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音：还有好奇心，还有想写的东西
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下午3点半，作家默音结束工作，下楼，到上海曲阳公园散步。这是默音安排的日常散步，保养文字工作者久坐的腰椎：每天绕着不大的公园走三圈，四公里，50分钟。
这块绿地也成为她观察外界的小小窗口。散步时放空大脑，东张西望，她看着公园花景轮番更迭，训练场里徒手练肌肉的大哥和打羽毛球的人，还有自2013年更名为“精武体育公园”后修建的霍元甲铜像。也有不少人推着小车来喂公园的流浪猫，“每天都能看到有人来‘朝贡’猫，”默音说，“来的人实在太多，我有时候都怀疑他们每人能不能分到一只猫。”在曲阳公园散了六年步，默音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同为作家的张怡微也来这儿散步，不过一人在下午，一人在晚上。她们还从未在公园碰面。
默音的日常看上去平静且有条理：早上7点起床，看书、写作，中午做家务，下午工作，傍晚散步，晚上看看闲书或网文，10点半上床睡觉。节律沉稳，笃定，似乎与时代的喧嚣保持着某种距离，很符合人们对全职写作者生活的想象。这份平静背后，是一个写作者如何在文学式微的今天，仍试图在写作、个人生活和图书市场之间平衡的微妙姿态。
或者说，一个全职写作者，在上海，要怎么生活？
“一个凉凉的作者”
如果我知道后面会有疫情，我肯定不会辞职。”默音说。
2019年，她辞去了出版社日语引进书编辑的工作，成为全职写作者。辞职的原因在当时看顺理成章——通勤占据了太多时间，几乎没空写小说。“结果后面疫情了，大家都在家上班，”她有些自嘲地笑了一下，“我就想，我辞职辞得好寂寥。”
选择做全职作者，首先要面对的是经济上的压力。写作能带来多少收入？默音在电话那头开始算账，“一个是书的版税，但因为现在印量少，版税就非常少。另外一个是杂志刊物的稿费，从金额上看，它是比版税好的，一个中篇拿到的稿费可能跟你出一本书差不多。但刊物的缺点是，没有人看。”她很坦率地说，“我直到现在也还是一个凉凉的作者。”
这是她对自己境况的调侃，也是对行业生态的体认。读者、销量、名气，直接影响着一个写作者的“身价”和“行情”。对外界而言，默音这个名字始终不温不火。她在1996年写了第一篇小说《花魂》，投给《科幻世界》，拿到当年的“少年凡尔纳奖”；2009年，29岁的她重新开始写作，在《鲤》杂志发表了小说《人字旁》。2013年，她出版小说集《人字旁》，两年后，出版小说《姨婆的春夏秋冬》，然而销量惨淡。没有人看，一度令她怀疑要不要写下去。直到2017年，她修改后的长篇小说《甲马》出版，进入同年新浪年度十大好书、豆瓣中国小说年度榜单、《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年度好书等。在三年前的采访里，她回忆得奖时的感受，有种“太好了，我终于立起来了，我还是证明了自己，还是坚持下来了，可以堂堂正正”的感觉。
文学奖确实带来了名气和读者，也让《甲马》几度加印。“然而，事实证明，《甲马》卖得好也就那一两年，剩下的书，都卖得不好，”她叹了口气，“可能是我不行，也有可能市场就这样。”
经济上的焦虑一直都在。全职写作之后，默音也接了一些日语翻译的工作。2019年，她着手翻译日本明治时期的女作家樋口一叶的选集，包括小说和日记。在此之后，她想翻译自己最喜爱的作家武田百合子，从《日日杂记》到百合子的丈夫武田泰淳的《眩晕的散步》，再到三卷本的《富士日记》。在翻译的过程中，她想要更多地了解作者，于是购入了大量资料，阅读同时代人的文集，空手走入历史的现场。
作为一名读者的好奇，推动她不断寻找、阅读、寻找。比如看到武田百合子获得了“田村俊子文学奖”，就想知道田村俊子是谁，为什么要用她的名字来设立文学奖，于是就开始阅读资料，回头发现一读就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她想写一点东西，整理自己阅读过程中的感受，“当时一边做武田百合子的翻译，一边在看田村俊子的资料，每天都好忙，感觉以前写毕业论文都没有这么忙。”默音说。
滚雪球似的阅读最终留下了痕迹。她写了四篇非虚构文章，梳理从明治、大正到昭和，四代女作家的写作和生平，最终汇集成新书《笔的重量》（2025年出版），串联起一条日本女性文学的线索。“梳理着这些女性的写作历程，等于是透过文字资料重新端详她们走过的路，我在其中看到种种阻碍和限制，来自社会、家庭、性别和其他因素。”她在《笔的重量》序言中写道。
沿着纸路的端详，或多或少潜藏着默音自身的投影。“很多东西在一代又一代地被重复，当然到现在，很多事情可以由机器分担，但生活的钱还是需要人赚回来。我们与她们之间，同样在写作上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默音说，“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她们比我们拥有更多的读者，那时候写一本畅销书就可以成为国民作家，毕竟以前人们获取娱乐或者信息的途径很有限。而我们有我们的问题，就是读书的人越来越少。”
依旧是读者，或者说，当文学不再成为一个时代引领性的媒介，一个“卖字为生”的人要如何自处？相比于八年前，默音不再抱有要通过销量和读者来证明自己的迫切，反倒获得了某种淡然和轻松。她意识到，文学奖和销量带来的信心依旧是虚无，“因为，如果你依然要写作，你就会不断面临更多的挫折，既有自己写作方面的，比如没有写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也有外部的，例如出版后没有人看。”她似乎接受了自己“到现在还是一个凉凉的作者”，出去做活动遇到有看过她几本小说的读者，“我觉得简直是惊喜。”
默音和她身边的朋友们明显感知到了行业水温的变动。“尤其是到今年，大家都切实感觉到卖书真的太难了，”她说，“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还能用写作赚到基本的生活费，我甚至可以不在乎是否有很多人看，哪怕只有很少的读者，哪怕只有期刊这个只能获得稿费和有限认可的途径，先赚到生活费再说，攒几年，觉得有适合的时机再出书。”
“得奖有钱吗？”2017年默音获得文学奖时，她妈妈问她。这个问句成为全职作者生活的注脚。八年后，我在采访时问她，“今天，如果一个人选择全职写作，你有什么建议？”她回答道：“要有存款。”
抛开读者、销量、名气，也抛开经济焦虑，成为全职写作者依然有压力——时间。无论是写作还是翻译，默音都做得比较慢。而在工作之外，她还会因为好奇，就像好奇田村俊子这个名字一样，一时兴起去研究。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时间一点点过去，所有这些付出并不能保证一个成果。“但时间总是要花掉的，”默音说，“这是一个慢慢积累和消化的过程，不能保证这些东西将来都是有意义，可能最后只对我个人有意义。而我现在终于有一点时间可以看自己想看的东西，我还蛮珍惜这样的状态。”
要不要回去上班？默音直到最近还在想这个问题。“压力一直都在，只是在‘是否应该去上班’的琢磨中，好像又一年过去了，”默音说，“然后离上班的可能性似乎又远了一步，就先这样，我也不知道还能再这样过几年。”
“祝小说家打败小说窃贼”
更多人知道默音，是因为16年前的被抄袭事件。
2009年8月，默音在《鲤》杂志发表了小说《人字旁》，同年12月，杂志《最小说》刊发了作家林培源的《黑暗之光》。最小说论坛上有人指出林培源的《黑暗之光》抄袭《人字旁》，默音的朋友看到后，复印了一份《黑暗之光》交给她。2010年1月，默音在豆瓣上发表《作者声明：<人字旁>被山寨了》。通读了林培源的小说后，默音认为，“第一，此人抄袭了我的小说；第二，这不是单纯的抄袭行为，因为不是逐字抄，而是把故事改头换面，然后把适当的人物改写，但整个故事的进展，以及最核心的概念，都被copy了。”当时，《鲤》杂志试图联系林培源，对方手机关机数日，此事不了了之。
2022年3月，默音转发十多年前的声明，重提被抄袭事件。契机来得很偶然，默音在豆瓣上看到接连两位网友发布了被抄袭的维权声明，她“有种感同身受的不甘心”。这种不甘心，在旁观的视角看，也许来源于双方位置的不平衡：一位是默默无闻的写作者，另一位是在文学创作和学术体制里都有着一份不错履历的成名作家。
相比于12年前发出声明之后的石沉大海，这一次，默音获得了很多支持。她感到自己还算幸运，“因为抄袭曝光本身就很偶然，再加上可能我的小说比较短，大家有耐心把我的作品看完，”她说，“如果是长篇，大家可能看到调色盘，就开始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对一个被抄袭的人而言，发表声明、维权、获得支持是一回事，而另一件事也许更为根本，因为它只能靠自己解决：是否要放弃写作？“这个疙瘩会一直存在，”默音说，“是会消磨掉你自己的创作热情的。”
重提抄袭之前，默音写了一篇小说，名为《上海之夜》，收录于她2025年出版的小说集《她的生活》。小说里，图书编辑龚清扬、日本作家须川和匈牙利作家艾斯，三人在上海的一间酒吧里讨论着各自成为作家的原因。你开始写作，究竟是出于自由意志，还是命运的安排？龚清扬讲述了写网络文学的作家A被某个知名作家抄袭的故事。须川听完说：“要写啊。只有继续写，写自己想写的，才是最佳的复仇！”他转头对艾斯说，“遇到抄袭者是命运，这时候，写还是不写，取决于自由意志。”龚清扬似乎成为默音的化身，她借着人物叙述着自己心境的转变：“她一直没再写小说。她以为自己再也不会有对写作的向往，直到须川那句关于复仇的话，重新扰乱她花了好久才得以平静的心湖。”
在小说结尾，也是酒局的收场时刻，三人举起酒杯。须川说：“干杯，为了所有等着完成的小说。”艾斯说：“祝小说家打败小说窃贼。”龚清扬说：“敬自由意志，意志终将战胜命运的安排。”
经由小说，克服被抄袭带来的创伤，转换成了一个选择，一个写作者自由意志的问题，一个写作内面的问题。这似乎已不仅与抄袭有关，而是每一个写作者在不同的时刻都会遭遇的挫折。
写《上海之夜》时，默音遭遇了一次语言的转换。小说一开始是用日语写的，她想捕捉日语的音节感和叙事节奏，表达更加飘忽不定的节奏。“有的东西只能用一种语言来表达，”默音说，“一定有可译和不可译的东西，尤其当我翻译的时候，我很清楚有的东西是折损的。”
《上海之夜》的日文初稿写于2020年。2021年，默音以中文重写这篇小说。她尝试了六七年日语写作，“我可以用日语写小说，这本身可以做到，但总感觉还是隔了一层，到现在为止都有点挫败。”挫败感是因为翻译武田百合子的书。她在小说集的后记里写道：“我感到自己永远无法用日文写出像她那样简洁又生动的句子。”
在写武田百合子的文章里，默音试图让中文读者感受到那种简洁和生动。她引用了百合子的一段日记，写于好友梅崎春生死于肝硬化的那日：“我回到家，我们久久地不说话，包括吃饭的时候。丈夫、我和花子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哭。丈夫在他的房间。我在厨房。花子在院子里。”默音在引文下写：“‘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哭。’最简单的句子，却清晰地勾勒出巨大的悲痛。”
“这样说可能有点狂妄，但我真的在翻译百合子之前，还没有哪个人的日语，让我觉得是无法企及的，”默音说，“可能翻译成中文后感受不到那种妙处，你实际读她的原文，就会觉得‘一个人怎么能写得这么好，大家都别写了。’”
“你会有这种别写了的想法吗？”我问她。
“我还想再支棱一下，”她说，“虽然没觉得自己写得多么好，但还是有想写的东西。”
她有很多失败的经验，写过一些让自己不满意的小说，不满意到完全不想给别人看。“我觉得每个人会经历各种失败，然后才会找到自己的道路。”对她而言，写作就像是做手艺，只能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完成一个东西。“当故事成形，你自己会知道，这是对的，这种确定的快感很强烈，”默音说，“我觉得这是写小说最大的回报，不在于写的东西受读者的喜爱或者赚到钱，这都是其次，首要的是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东西。”
“我现在的状态是，有一定的好奇心，和仍然有想写的东西，写作热情还没有完全磨灭，但是我也不知道能够持续多久。”默音说。如果为何写作是一个创作者必须向内追寻的问题，那么，创作者的个人生活与她的写作之间又应该是何种关系？要怎样地去生活，才能滋养写作的韧性与生机？
“我想看清它”
2023年4月1日，默音开始观鸟。这日期她记得异常清楚，那天她在东京拥有了第一个望远镜。
前一天，旅居日本的她和朋友去新宿御园看樱花，花如云海，粉红一片。树上有无穷多的鸟，在花间跳跃、啄食、鸣叫，声音层层叠叠，似在呼朋唤友。她即使戴着眼镜也没法看清，尝试用手机拍下它们，也只能捕捉到一个个模糊的黑点。她录下视频发给在北京的自然写作者欧阳婷，对方熟悉各种鸟类。“这是栗耳短脚鹎，”欧阳婷告诉她，并附上一张特写照片，一只有两个小红脸蛋的鸟。看到照片，默音很激动，拉着身边的朋友说，“你看这鸟多可爱。”
我要怎么才能看到它，看清它？默音问欧阳婷。对方推荐她买一个入门级的望远镜。网购的望远镜于次日抵达。默音带着它，去附近的真田濠散步，她再次遇见了栗耳短脚鹎。第一次，她从望远镜里清晰地看见一只鸟站在花枝上吃花的憨态，“作为近视眼，”默音说，“像是受到了一种文化冲击。”栗耳短脚鹎，这个有些陌生的名字，终于在望远镜的注视里具体且确凿地显形。
“认识了一种鸟，就想认识更多。”她在几个月后的文章里总结观鸟的开启，有时是“古法观鸟”，拿着望远镜，纯粹地看，用眼睛和耳朵捕捉鸟的样貌和叫声；有时候光看还不够，又买了长焦相机，遇到不认识的，拍下来，带回去查询，让名字与形象一一对应。“不知不觉中，我累积了一些名字，名字通往记忆，是个人与自然相连的私密瞬间，”她写道。
默音在采访时打开了自己在eBird网站上的记录，从2023年到现在，已留下276条记录清单。随着知晓越来越多的名字，看见越来越多的鸟，一个近在身旁的新世界次第展开。在上海，她逐渐总结出附近最常见的十几种鸟，猜测今天能看到什么，又观察它们在季节的变动里不同的行为。时值春季，鸟类开始繁殖、育雏，她见到有乌鸫的宝宝从鸟巢里出来，在外面蹦跳，成年的乌鸫飞来喂养。
“观鸟的人会看到这些有的没的，”默音说，“而同样的东西，虽然它们就在那里，但对于不观鸟的人而言，是看不到的。”观鸟之前，夜鹭，是她在上海为数不多能叫出名字的鸟。因其体型实在难以忽略，常在她家附近的河道捕食、停留，她每次路过会稍微看两眼。“有些事物，当你不关心时，它仿佛不存在，”默音在文章里写，“当你开始起身张望，另一个世界就在那里，以它浩大的变迁和循环，从过去到未来。”
2025年4月，她受邀去同济大学创意写作班做讲座。问答环节，有学生提到自身写作的困境，觉得没有生活经验可写。默音有些诧异，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在职人士，既然在上班，为什么没有东西可以写？她想了想说，“可能大家看手机太多，在屏幕上过别人的生活。”在现场，她再一次提到“出去走走看看”，作为建议之一。默音周围的朋友也在观鸟，他们拉了一个观鸟群，群里面大多是文字工作者。对于他们，当屏幕正在将一切经验储存为二手数据，观鸟似乎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通道，让个体能够与更广阔、更实在的世界相连。这种连接并不抽象，相反，当目光沿着望远镜发现了一个细小的存在，像是伸出手指，触碰世界。这提供了一种具体的确定，得以摆脱线上生活带来的虚幻感，重新恢复一种具体的、琐碎的生活触觉。
“我开始减少对着电脑的时间，一周至少有一天出门走个十几公里，穿梭在山间，寻找更多的邂逅。”默音在随笔《观鸟一年》中写道，“等我回过神，此前被忽略了二十多年的自然，成了今年以来给我最多快乐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