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初读者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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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古吉是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文学创作不是“私人写作”，不追求“纯粹审美”，而是记录肯尼亚的历史。恩古吉曾说，作家延续了非洲的预言传统，作家就是要从现状中看到社会的发展方向，并做出预警。初版于1967年的《一粒麦种》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它记录了肯尼亚人民反抗殖民者的血和泪，展示了茅茅运动过程中，不同人不同的命运——革命就像一趟列车，有人提前下车，有人走向不同方向……小说结束于1963年肯尼亚独立，但是恩古吉也看到了精英阶级夺取胜利果实，工农群众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未来。
因此，要读懂《一粒麦种》，必须了解肯尼亚的特殊性。但我并没有系统学习过肯尼亚的政治、历史，在阅读中遇到了许多问题，现有的注释过于简明，也回答不了我的疑问。因此，我一边阅读，一边查找资料，写了一些注释，希望能够给像我一样的读者一些帮助。
第2页“自从离开马圭塔拘留营（Maguita detention camp）并回家后，穆苟每天都会拿着锄头和砍刀下地干活。”
【注】关押穆苟的“拘留营”是当时英国人应对茅茅运动的一种手段。“拘留营”关押被怀疑参与茅茅运动的肯尼亚人，或者有任何反抗举动的肯尼亚人。被关押的主要是基库尤人，他们被强制劳动，酷刑虐待。
关于当时的情况，可以参考美国学者Caroline Elkins的《清算帝国：关于英国在肯尼亚的古拉格的未被讲述的故事》（Imperial Reckoning: The Untold Story of Britain's Gulag in Kenya），这本书荣获了2006年普利策奖。作者曾经在1997年根据英国保存的相关档案，研究英国在肯尼亚的拘留营。由于英国档案粉饰现实，导致作者错误地认为，英国殖民者用温和的手段改造基库尤人，培训工作技术，赋予其在现代社会工作的能力。但是，当作者来到肯尼亚的档案馆，寻找相关材料的时候，却发现大量档案都被销毁了。英国人非常注重档案的保存，这种档案的缺失，绝对是有意为之。根据访谈以及档案中的蛛丝马迹，作者发现，当年的监禁并不像英国人保留下来的档案里所说的那样，只是在拘留营中关押了八万人而已。实际上，1954-1962年期间，英国监禁了几乎所有的吉库尤人口，也就是150万。这种监禁包括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拘留营，主要是监禁被怀疑参与或支持茅茅运动的男性，作者估计人数在16万到32万之间。第二种形式是“新村”，也就是将村庄包围起来，画地为牢，禁止人员进出，不顾被圈禁者的死活，比如恩古吉虚构的“泰北村”“一九五五年，为了阻止村民们保护森林战士，白人用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逼迫他们搬离原来的屋子，在指定的一片集中区域内用茅草搭建屋顶，用泥土垒墙，草草地建立起了新泰北。”（第3页）两种监禁共造成约十万人的死亡。
小说后面说到：“更多的男人被抓起来关进了‘拘留营’——其他国家的人把它称为集中营。”（《一粒麦种》，朱庆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页）所以，英国的“拘留营”制度，实际上与纳粹德国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类似。马提尼克岛（法国位于加勒比海的海外省）的塞泽尔在《论殖民主义》（1950）一文中曾经说过，“从这些萨罗、巴尔德、米勒、勒南们嘴里说出的，从这些一度以为并依然以为，为了实力更强大、装备更精良的国家的利益，便可‘借公益之名合法掠夺非欧洲民族’之人口中说出的，便已然是希特勒的话语！”（《还乡笔记》，施雪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83页）
第4页“奔跑的基特勾并没有注意到，小树林里正埋伏着以为身着褐绿色夹克衫的白人。‘站住！’那白人举着枪冲他吼道。但基特勾已然不停地向前跑。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脊背，他张开双臂，扑倒在地。看来，子弹打中了他的心脏。那个士兵离开了，对他来说，又一个茅茅恐怖分子被打死了。”
【注】恩古吉出生在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他的爸爸有四个妻子，他妈妈是第三个，恩古吉的爸爸一共有24个孩子。其中一个，与恩古吉同父异母的兄弟，叫吉托格，他是个聋哑人，他也像小说中的基特勾一样，长得俊美，为人善良，经常帮人搬东西，很招人喜欢。1954年，英军进入村庄，大肆搜捕茅茅运动参与者。吉托格虽未参与茅茅运动，但是由于听不到英军的“停下！”，而被枪杀。（《战时梦》，金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164页）这段往事，成为恩古吉创作《一粒麦种》的灵感来源。
第9页 “我们是代表党（the Party）来的。”“党？”“代表茅茅组织。”
【注】在小说第一章的最后，恩古吉才提到“茅茅组织”。茅茅运动的口号是“土地和自由（ithaka na wiyathi）”。
关于茅茅运动的历史，存在很多分歧。根据《列国志·肯尼亚》（高晋元，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论述：“茅茅运动，最初是指二战后吉库尤人进行的旨在团结群众保卫土地、反抗白人压迫和争取自由的秘密宣示活动，运动的发起者可能是原‘吉中会’（吉库尤中央协会）成员。”是工会领导者使得这一运动激进化的。1950年5月1日，东非工会大会在成立一周年纪念机会上提出东非各领地独立的要求。5月15日，殖民当局借故逮捕了工会的领导者马坎·辛格和弗雷德·库巴依。他们被释放之后，与其他工会领导人一起参加肯尼亚非洲人联盟活动，并推动中央省和裂谷省的茅茅运动激进化。
不过，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曾经指出：“民族主义的改良运动经常表现为对工会运动的可笑模仿。如果民族主义政党决定行动，那一定会通过高度和平地路径：安排城市里的几家工厂举行罢工，组织群众游行来欢迎领袖，联合抵制公共汽车或进口食品。所有这些活动，既能对殖民主义施加压力，又能够使人民消耗精力。这种人工冬眠疗法、人民睡眠疗法，有时竟能奏效。”（《全世界受苦的人》，汪琳译，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版，第36页）
殖民当局认为该运动具有“颠覆性”，于1950年8月宣布取缔它所称的“茅茅协会”。但运动继续在发展。1951年6月后，一些激进的工会领袖掌握了非洲人联盟内罗毕支部，成立了领导宣誓运动的秘密机构。1952年5月后，宣誓中加进了杀敌、驱逐和杀死欧洲人等内容。一些地区发生了纵火、伤害白人农场牲畜和打死乡村头人等暴力事件。非洲人温和派也受到死亡威胁。1952年10月7日，亲殖民政府的大酋长瓦鲁休遭暗杀。新任殖民总督巴林于10月20日宣布紧急状态，随后又逮捕肯雅塔、卡吉雅、库巴依、保罗·恩盖等183名肯尼亚非洲人联盟各级领导人，他们被认为是“茅茅”运动的组织和策划者。肯雅塔等人后被受审判刑。
恩古吉对于茅茅运动的历史叙述更强调它的自发性和群众性：“几乎每个人都参与了茅茅运动，但是没有人能说出运动开始的确切时间，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只知道茅茅运动一直存在，是号召民众起来反抗的核心力量。虽然茅茅组织的名称几经变化，领导人不断更替，但是运动始终在进行着，而且不断呈现出新的面貌。到独立庆典前夕，茅茅运动在肯尼亚的影响已经从东海岸扩展到了西边的大湖区。”（《一粒麦种》，朱庆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恩古吉和穆苟（Mierce Mugo）在剧本《Dedan Kimathi的审判》（The Trial of Dedan Kimathi）的序言中说，70年代的肯尼亚遗忘了茅茅运动中所蕴含的革命力量，忽视了这段历史，以及这段历史本应赋予肯尼亚的发展方向——工农群众联合起来，反抗压迫，建立新政权。恩古吉在这篇序言中提到了Mau Mau From Within（Monthly Review Press, 1970）这本著作，比较认可这本书对于茅茅运动的历史分析。
第10页 吉库尤预言家
【注】这里所说的吉库尤预言家指的是Mugo wa Kibiru（也叫做Chege wa Kibiru），在斯瓦希里语中，Mugo的意思是healer（治疗师）。他生活在18-19世纪。他预言会有一群肤色苍白的人（Caucasian）到来，他们的皮肤像颜色惨淡的、生活在水中的青蛙，可以看到血液在皮肤中的流动。他们穿的衣服像蝴蝶。他们有可以喷火的魔法棒，吉库尤人用长矛与他们对抗，无益于以卵击石。他还预言了乌干达铁路，马赛人放牧的土地被白人占据等。小说后面继续使用这个预言中的隐喻，“穆苟说起的那条钢铁长蛇飞快地向内罗毕如东，准备向内陆地区开展全面剥削。……白人手持能够喷火吐烟的竹竿，对他们进行反击。”（《一粒麦种》，朱庆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这里所说的穆苟，不是小说人物穆苟。
他还预言，在内罗毕以北26英里，一个叫做Thika的地方，有一颗参天的无花果树（fig tree），它的直径有15英尺（450厘米）。等到肯尼亚独立的时候，它就会死去、倒下。英国殖民者甚至还做了铁的支架，保护这棵树。
恩古吉在《大河两岸》、《一粒麦种》、Wizard of the Crow中都引用了这个预言家的故事。（参考维基百科的内容https://en.wikipedia.org/wiki/Mugo_wa_Kibiru）
第11页 “坐在宝座上的女人”
【注】这是吉库尤传说，记录了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过程。肯雅塔在《面向肯尼亚山》中记录了这个故事：
根据基库尤族的传说，在一切初始之时，当人类开始繁衍，部落的创立者——一位名叫基库尤的男子为莫盖神（Mogai,宇宙之神）所召唤，并得到了一片属于他的土地。那里有河流、森林、峡谷、野禽和莫盖神对人类的所有馈赠。同时，莫盖神还把一座名为基里尼亚加的大山(Kere-Nyaga,即肯尼亚山)作为他巡视时的休息之地，也作为他的神迹象征。随后，他又带着基库尤登上这座神迹之山的顶峰，向其展示这片土地的美丽之处。他们站在山顶，莫盖神指着一处满是大树的地方告诉基库尤，那里正是这片土地的中心。展示完这片神奇大地的全部景象后，他命令基库尤在他选定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家园繁衍生息，并将这个地方命名为莫克威・瓦・加斯安加(Mokorwe wa Gathanga)。就是基库族人的第一个家园。他们俩分开前，莫盖神告诉基库尤，无论何时，若有所需，基库尤只需准备好祭品，冲着肯尼亚山（神迹之山）高举双手，自然之神就会前来援助。基库尤听从了莫盖神的指示。当他到达那个选定的地方后，神赐给了他一个美丽的妻子。基库尤族的始母。基库尤和姆比（在《一粒麦种》中被翻译为“梦碧”）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还有了九个女儿，可惜他们没有儿子。
由于没有男性继承人，基库尤十分苦恼。就在绝望之时，他向莫盖神求助，希望能得到一些建议。莫盖神很快就答复了基库尤，告诉他不必焦虑，只需耐心等待，一切都会如他所愿。莫盖神指示说：“去你的羊群里捉一头羔羊和一头小山羊，在你家附近的那棵大无花果圣树(mokoyo)下宰杀，再把这两头羊的血和肥肉倒在树干上。然后，你和家人一起在树下生火，把羊肉作为祭品献祭给我一你的恩人。等这些都完成以后，你先带着妻女回家，再自己一个人回到圣树下，你会在那儿找到九个帅气的小伙子，他们会愿意以任何你们乐意提出的条件与你的女儿们成婚。”
基库尤按照莫盖神指示的去做，而这一切果然在他返回圣树时实现了。在那儿，他看到了九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们热情地向他问候。基库尤一时无言，喜不自胜。他从激动中回过神来，就把九个小伙子带回家中，介绍给家人。
按照风俗，基库尤一家十分热情地款待了这群陌生客人。他们杀羊煮粥，为客人们精心准备食物。等一切就绪，他们带小伙子们到附近的小溪洗去一身疲惫，然后一起享用大餐，愉快地交谈。晚饭后，大家都上床休息。
第二天一早，基库尤早早起床把小伙子们叫醒，让其和他一起享用早餐。饭后，他们开始讨论结婚的问题。基库尤告诉这群小伙子，如果他们想娶自己的女儿，便要答应遵照母系制度，婚后仍住在基库尤家中。
小伙子们都答应了基库尤提出的条件，他们实在无法拒绝姑娘们的美貌和基库尤一家所表现出的善意。这让基库尤夫妇十分开心，没有儿子的遗憾如今已得到弥补。姑娘们呢？能拥有一个男性伴侣，自然也十分开心。不久，他们都正式成婚，并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这些家庭为向母亲姆比表示敬意，都以姆巴・亚・姆比(Mbari ya Moombi),在一起，即姆比家族。
这九个小家庭继续同他们的父母基库尤和姆比住在一起，基库尤夫妇的地位相当于姆巴里·亚·姆比家族的家长。时光流逝，每个小家庭都迅速壮大起来，基库尤夫妇也有了很多孙辈。他们去世之后，九个女儿均等地继承了父母的全部财产。
在悼念去世父母的日子里，他们仍继续生活在同一个大家族中，但随着每个小家庭不断繁衍生息，家族成员日益增多。若再不分立出更多的家族和宗族，他们便不太可能有序地在一起生活，也很难进行分类命名。
因此，九个女儿决定把自己的子孙都聚集在一起，建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宗族。基库尤九个最主要的宗族就此成立。这九大宗族的名字分别是：1)阿舍拉(Acheera);2)阿格西库(Agachiko);3)阿依里莫(Airimo);4)阿博依(Amboi);5)安格里(Angare);6)安基洛(Anjiro);7)安格依(Angoi);8)艾萨格(Ethaga):9)阿依赛兰多(Aitherando)。当然除此之外，或多或少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始宗族分支。
自亲属体系从一个姆巴里·亚·姆比家族扩大为几个家族和宗族后，基库尤人认为很有必要将所有群体集中在一个强有力的亲属纽带之下。这样，他们会团结一致，视彼此为同一个大家庭中的成员。
于是，这个庞大的宗族随之成立，以祖先的集体名字洛里・姆・亚・比(Rorere rwa Mbari ya Moombi)为名，意为“姆比或姆比一族的后代或族人”。在这个宗族里，女性在接下来几代中依然担任她们家族和宗族的领导者。但之后由于某些原因，出现了从母系制度向父系制度的转变。
据说女性在部落里担任较高职位后，会变得盛气凌人又残忍无情。此外，她们还实行一妻多夫制。由于她们的性嫉妒，许多男性因外遇行为或其他轻微的罪行就被判处死刑。此外，男性还会遭受各种侮辱和不公的惩罚。
遭到如此对待，男性觉得愤愤不平，他们决定奋起反抗。但那时，女性在体格上要比男性更为健壮，也更骁勇善战，于是他们决定在大多数女性尤其是他们的首领怀孕时进行反击，这是最佳的时间点。
这个决定得到了男人们的一致认同，他们都极其渴望推翻女性的统治。他们随即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安排了一个合适的日子来实施计划。到了约定的那一天，这些男人开始积极实施反击计划的第一步。他们诱使那些女首领和大部分男人发生性关系。不幸的是，这些女人都为男人们的阿谀奉承所蒙骗，对这个阴谋推翻女性统治的邪恶计划一无所知，盲目地被其引诱。
完成第一阶段计划后，男人们开始安静地等待结果。六个月后，计划的成果明确显现，于是他们立即组建了一支队伍。他们在反抗过程中没有遇到过多的抵抗，女首领因身怀六甲，几乎毫无反击之力。男人们胜利了，他们接过了部落领导者的位置，成为各自家庭的首领，女性不再处于领导地位。很快，他们开始着手废除母系制度，建立父系制度。
男人们还决定要改变部落和宗族的名字，这些部落和宗族本是在母系制度下以女性的名字命名的，如今在父系制度下自然要有所改变。他们成功地把部落的名字从洛里里·姆巴里·亚·姆比改为洛里里·基库尤，意为“基库尤的子孙”。但对于宗族名字的更改，女人们十分愤慨，她们将宗族更名视为男人忘恩负义的象征，因而强烈抗议这一决定。她们明确地告诉男人们，这些名字是女性为宗族体系最初创立者的证明，如果他们胆敢抹去这些名字，她们就不再孕育子嗣。而作为报复的开始，她们会杀掉所有因这个背叛计划而降临人世的男孩。
女人们对此决定的强烈坚持让男人们深感害怕。为了避免冲突，他们同意保持原宗族名不变，且基库尤九大宗族依然以基库尤的九个女儿的名字命名。（《面向肯尼亚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8页）
第12页 “瓦亚基”（Waiyaki）反抗英国殖民者的勇士，后来被活埋。
【注】Waiyaki wa Hinga，是基库尤很有地位的一个领导人。1890年，英国东非公司的Lugard和瓦亚基达成了协议，英国人获得了一片土地，并且可以在这片土地之上建造堡垒。但是1890年11月，当Lugard离开之后，这种和平协议就被打破了，东非公司的搬运工、士兵开始劫掠当地人。瓦亚基被激怒了，他领导人们摧毁了东非公司的堡垒。此后，英国人屡战屡败。1892年8月12日，瓦亚基参加英国人的何谈，但是爆发了冲突，他头部受伤，并且被英国人俘虏，成为英国人的人质。瓦亚基的部队为了保护自己的领袖，而暂停了攻击。英国人开始利用瓦亚基，想要带他到海岸地带。但是由于他头部伤口恶化，英国人在基布韦济（Kibwezi）枪击并活埋了他。现在，内罗毕通往大湖区的一条高速路就是以瓦亚基命名的。
Waiyaki wa Hinga was a leading personality in people’s resistance against the British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of Southern Gikuyuland – Kabete. He was one of the several chiefs who had acquired feudal lordship in Gikuyu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t is on Waiyaki’s land that Captain Fredrick Lugard landed when he arrived in Dagoretti on October 10, 1890, on his way to Uganda. He found Waiyaki was an influential chief and landlord with more than ten wives. When Waiyaki wa Hinga met Lugard near Dagoretti Children’s Centre on Kikuyu Road and warned him not to dare to settle anywhere in that vicinity. Lugard acting on behalf of Imperial British East African Company (IBEA), then made a treaty with Waiyaki and was given land at Kihumo and constructed a fort where Kihumo PCEA church stands today.
Lugard wrote in his diaries of Waiyaki’s people: “I had no hesitation in trusting myself almost alone among them, even when at considerable distances from the camp. I found them honest and straightforward.”
But the newfou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Agikuyu and the white settlers was tested to the limit immediately after Lugard departed on November 1, 1890, for Mengo, Uganda. Porters（搬运工）and askaris（阿斯卡里，波斯语的“战士”的意思）residing at the port started invading local farms and looted food and sexually molested women, heightening hostilities. Waiyaki was incensed and sent his forces who raided the IBEAC garrison and razed it to the ground. During the attack in 1891, five people in the garrison were killed.
George Wilson survived the attack, regrouped and organized retaliation against the locals. The British invaders now wanted to extend to Githunguri（基安布，在内罗毕以北）. Combining political shrewdness and military brilliance, Waiyaki and his army successfully thwarted colonial invasion and settlement in Dagoretti and Githunguri and destroyed their fortifications at Kiawariua. George Wilson, fearing more reprisals, evacuated the fort at night after running out of ammunition, assisted by Kinyanjui Gathirimu, later rewarded for his betrayal of the people by being made a paramount chief.
When Wilson was transferred to Mombasa, an expedition led by Major Eric Smith, returned to Dagoretti in April 1891 and forcefully erected another fort named Fort Smith at Kanyariri. Waiyaki’s army immediately attacked and besieged the fort. On 14th August 1892, Purkiss, the commanding officer of Fort Smith invited Waiyaki for “peace talks”. Waiyaki accepted and went there with his personal guards. There was a disagreement between the parties and a scuffle ensued in which Waiyaki himself bloodied Purkiss with his sword. Many on both sides were injured. Waiyaki was overwhelmed, disarmed and a simi used to inflict a wound on his scalp. He was then shackled at the company’s flagpost with a chain around his neck where he spent two nights. Waiyaki was arrested near today’s Kabete Police Station in Westlands.
The British could have killed Waiyaki immediately after his arrest but they figured out he was more valuable to them as a political hostage. The British plan worked. Waiyaki’s army lifted the siege of Fort Smith. And now the British decided to keep him as a political hostage. On 17th August 1892, the company officials sent him to detention at the coast, presumably to be tried by a company official, Major HH Austin. This too worked. Waiyaki army held back, still wary of any action that might bring injury to their beloved leader. It was then that the British realized the value of Waiyaki as a permanent political hostage.
They frog-marched him towards the coast under heavy guard, and still in chains. The caravan stopped at Kibwezi. Waiyaki’s wounded scalp was worsening. Thinking that no native from the interior would ever know the truth, the captors shot Waiyaki and ordered a gang of natives to dig a grave a few metres off the rail line where he was dumped and buried alive. This was near Kakangani in Kibwezi（基布韦济）, across Kibwezi Police Station, just after the current railway crossing. What the British captors did not know was that some hingas (scouts or spies) had followed the convoy and were sending back intelligence reports.
Waiyaki’s detention and subsequent murder rekindled the fire of militant nationalism and resistance all over Agikuyu land. His army regrouped and laid another siege of Fort Smith. For several days, tension reigned. On February 22, 1893, Gerald Portal, a visitor, reported that at Fort Smith, the situation was bad and whites feared they could be attacked.
Waiyaki wa Hinga, whose last name Hinga, literally means somebody who does not yield secrets, is currently immortalized with the modern highway known as Waiyaki Way in Nairobi.
Waiyaki wa Hinga – Ukombozi Review
第13页 “哈里·苏库”是肯非盟的领导人之一。
哈里·苏库（Harry Thuku, 1895-1970）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他的人生代表了殖民地民族主义反抗运动的潜力与局限。他的人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民族主义领导人、殖民地顺民和农场主。恩古吉在这里讲的主要是他早期反抗殖民统治的阶段。1923年3月14日，苏库被捕，并且爆发了游行示威，成为肯尼亚现代史上的“首次政治骚乱”，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但是当他被逮捕之后，他选择投降，归顺了英国殖民者，成为一个地主。肯尼亚独立之后，他依然承袭了过去的土地，依然作为一个剥削者，寿终正寝。他的人生展示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可以堕落为什么样子，也揭示了民族主义的限度，以及肯尼亚革命的不彻底性——仅仅是建立了一个政权，却并没有真正清算殖民者、旧的统治阶级。
第19页 梦碧（Mumbi）
第88页注释：“梦碧在斯瓦希里语里的原意指‘吉库尤之母’，是吉库尤敬拜的女神。”
小说的主要角色中，只有梦碧是女性。穆苟、基孔由、卡冉加、基希卡等都是男性角色。这个角色非常重要。她的特点在于：没有告发穆苟，不想滋生更多仇恨。独立自主，毅然决然离婚。
吉库尤族是肯尼亚最大民族，占总人口的20%左右（1950年代的数据）。主要聚居在中部省和内罗毕特区。吉库尤族人在争取肯尼亚独立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著名的反殖民武装斗争“茅茅”运动（MauMau）的参加者绝大部分是吉库尤人。在独立后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吉库尤人也占有重要地位。传说吉库尤人的共同祖先是基库尤（Gikuyu）和梦碧（Mumbi）。他们的子孙繁衍为现今十个氏族。（参考《列国志·肯尼亚》）
基于这个传说，恩古吉2020年出版了The Perfect Nine: The Epic of Gikuyu and Mumbi，这是他用吉库尤语创作的长篇史诗，并自己翻译为英语。在这个史诗的开头，恩古吉说：“女儿们没有兄弟，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渐渐长大。他们必须掌握所有生存技能……自立是她们性格的核心。她们是思想、心灵与双手的结合。她们象征整体的美。The Perfect Nine可以说是最初的女性主义者。”（p.ix-x）
第37页 “在欧洲殖民者和印度侨民互相争夺肯尼亚统治权的那段时间里，黑人要坐上权力的交椅是不可想象的。”
【注】印度移民在一次大战前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东非印度人国民大会。一战后，他们要求与欧洲移民享有平等权利——在立法会议中拥有与之等额的代表和在高地上也可购买与经营土地。为此，他们多次派代表到英国请愿，并得到英属印度殖民政府的支持。但遭到欧洲白人移民集团的强烈反对。1923年7月英国政府的白皮书允许印度移民可选举5名立法会议议员，但不同意他们有平等选举权，也拒绝改变高地政策。为此，印度人坚持了10年的不合作运动，还开展了不纳税运动。直到1933年，印度人才回到立法会议。在肯尼亚殖民地，印度移民的地位处在欧洲白人移民之下，但在非洲人之上。（《列国志·肯尼亚》，第80页）
第66页 “波顿是最早一批定居肯尼亚的英国人。当时，在肯尼亚和乌干达之间的铁路开通之后，大英帝国政府便鼓励英国国民移居肯尼亚。于是，波顿来到了这里，用很低的价格买进了一块土地。”
【注】1901年，英国建成了从蒙巴萨到基苏木的铁路。这段铁路途径的高地土壤肥沃，殖民者鼓励英国人移民，购买铁路沿线的土地，一方面收回建设成本，另一方面强化对肯尼亚的控制，提高白人占比。英国在肯尼亚的殖民思路是定居殖民，与美国、以色列类似，即“人口换血”。
乌干达是英国殖民东非的重心，因为乌干达是尼罗河、苏伊士运河的上游，控制了这里就可以控制埃及以及重要的航线，因此英国直接控制乌干达。在1895年建立东非保护地之前，对于东非（也就是今天的肯尼亚、索马里南部）的殖民主要是通过东非公司。（现代肯尼亚的领土疆域是由英国殖民者设定的，比如西部的大湖区，是从乌干达划过来的，东北部的大片土地又是1920年划给意属索马里的。因此乌干达的领土、人口、民族完全是由殖民者造就的。肯尼亚1962年独立所继承下来的国家、“民族”是多元的，在被殖民之间，并不存在这样的政治组织。）
第93页 宗教复兴运动（revivalist movement）
【注】小说中的牧师杰克逊·基空渡受到宗教复兴运动的影响，在众人面前坦白招供自己的罪（sin）。“在紧急状态期间，复兴运动是肯尼亚地区唯一得到政府允许发展的运动。杰克逊是融尔地区复兴运动的领导人。他也是融尔地区第一批要被处死的基督徒。……联想不久前，穆钮老师（另一个复兴运动者，以向警察告密著称）也是被人以同样方式处决的，人们心里就开始琢磨：接下来那些叛徒将会遭到茅茅组织的清算？”（第94页）
宗教复兴运动与茅茅运动的关系比较复杂，有争议。有人认为茅茅运动的宣示、强调精神信仰的行为，与宗教复兴运动有关。小说中的茅茅运动领袖基希卡，就热衷阅读《圣经》，恩古吉也用《圣经》中的话来总结基希卡的准则。所以茅茅运动杀复兴运动的牧师，并不是因为基督教，而是因为他们的官方背景——复兴运动是紧急状态时期肯尼亚唯一得到政府允许发展的运动。因此，这个运动是支持殖民政府的，参与这个运动的牧师也会告密。
东非复兴运动起源于乌干达的一位白人牧师。复兴运动强调信徒内在的对于基督的信仰，而不是mission-initiated教会。因此，小说中的杰克逊会在众人面前忏悔。
The East African Revival was a renewalist movement that spread during the 1930s from Uganda and Rwanda into Kenya, Tanzania, Burundi, Congo, and South Sudan. It is known as the Balokole movement from the Luganda word for “saved ones” (wokovu in Swahili). Its members attempted to reform mission-initiated churches from within by emphasizing an internalized Christian faith, high ethical standards, strong bonds of corporate fellowship, and the prominence of lay leadership. Women were able to assert greater moral and spiritual authority within the Revival than had become common outside it. Its vision of a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of Christians acted as a critique to ethnonationalist views current in East Africa in the mid-20th century. The same vision also influenced global evangelical movements. The Revival possessed a number of strands, although a strong mainstream element has influenced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movement as a largely unified and cosmopolitan form of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The Revival maintained momentum into the 1990s and remains a pervasive influence on the language, morals, and spiritual practice of Protestant churches in East Africa, even as newer Pentecostal movements make an impact on the region.
Wild-Wood, E. (2021, June 28). The East African Revival.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African History. Retrieved 4 Jun. 2025, from https://oxfordre.com/africanhistory/view/10.1093/acrefore/9780190277734.001.0001/acrefore-9780190277734-e-646.
肯尼亚的教会普遍反对茅茅运动，但是在1954年的Operation Anvil（为期两周，英国封锁内罗毕，逮捕茅茅运动参与者）中，许多教会人士也被误认为是茅茅份子，被捕，送往集中营。因此，这一清理行动，引发教会对于当局的不满。
While the government had surely expected a backlash of complaint from employers, they were less well prepared for the criticism that poured down upon them from the leaders of Kenya’s main churches. The churches had led the fight against Mau Mau even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emergency, and in Nairobi African Christians had been subjected to gross intimidation and violence. These were people who might have welcomed Anvil, but they were far from happy with what had happened. Late in June, Morrison,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hristian Council of Kenya–representing all the larger Protestant churches in the colony–wrote to the deputy governor, Sir Frederick Crawford, about more than sixty Kikuyu Christians who had been rounded up in Operation Anvil. These were all persons for whom the churches vouched in unconditional terms: many were senior church elders, including several who had very publicly opposed Mau Mau and some who had been victims of attempted assassination. The loyalty of these men was above question; yet it appeared they had been swept away into the detention camps as Mau Mau suspects.
David Anderson, Histories of the Hanged: Britain’s Dirty War in Kenya and the End of Empire, 2005, W. W. Norton & Company
第97页 基希卡激动地解释道，“印度，就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活生生的例子。”
第117页 “他常常讲一些印度独立运动中发生的事件或是尼赫鲁和甘地受审的故事来鼓舞振奋其他囚犯”
【注】对于肯尼亚人来说，印度是同病相怜的参照。在肯尼亚的殖民体系当中，地位最高的是白人，然后是亚洲人（印度人），最低的是本地黑人。恩古吉《语言的去殖民化与其他革命观点》（Deconolizing Language and Other Revolutionary Ideas）中提到肯尼亚的殖民教育政策实际上来自于印度。Thomas Babington Maclauy（1834-1838年期间担任Supreme Council of India的成员）在1835年主持改革了印度的教育体系。1835年，他在Minutes on Indian Education中主张，用英语取代梵语和波斯语，作为教育语言，以培养一个阶级，他们处于“我们”和被统治者之间，他们流着印度人的血，长着印度人的肤色，但是他们却有英国人的品味、看法、道德和知识。87年之后，这套教育体系被肯尼亚的英国殖民者Sir Philip Mitchell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