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和一日：电影书写的多重维度
2025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和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国内关于电影的优质书籍出版，也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这些电影类新书，从电影与文学、电影与时代、电影与传承、电影与时间等多重维度，呈现电影这一综合性艺术门类的丰富意蕴与隽永价值，成为中国与世界共同纪念的这个“电影大年”里的重要文化产品。下面，笔者仅以近年来出版的《百年中国电影文学史》《经典电影这样炼成·祝福》《一个家族的电影史》《永恒和一日》这四部代表性作品为例，为大家简述当下电影书写的多重维度。
电影与文学：助力电影艺术走向成熟
回顾电影诞生与发展的一百多年历史，就会高度认同周斌老师在其新书《百年中国电影文学史》里的论断——“电影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样式，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从文学、戏剧、绘画、音乐、摄影等各类文艺样式中汲取营养来丰富和完善自己。相比较而言，它从文学汲取的养料和艺术经验远比从其他艺术样式汲取的多。”换句话来说，电影与文学的深度联姻本身，正是电影艺术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各国电影界公认的世界电影正式诞生的日子，是以1895年12月28日，在法国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的印度沙龙里公开放映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墙》《婴孩喝汤》《工厂大门》《火车进站》等几部纪实性电影短片为标志。在电影诞生之初，电影的呈现形式均以短片为主。这些短片故事情节较为简单，人物也较少，而因为是无声片，拍摄时也不需要台词，因此导演和演员完全可以进行即兴创作，电影剧本并非必不可缺。但伴随着长片的问世，电影的故事情节越发复杂，人物形象也日益增多，因此一个完整、扎实的电影剧本的重要性，就越发凸显。
有声电影诞生后，银幕上的人物可以开口说话，电影越发成为一种充满复杂性的艺术。用匈牙利电影学者巴拉兹的话来说，“电影剧本就自动跃居首要地位”。这一点，在百年中国电影史的发展脉络中同样得到映证。1931年，剧作家洪深发表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剧本《歌女红牡丹》。这种以人物对白为基本内容、包含着场景说明和电影动作叙述的有声电影剧本，既让电影文学的复杂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越发呈现出电影的文学剧本与分镜头剧本的分化和分工。前者由电影编剧创作发表，后者由电影导演在文学剧本的基础上改写。这样的分野，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电影文学迅速发展与日趋成熟的背景下，“剧本是影片的灵魂”的观点，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影坛，就已经成为普遍意义上的共识。正如创作出《狂流》《春蚕》等经典左翼电影的导演程步高所说：“好的影片，须有好剧本作基础。有好剧本才有好电影，好剧本给糟蹋了，即不成其为好电影。而坏剧本是从来不会拍出好电影来的。”好的电影文学之于电影作品品质成败的决定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正是基于电影文学对电影作品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李亦中老师在他今年主编出版的关于经典电影《祝福》的史料文献集《经典电影这样炼成·祝福》当中，同样把作品文本这一章，置于全书的第一部分。在这一章当中，李亦中完整收录了鲁迅的同名小说原著、夏衍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和桑弧导演草拟的导演分镜头剧本。通过这三篇电影文本的并列呈现与比较分析，我们既可以管窥电影与文学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也同样可以领略这两种重要艺术门类在表达方式、各自优劣势等方面的异同。
电影与时代：艺术同样体现国力
郑大圣导演在接受笔者的《一个家族的电影史》一书的访谈中，曾经提出过“与时代摔跤”的这个原创性的概念：“每一代作者都深陷各自的时代，每一个具体的创作者其宿命是和时代摔跤，绝大部分人摔不过时代，更摔不过时间，我们只能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去摔跤，摔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这番话，完美道出了电影创作与其所处时代之间无法脱离的复杂关系，其中蕴含的深沉的历史感，也足以引发有识之士的深度共鸣。
李亦中老师主编的《经典电影这样炼成·祝福》一书，就通过各个门类的丰富史料呈现，将电影《祝福》的时代应生性直观呈现。正如李亦中本人在书中撰写的回忆文章所言：影片《祝福》是新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全国一盘棋”的典范。1955年，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夏衍改编鲁迅小说《祝福》，仅花十天时间就完成剧本，交上影厂组织拍摄，上影决定由桑弧执导。而当主创人员已经赴浙东选看外景时，突然传来《祝福》由上影转让北影的指令。1956年4月，桑弧领衔的北影摄制组正式成立，此时距离10月份的计划公映时间已不足半年。摄制组最终克服种种困难，终于确保文化部于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纪念日当天、隆重举行《祝福》献映式。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电影《祝福》的影像表达，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烙印，但在反封建的既定主题之下，对于包括祥林嫂在内的各个主要人物，仍然能予以充满基于人性逻辑的生动细致呈现。电影中洋溢的这种人本主义关怀与人文精神，显然也跟1956年当年中国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
李亦中在《经典电影这样炼成·祝福》里，引用路易十四的名言——“艺术犹如武功，同样体现国力”，来进一步说明电影《祝福》的这种时代文化样本象征意义。本书从电影文学原著和剧本、主创创作分享、代表性解读与研究文字、重要主流媒体报道这四个方面，搜集整理了跟电影《祝福》相关的文献资料。这样的史料文献合集，不只为详细了解电影《祝福》的创作过程、编创细节、作品解读与传播影响，提供了非常完备的指南性文本，也同样为编选众多经典电影的简明史料文献手册，提供了一份清晰而便于操作的思路与范式。细心的读者，既能从这些文献当中，读出原著作者、编剧和导演等不同的创作观念与审美趣味，也能对电影作为时代政治氛围与社会文化症候的集中承载体富含的众多信息，有明晰而丰富的洞察。
电影与传承：百年光影薪火明
说到电影与传承，前面已经提及的《一个家族的电影史》一书，就是秉承这一写作问题意识的代表性作品。本书聚焦的以黄佐临、黄蜀芹、郑大圣为中心人物的三代电影戏剧世家，是百年中国电影史当中一份独特而珍贵的艺术家族样本。通过对郑大圣进行的一手口述访谈、加上由三代人亲自书写的一手文献选编，我们从中不只能管窥三代电影人“与时代摔跤”的互动与纠结，也同样能洞悉这个艺术世家里的代表性人物、超越各自所在时代的影戏传承密码。
先从黄佐临说起。黄佐临在以戏剧电影作为职业之前，在海外有过商科和社会学的学习经历。这样的教育背景，一方面赋予了他的电影作品以社会批判的内容取向，另一方面也让他的影戏创作自然具备一种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取向。以他之于影戏创作最为重要的原创性贡献——写意戏剧观为例，就汇聚了20世纪中期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最为顶级的三位戏剧大师——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民主德国的布莱希特和中国的梅兰芳的戏剧理论精华。在《一个家族的电影史》当中，郑大圣接受笔者访谈时，介绍过一个生动细节，即：晚年的黄佐临跟外孙郑大圣交流时，提及自己的藏书，往往能精准地表述出其归属于哪一个学科门类、以及内容品质如何；原来其书架上的三千多本艺术类藏书，佐临先生全部都仔细阅读过、并对其内容了然于心。
从黄佐临到黄蜀芹、再到郑大圣，家族三代的中心人物尽管身处的时代环境有“天翻地覆”之别，但佐临先生倡导的这种“写意戏剧观”，却一直都在潜移默化间，得到了有效的传承。郑大圣在书中就提及，母亲黄蜀芹的代表作《人·鬼·情》中拍戏中戏时的空灵境界，“可以说是写意戏剧观带来的方向性指引”。事实上，黄蜀芹的另一部电影代表作《青春万岁》里，尽管始终呈现出一种青春洋溢的浪漫气质，但在很多台词的表达和意象营造方面，也有一种“点到为止”的写意式克制。
而对郑大圣来说，其导演的戏曲电影《廉吏于成龙》和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多次有意显现出舞台的“穿帮”景象，显然也跟黄佐临先生“写意戏剧观”的三大来源之一——布莱希特的“间离”式戏剧理论一脉相承。这种传承一直延续到郑大圣监制、戴玮导演的电影《柳浪闻莺》当中——片中男女主角的众多对话与交流场景，总是基于充分的留白，其影像语言传递出的神韵，跟昆曲“一桌二椅”的极简布景和表达手法是完全相通的，“写意”二字的指引不言而喻。
电影与时间：流动之中，记忆永恒
早在本文开头，我们就已点明这种“纪念碑”式的时间印记、之于2025年当下的电影讨论的非凡意义。电影与时间的关系，当然并非仅限于诞生纪念的时间印记这一层面。更为重要的是，跟美术一般是平面的艺术、建筑是立体的艺术等相比，电影与音乐，天然就是跟时间序列紧密相连的艺术门类。一部电影，小到《火车进站》这样的纪实性短片、大到《撒旦的探戈》这样长达7个多小时的鸿篇巨制，一般总是有其固定的时间长度。电影发展到今天，尽管相关技术日新月异，但其仍然是主要基于时间、声音与画面的综合性艺术。
时间之于电影，同样不仅只是其主要书写维度，也是其呈现意象的重要主题元素。以国内新近引进出版的《永恒和一日》一书为例，书中收录的涵盖希腊殿堂级艺术电影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主要电影作品创作的各篇访谈，就很好地从时间这一主题上，阐释了安哲的电影之于20世纪饱经战乱、离别与伤痛的希腊民众的重要意义。
国内知名电影学者戴锦华曾以安哲的电影代表作《雾中风景》为书名，来研究中国1978—1998这二十年间的电影文化史。电影《雾中风景》对两个孩子前往德国寻找虚无缥缈的父亲的铁路之旅的故事刻画，完美道出了时间、记忆与历史之于一国民众的集体性伤痛的共同象征意义。戴锦华老师之所以选用本片片名来给其电影文化史研究的代表作命名，正是基于这种对20世纪历史造成的时空穿越下的社会生活的背反性，做精准意义上的表达。安哲本人在《永恒和一日》一书收录的《雾中风景》相关访谈中就坦言：“那些过去是我个人的过去，由于我作为电影制作人的职业，它们被拉入当下。”这也正是电影作为公共文化产品的文化认同建构功能的集中体现。借助于对“冷战”的反思，电影作者安哲个人的过往记忆，通过电影作品的广泛复制与传播，为承载时代记忆伤痛的希腊乃至全世界民众的迷离记忆与幽暗过往，提供了一个上佳的情绪出口。
在这部《永恒和一日》当中，安哲在阐释自己的同名电影时，引用了博尔赫斯的一句众所周知的话，以这句话来作为这篇“电影大年”的纪念性综述文章的结尾，可谓再合适不过——“为消磨那流逝的时光而写作”。
愿电影在时间与记忆中“永生”。
2025年6月2日上午、下午作于竹林斋。
（本文于2025年6月19日出版的文汇报·读书版头条刊发，见报时有删改，此为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