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人民读老凳文学：傅雷家书，大爹之书，造神之书
男权社会急于和乐于塑造好爹，所以咱这儿的爹虽普遍是那个提不起来的质量，但是中学课本里必须有两部造神之作：《背影》和《傅雷家书》。 不看背景地读这俩，可能确实会被唬住。
但真知道朱自清父子的关系差到什么地步，朱父是何等作死，以及傅雷是如何虐待他的儿子们（远一点还可以知道下傅雷出轨的事），恐怕对这两本书的看法就大为不同了。这个时候，“了解名著后面的背景”又不提了。
看《傅雷家书》时，总有一个严重的错觉，就是老忘记傅聪早就不是个孩子了，第一封家书起源于他20多岁出国时。
明确这个信息后，看这些书信越发觉得怪异：
他爹还在把他当孩子，在那个跨国家书抵万金的时代，这些信里，从他怎么吃东西，到进门要不要脱围巾，一直管到性生活，还不厌其烦地指出信里的错别字（甚至不是错别字，只是写的不合爹的意）。 傅雷直言“真恨不得天天在你旁边，做个监护的好天使····帮你铺平将来的路，准备将来的学业和人格”。
什么成年人需要被他人“监护”？ 什么独立的人的人格需要他人来“准备”？
这些家书看起来，更像是傅家父子的关系进入中式父子第二阶段的反映。
从第一封信里傅雷就在哭，就在给傅聪道歉，说小时候对他不好云云。我想可能很多人读到这里都很感动。
但这不过是中式父子关系第二阶段的常见开场戏码，说白了就是“随着孩子长大独立，当爹的方式也从管教打骂虐待，到一边情感上物质上拉拢，一边对其施以更多的精神控制和敲打。”
（第二阶段是什么，具体见：https://www.douban.com/topic/329368619/?_spm_id=MTc0Mjk1NA&type=rec#sep ）
真正的道歉和悔悟，意味着要补偿和修正自己过去的行为。但傅聪已经出国，远离他们，他毫无补偿和修正的成本。
这和那些一辈子都在亏欠别人，到死前跟人家说“我要死了，我现在跟你道歉，原谅我吧”的油子，属于是异曲同工。
补偿和修正不见，控制和敲打倒是多且细微。
隔着十万八千里告诉一个20多岁，已经小有成就的成年人，上次你的信里有个“松”字写不好，这不是敲打什么是敲打？
在那个跨国通信极其金贵的时代，信的一开头先很严肃地说“我忙得很，只跟你说两件重要的事”，然后花了几百字教一个成年人进门后该怎么脱围巾， 这不是敲打什么是敲打？
鲁迅的《五猖会》里，讲到其父专门要在全家人高高兴兴要外出游玩的紧急关头，考他的功课。这也是敲打。
敲打根本不能从字面解读，而涉及到一个中国这种高语境社会里非常大的玄奥：相对于字面意思，他敢不敢把这话对别人说，他为什么非要在这个场合说，才是判断是否是敲打的关键。
他为什么不敢挑领导甚至领袖的错别字，他敢不敢在全家出门的当口拷问账房先生的工作，他敢不敢当面指摘邻居钱钟书的随意和邋遢，说他挂围巾的办法不成体统，这才是真正要你思考的。
只可惜我们的课本从来不教这些真正的社会常识，导致满社会都是天真烂漫的憨批，然后在进入社会的头几年被毒打得很惨。扯远了。
但很遗憾的是，就傅雷这么一个爹，可能确实已经是中式爹中相对较好的了。
毕竟这些敲打和控制，在我们的课本里被翻译为细腻和关心。 相对于咱这儿很多爹，连自己孩子上几年级了都不知道，甚至以此为荣，用此证明自己工作努力值得加薪的，傅雷这种有很大问题的“细腻和关心”已经算是眉清目秀了。
说到底，还是全靠同行衬托。除了他，课本要再找别的爹来造神，也不太容易了。
傅雷的爹法是：打了虐待了，但人家也有（问题很大的）“细腻和关心”，之后也知道哭着道歉。而且他和儿子之间，是有精神交流，可以谈音乐和艺术的。在他们谈音乐和艺术时，有那么一瞬间他们是可以成为朋友的。
其余的爹是打了虐待了，就完球了。啥补偿都没有。
这么一比，傅雷可不光芒万丈？爹一哭，万千儿砸立刻心软了。
之前说到咱中国女人整天YY那种虐恋霸道总裁追妻火葬场情节，可不就是因为“爹丑，爹打了我就完了；霸道总裁又帅，虐待了我还知道后悔呢”。
那傅雷这个对比，不是“我爹又矬，又打了我就完事，傅雷又文艺，打了还知道后悔”？和上面有啥区别？
说咱中国女人傻，我看诸多儿砸也没聪明到哪里去啊。
此外，如果换别的爹，在外面给爹惹了祸（傅聪1958年离开波兰前往英国，客观上导致傅雷在国内的处境更加艰难），那爹在信里绝对是把他千刀万剐开除祖籍了。
但从1959年恢复通信，到1966年傅雷夫妇自杀前，他们在信里对傅聪是没有重话的。这在咱这儿的爹里，真是，金光闪闪了！！！！
傅雷夫妇一直没有对傅聪直言50年代中之后他们艰难的处境，原因非常复杂，比如在那个时期这些信件大概率受监视就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能简单用一句“父母爱子心切，只报喜不报忧”来解释。
哪怕退一千步，真有“报喜不报忧”的顾虑，就一定伟大吗？
报喜不报忧是我们老钟家庭最最推崇的美德，但在我看来简直是万恶之源。
相当多报喜不报忧，并非什么怕对方担心怕给对方负担，而是在一个丛林社会的家庭里，谁都不敢去当那个弱者，因为成为那个弱者，就有一万只脚踩上来的可能性。此外，中式家庭里的弱者也以求助，索要情绪价值为耻。
我妈得了癌症不敢跟我说，我抑郁了失业了反正遇上一切麻烦了都不敢跟她说，其实都是这种心态所致。 傅家是如何我不敢妄猜，只能说无数家庭都是我家这个样子的。
说不完说不完，反正真要细究，这种给爹造神的书简直漏洞无数，如果你还有兴趣拿《殷宝滟送花楼会》里，厌女猥琐的家暴出轨男傅雷，和紧张退缩，苦苦支撑的朱梅馥对照着看，就祛魅祛得更严重。
值得一提的是，傅雷出轨是在1939年左右，当时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按照他自己在《傅雷家书》第一版的后记里的说法，当时他正一边出轨，一边教育傅聪“把人格教育看做主要”“不能允许生活中任何一桩琐事违反理性和最广义的做人之道”哦。
其实只要知道傅雷在现实中是什么尿性，这本书的虚伪矫饰，自恋浮夸，就会让你觉得无法忍受，天晓得过去那么多年，还很多人觉得这本书“真诚”——说这话的人，大概率是不知道很多背景，被字面上的那种热乎劲儿给骗了。
要是知道傅雷出轨家暴的事还这么说，那不是社会经验少，就是纯粹的傻子，和包藏祸心的坏人了。
傅雷出轨时，傅聪至少5岁左右，目睹了全程，不可能没记忆（实际上他对成家榴印象很好）。但在他成年后，傅雷夫妇居然当他是傻子和失忆症患者一样，一直在书中大谈特谈什么“我们家家庭和睦，爱情美满，情比金坚”云云（注：朱梅馥在1957年的信件中倒是承认过一次家庭危机，但提出这个是为了表示“我为了你们两个孩子忍辱负重熬下来了”，进而情感绑架孩子，让其完成这封信前面说的那些事）。
傅聪的来信很少被保存下来（当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危险，大都被烧了），但从傅雷夫妇这么一次又一次地对他们糟心的家庭状况夸夸其谈来看，傅聪从未在信中或当面点破过他们。
就我们家那种贫民窟的生活环境，就我们这些普通人驽钝的资质，爸妈给我们鬼扯这种肉麻的假话时，我们还知道做个鬼脸顶回去两句呢。
傅雷给自己贴金起来，真的到了很无语的地步。比如他对儿子板着脸说，你在外头，要做到把艺术追求摆在第一位，爱情摆在第二位。你爹我这辈子，一直就是这样，爱情之火最旺盛的时候，也丝毫没影响艺术追求哦。
而他儿子傅聪，明明目睹了当年他出轨爱上成家榴，天天在家摔盆砸碗，成家榴不来他就不工作，成家榴不来他就追求不了他那个艺术的整个过程。
这等于你知道我在撒谎，但我就是要当着你的脸一遍又一遍撒谎。这是什么，这是淫威，这是服从性测试。
我赌的就是在我们这种权力关系下，你永远不敢对我贴脸开大，只能顺着我说，最最最起码，都是绕开敏感话题说。
中国历史上千千万万的君王，天天对深知他尿性的臣子们贴脸开大“朕最是爱民如子”“百姓受苦，朕也寝食难安”“朕最不愿迁怒于人，都是先三省吾身，克己自苦”“朕对你们已经是仁至义尽”时，就是这个快感。
这些话，仅看字面，又那一句不殷切，不吐血，不赤子心，不是一股热乎劲儿？结果一看谁说的，哦，翊钧啊，弘历啊。
整本书一直在这种诡异的，对外人极有欺骗性的自吹自擂中进展下去，直到书的后半段，因为大局势变化，傅雷的境遇一落千丈，他终于不再那么自恋地哔哔，反而还不得不复制粘贴很多政治宣传进去。
今天的人看后期这些书信里他复制粘贴的假大空口号时，都能看出其中的虚假悲哀，万般无奈。
那是大时代给的千斤重担。但好笑的是，如果没有这历史的滚滚车轮，这种谁都无法逃避的千斤重担，他还沉浸在上一段的自吹自擂里。
这是中式爹的宿命，如果不被自己的儿子弑父夺权，那唯一能打败小爹的只有更大的爹。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来，有很多精神上得了软骨病的人，对那十年完全不反思，避而不谈，甚至为其翻案，说那是件不错的事。每次看到这种沉渣泛起，大家都会说，如果失去了反思意识，傅雷这样的人，就白死了。
但傅雷在所谓的“真诚”的家书中，可曾反思过他自己当年出轨和家暴的事情？没有，他不仅选择性遗忘了，甚至还在尝试矫饰和篡改。
那些可能令傅雷的死没有意义的行为，和傅雷自己的行为是如出一辙的，都是一种对他人可耻的傲慢，对自己可耻的逃避。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由于“我为人民看老凳文学”这个担子实在太重了，我这二级腰脱的娇躯实在无法承受，这次的工作只能匆匆到此为止了。
但最后请允许我援引@Lucy同学在转发中的金句，她解释了为什么这么糟糕的父子关系却能一代传一代，毫无优化迹象，甚至当年的父权受害者（比如毕飞宇之流，见：https://www.douban.com/people/1742954/status/6355089607/?_spm_id=MTc0Mjk1NA&_i=0822861Be3Wf9T ）在自己成为中凳老凳之后，还能摇身一变，为这种父子关系摇旗呐喊：
“父子是不可能真正敌对的。 父亲打压虐待儿子的过程中，通常伴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教授他父权世界的运行法则，譬如拳头里面出真理，譬如和同性争权，譬如全方位奴役和PUA另一个性别为自己所用。 作为父权制既得利益群体，他们之间的矛盾更像是“内部矛盾”，是“权力王座”和父权逻辑的代际更迭。 儿子长大后会发现，自己将会继承“父”的所有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好处，如果他敌对“父”，那就是抛弃自己的所有利益。 大白话就是，爹以前也许打我打得很凶，但最后房子车子票子全部给我继承，家族里由我说了算，你说我能恨爹吗？”
（原文见：https://www.douban.com/people/51548279/status/6355205844/?_spm_id=NTE1NDgyNzk&_i=0819945Be3Wf9T ）
正是因为这样的爹爹相授，灾难才不绝于缕。名利，既是父权社会代代相传的接力棒，也是他们核心守卫的龙头棒，谁只要拥有这根棍子，就自有大儒为他辨经。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咱这儿的人，已经太习惯拿成功男人来造神。只要一个男人在世俗上是成功的，出名的，他说啥都是对的。
只要他有钱，他说养孩子要往死里打也对，说养孩子要往死里惯也对。反正他说啥都对，虽然他可能完全没带过孩子。
傅雷的身份还更为特殊，他不仅获得了世俗上的成功，还获得了“高洁的知识分子在黑暗时代坦然赴死”的道德buff，这就更容易造神了。哪怕你对“成功男人说啥都是对的”已经有一定反思和祛魅，对“成功又有道德加成还有苦难加成的男人说啥都是对的”也不一定有抵抗力。
是时候停止这种造神爹的行为， 斩断这种父权恶灵的模因了，《傅雷家书》这两年据说已经被移出了中学课本，好歹算是好事一件。
附一段《傅雷家书》和《殷宝滟送花楼会》的微妙联动：
“成家榴是傅雷好友刘海粟妻子成家和的妹妹，也是张爱玲在圣玛利女校的同学。 1939 年，她与傅雷相识并陷入热恋。傅雷对她极为痴迷，甚至称其为 “女神”，并在她不在身边时无法专注工作。 傅雷的妻子朱梅馥以惊人的隐忍和宽容应对这一危机，甚至主动致电成家榴：“你快来吧，老傅不行了，没有你他没法工作”。 这种超越常人的包容最终打动了成家榴，她在晚年向傅雷之子傅敏坦言：“你爸爸很爱我，但你妈妈人太好了，到最后我不得不离开”。 傅聪曾回忆：“成家榴确实是一个非常美丽迷人的女子，但命运将他们分开””。
以上是AI对成家榴人生的简单描述，但张爱玲的《殷宝滟送花楼会》写的可没这么简单。
书里的罗潜之（傅雷）是厌女教科书，又觊觎着女孩的年轻美貌，又对女人的智力和能力百般看不起，从第一面起就在百般PUA女学生，最后以教书为名，让女学生天天上门受教，进而给自己创造机会。
而书中的罗太太（朱梅馥），“扁薄美丽的脸”，紧张，卑微，不自信，整整三年都在盯老公和女学生的梢，最后发现女学生没有勾引老公的意思后，又使她“觉得自己下贱，小气”。
“罗太太疑心她，而又被她的一种小姐的尊贵所慑服。后来想必是下了结论，并没有错疑，因为宝滟觉得她的态度渐渐强硬起来，也不大哭了。”
罗潜之对罗太太毫无尊重：
“在外国他是个苦学生，回了国也没有苦尽甘来。他失望而且孤独，娶了这苦命的穷亲戚，还是一样的孤独。” “潜之夫妇两个时常吵架，潜之脾气暴躁，甚至要打人。”
心里有了殷宝滟后，罗想离婚，对太太更是不尊重起来：
“现在他天天同太太闹，孩子们也遭殃。”
故事终结于殷宝滟目睹了罗潜之对太太的家暴：
“潜之将一只墨水瓶砸到墙上，蓝水淋漓一大块渍子，他太太也跟着跌到墙上去。 老妈子上前去搀，口中数落道：“我们先生也真是！太太有了三个月的肚子了——三个月了哩！””
《殷宝滟送花楼会》到底是小说，还是只使用了化名的散文，甚至情感咨询案例记录？
书中有些淡化身份的细节，比如罗潜之是音乐教授（傅雷不是），有三个孩子（傅雷是两个）等。但罗太太请殷宝滟到家里安慰发疯的丈夫，和现实中朱梅馥请成家榴到家安慰傅雷这些情节倒是相同的。
我们无法知道傅雷是否真的有家暴怀孕中的妻子。因为在《傅雷家书》里，朱梅馥很有点为尊者讳的意思，努力帮丈夫树立父权。在她对儿子的描述里，她自己的婚姻棒极了：
“回想我跟你爸爸结婚以来，二十余年感情始终如一，我十四岁上，你爸爸就爱上了我（他跟你一样早熟），十五岁就订婚，当年冬天爸爸就出国了。 在他出国的四年中，虽然不免也有波动，可是他主意老，觉悟得快，所以回国后就结婚。 婚后因为他脾气急躁，大大小小的折磨总是难免的，不过我们感情还是那么融洽，那么牢固，到现在年龄大了，火气也退了，爸爸对我更体贴了，更爱护我了。 我虽不智，天性懦弱，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对他无形中或大或小多少有些帮助，这是我觉得可以骄傲的，可以安慰的。我们现在真是终身伴侣，缺一不可的。”
然而嘴上这么说，实际上她在这段婚姻里到底是什么地位呢？
1961年，傅雷夫妇已经被打成右派好几年，生活困顿，精神无望，健康受损。当年4月20日，朱梅馥给傅聪的信里写到：
“我的身体也不算好，心脏衰弱，心跳不正常，累了就浮肿，营养更谈不上（注：其实应该是饿出来的浮肿）。 因为我是一家中最不重要的人，还自认为身体最棒，能省下来给你爸爸与弟弟吃是我的乐处（他们又硬要我吃，你推我让，常常为此争执），我这个作风，你在家也看惯的。”
最不重要的人，这就是她的家庭地位。
再附一段傅聪对于傅雷的爹爹不休的真实反映：
“ 1958~1966年，他给傅雷的回信很少。傅聪自己的解释是：
“我不敢写，我只写这么少的信，只要随便说一句，一个小小的感想，就引起了父亲这样的反应，如汪洋大海，源源不绝而来，我要再多写一些，那更不得了，那就什么也不必干，钢琴也不必练，整天得写信了！””
（原文见另一篇书评，这篇写的比我好多了：https://book.douban.com/review/2244165/ ）
最后，附一段傅雷夫妇遗嘱中的内容。
前面说了，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按理说该是晴天霹雳的“傅聪在1958年离开波兰去英国”一事，在这些家书里，似乎算不得什么特别严重的事，几乎是一闪而过。
父母对傅聪没有说重话，只不断提点他现在在那边做任何事亲都涉及到国家荣辱，记得为国争光——但即使傅聪还在波兰，这些话也是应该说的。
我们今天很难得知，在特殊时期，傅雷夫妇小心翼翼写下这些有极大概率被监视审核的内容时，到底有什么样的心情和背景。但家书中的淡然，和最后遗书中的暴烈，形成强烈对比。在他们的遗书中，这样描述傅聪：
“····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当然，这封遗书也是大概率会被审核，而且一不小心会给活着的家人惹出巨大麻烦的。所以大概率也是小心翼翼写下的。
家信中的云淡风轻，和遗嘱中的罪该万死，正是同一件事的一体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