天国时期短暂发行纸币之外,一直对此非常谨慎,可见元明纸币通胀的阴霾之深。 明清政府在财政上还是比较谨慎的。 7.中西金融的分叉,可以在1262年东方的临安与西方的威尼斯不同的战争融资举措中得到最鲜明的说明。在东方,南宋政府直接背书信用,以法币形式发行纸币,最终往往走向滥发;而在西方,几乎同时期的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城邦,在面对战争融资需求的时候,都发行了公共债券,甚至对债券的交易也随之展开。这一对比显示,当国家控制财政的时候,它既是强大的,其实也是脆弱的,因为这意味着它不需要市场力量,也意味着它最终将因为无约束而丧失民间支持。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硬币都有两面,没有一件只有益而无害的事情,而当时的坏事在以后可能转化成有利因素,老子这方面的思想还是深邃的。所以要顺其自然。 8.在明朝的案例中,纸币贬值,于是政府只能依赖行政力量,强迫大家使用,但是行政力量往往不会持久,因为行政力量代表的官僚集团首先就会抵制这种行为。官员的利益也受到钞票贬值的影响,推广钞票的制度自然难以维持。无论这种行为是积极抵抗还是消极执行,都会导致行政手段难以执行。 这就是权力的交互性,权力既来源于上级,也来源于下级。行政力量短期可能有效,长期必然无效。 9.金瓶梅讲经济,讲基层,讲企业家精神,比红楼梦积极多了。 10.“中国工商业一直在发展情况下繁荣不衰,惟遇到达社会经济物质条件足以满足国民需要时,中国人常能自加警惕,便在此限度上止步,而希望转换方向,将人力物力走上人生更高境界去。……故经济之向上发展,虽同属于一种物质方面的,而西方则偏在科学机械方面,中国则偏在艺术陶冶方面。……可见中国传统经济观,均是一种人文本位道德本位者,重人生,不重经济。经济只以辅助人生,非以宰制人生。于是经济发展,遂成为有限度的”。钱穆认为工商业发展节制是一种自觉意识,这种解释见仁见智,但是无论钱穆本人的观点还是其所指出的道德化思想,确实揭示了中国经济政策观。在这样的思想中,一方面经济往往安于低水平均衡,另一方面商人多数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他们也没有能量与权力参与和政府的制度博弈,其结果则是产权制度以及资本主义无从生长。 没有法治与信用,就没有企业家成长的空间与历史环境,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也无从谈起。 11.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是人性的必然,抑制这种冲动只会带来全社会生产水平的底下,最终很有可能导致政权的崩溃。 干什么都不要反人性,长久不了。 12.这些税改做法都未能走出“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模式,本质亦如黄宗羲很早就提出的对“一条鞭法”的批判,其弊端是专制统治无法走出的治乱怪圈。学者秦晖亦据此总结:每搞一次“并税”改制,总能催生出一次杂派高潮。 一明一暗,暗的你还说不清楚,这就是中国的环境。 13.贸易背后则是货币的流转,白银随着贸易的开展开始浸淫中国。据统计,流入中国的白银从18世纪60年代的每年300万两增至18世纪80年代的每年1 600万两。贸易战自古有之,现在看起来唇枪舌剑很激烈,过去更加赤裸暴力。英国的反击来了,鸦片开始流入中国。 14.当时的官员其实私下也知道禁烟不易,但为了迎合道光皇帝多在表面主张严禁。这一逻辑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出现,正如中国历史上主战派无论是否正确,总是在当时获得民间支持、死后获得历史青睐一样。正因如此,当主张禁烟的林则徐出场之际,道光皇帝非常满意,委任从来没有办过“夷务”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 政治正确是个老话题。 15.《白银收购法案》的经济结果并非不可预计,中国银行公会曾在法案讨论之初表示反对,但是政治总是以政治的逻辑强势推进,罗斯福如是回答,“这是中国自己的事,并非我们的事。他们如果愿意,尽可制止白银外流,而我们不能只因为中国人不能保护自己就改变我们的政策”。历史总在重复,美国白银政策如同今天的美联储政策一样,无论外界如何抱怨,美国政策只能立足其国内需求,而对于自身政策的溢出效应所造成的海外混乱则无暇顾及。 现实就是这样,没有那么多一石多鸟的阴谋论。 在1935年之前,中国一直是银本位国家。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世界主要国家逐渐采用金本位导致白银供应持续增加,白银价格呈现螺旋式下跌,白银贬值(本币贬值,相当于现在人民币贬值)所导致的低汇率在大萧条之前长期促进了银本位中国的出口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发展。但是,到1931年,世界各国因大萧条的冲击而相继放弃了金本位。1931年英国率先放弃金本位,此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前后开始放弃金本位,1934年美国实施《白银收购法案》更造成白银价格的大幅上涨。一方面:白银价格上涨(本币升值,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商品出口竞争力全无,小农经济濒临破产,城市出口工业萧条。白银大量外流,逐渐形成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大量的资金从实业经济中退出涌进银行和上海楼市,造成房产和金融业表面的繁荣,随着资产价格大跌,表面繁荣支撑起的银行信贷陷入资产泡沫的黑洞,上海房地产的崩盘急剧震荡了脆弱的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