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络太复杂，转头说风度
曾经，这一部中华史在2016年有过大修，易老师自己的话说，是有些段落几乎重写。不比不知道，这一部《魏晋风度》似乎直接就是新加卷。或许是易老师对魏晋风度颇有好感，才写成了这一部人物故事集，体系不甚明晰，且放在这一系列中华史中，史性欠缺了些。
共五章，第一章讲晋史，简简单单，后四章小故事，有意思，但不多。
一、晋史
1、司马夺位
司马懿是晋王朝的实际开创者和缔造者。从进入政界到夺取政权，他前后用了四十三年的时间，历经曹操、曹丕、曹叡、曹芳四代君主。司马懿出身于高级士族，高祖是东汉的将军，曾祖和祖父都是郡的太守，父亲司马防则官居京兆尹（首都地区长官）。曹操初入仕途就能出任洛阳北部尉（首都北城区公安局长）一职，便是由于司马防的推荐。
司马懿不但在曹操那里展示出自己的才华，在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的时代，更成为皇帝的得力助手，魏帝国独一无二的谋略家。曹叡病重，托孤太尉司马懿、大将军曹爽。曹爽原本既无才干又无战功，然而自命不凡，一心想要排挤司马懿，司马懿装病两年半以后，趁曹爽陪同皇帝外出之机突然发动兵变，一举消灭对手。
司马懿去世三年后，曹芒被他的儿子司马师废掉，十四岁曹髦继位，六年后，不甘心做傀儡的曹髦也被杀死，魏帝换成十五岁的曹奂，即魏元帝，曹魏的最后一个皇帝。曹芳、曹髦、曹奂，史称“三少帝”。司马懿，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相继把持朝政十六年。立国总共只有短短四十六年的魏，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并不姓曹。
司马昭先是册封晋公，然后升格为晋王。咸熙二年（265）八月，司马昭卒，子司马炎继位。十二月，魏元帝禅让，司马炎称帝，是为晋武帝。所有这些程序都跟曹魏代汉一模一样，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东汉的傀儡皇帝只有一个，曹魏则有好几个；曹家只用两代人就偷天换日，司马家族则用了三代四人。
2、西晋自取灭亡
司马炎死后仅仅一年，祸乱就迅速爆发。
原本西汉之后，不再封建，封也是虚封，只有东汉末年曹操的魏公和魏王是实封。结果代汉自立了。因此曹丕称帝之后，所封的国王都只有王爵，没有王土和王臣。结果司马家族篡魏时，曹家的王们一点忙都帮不上，魏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司马炎认为，这就是魏亡的经验教训。他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就在称帝的当年，司马炎封皇族二十七人为王，每个王国都有自己的军队。异姓的士族则封为公侯，也是实封。他们不但有封国和官属，郡公、郡侯和县侯还有军队。
但国王与公侯并没有如同司马炎所想保卫中央，而是在他去世一年后，即开始争权夺位，骨肉相残，十六年八王之乱。八位同姓王先后政变，都想掌权。
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先后被杀后，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与东海王司马越继续内战。最后司马越反攻胜利，司马颖兵败被杀。战后，司马颙也被谋杀，晋惠帝司马衷则被毒死，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
五年后，司马越卒，洛阳被外敌攻陷，晋怀帝司马炽被俘。两年后，太子司马业于长安称帝，是为晋愍帝。又过了三年，晋愍帝向入侵的外敌投降，西晋亡。
从晋武帝司马炎篡魏，到西晋灭亡，共五十一年。从八王之乱起，到西晋灭亡，二十五年。可见西晋其实亡于内讧，外敌入侵只不过推了一把，这就是司马炎遭到的报应。
匈奴人攻陷洛阳和长安，宣告西晋王朝灭亡的，此后，北部中国就变成了少数民族的天下，晋皇室偏安江左，是为东晋。
3、北部五胡十六国
五胡十六国时期起于西晋惠帝，止于南朝刘宋，历时一百三十六年。其间建立的政权有十九到二十个。他们有的先后兴替，有的同时并存。最多的时候，竟有八个政权在中国北方并立了九到十年。政权的建立者则多为少数民族，包括匈奴、羯（读如竭）、鲜卑、氐（读如低）、羌，合称“五胡”。其中，鲜卑人建立的政权最多，七个。其次为氐人，四个。再次为匈奴人，三个。羯人和羌人，各一个。另外还有四个小政权是汉人建立的，共二十国。不算仇池和北魏，十八国。称为“十六国”，则是没有计算冉魏和西燕。
独霸天下，显然只是汉人的一厢情愿和自作多情。事实上，自从匈奴刘渊打开了缺口，中国北方在长达两个半世纪内就是少数民族的历史舞台。就连最后统一全中国的，也是北方胡汉混血的隋和唐。
4、东晋的建立
317年，西晋最后一个皇帝被杀。318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即位，是为东晋元帝。
东晋建立，全靠王导，王导出身名门望族，琅邪人（山东临沂），很早就看出中国将乱，便劝琅邪王司马睿谋得安东将军职位，渡江移镇建邺（晋愍帝时改名建康），为将来做准备。九年后，西晋果然灭亡。北方士族没了故乡，南方士族没了中央。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都举足轻重的大族纷纷南下（史称“衣冠南渡”），流亡的难民云集建邺（建康），建邺成为另一个洛阳，司马睿的称帝。
初来乍到，调和南北士族矛盾的，依然是王导。他清楚中原必将沦陷，晋室不可复兴，唯一的出路是偏安江左，与北方胡族划江而治。这需要有一个司马家族的人来当皇帝，也需要南北士族的通力合作。有了前者，才能维持“华夏正宗”的名分；有了后者，新政权才不至于是空中楼阁。为此，王导殚精竭虑，兼顾双方的利益，争取到了南方士族领袖的支持。最终司马睿代表新政权和北方侨居士族承认江东的真正主人是当地土著，江东土著士族承认司马政权是华夏正宗，并与之合作。从此南北一团和气，东晋和南朝的基业也由此奠定。
东晋初年，行政权在王导手里，军事权则由王导的堂兄王敦掌握，时人语曰：王与马，共天下。实际上，君臣共治是东晋一朝的特色，东晋政治是高级士族轮流坐庄，权威和影响最大的则是四大家族（以执掌朝政先后为序）：王氏：王导；庾氏：庾亮；桓氏：桓温；谢氏：谢安。
东晋政治虽有“虚君共和”的意味，却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晋元帝和他的后代不甘心大权旁落，权臣中也不乏阴谋家和野心家。东晋政治之乱并不亚于西晋，只不过西晋是皇室与皇室斗，东晋是皇室与权臣争。权臣士族之间（如王导和庾亮、桓温和殷浩），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高级士族与低级士族、世家大族与寒门庶族，也都矛盾重重。
于是动乱频繁。淝水之战前，有王敦之乱、苏峻之乱，以及桓温未遂的篡位图谋。淝水之战后，则有孙恩之乱、桓玄之乱、卢循之乱。苏峻之乱时，建康宫阙被焚毁；桓玄之乱时，国号被改为楚。
322年，王敦之乱，王敦反于武昌（湖北鄂州），攻入建康。晋元帝一败涂地，死后晋明帝司马绍继位，王敦之乱因其病逝而告终。势力被东晋王朝的政府军剿灭，本人的尸体也被挖出，脑袋还被砍下来挂在浮桥上示众。
325年晋成帝司马衍即位后，庾太后临朝，其兄庾亮决断政事。327年，苏峻之乱，历阳内史苏峻联结镇西将军祖约以讨伐庾亮为名起兵进攻建康，次年攻破建康执掌朝政，庾亮逃奔寻阳，与江州刺史温峤共推荆州刺史陶侃为盟主，平定了动乱，庾亮为征西将军，兼领江、荆、豫三州刺史，都督七州诸军事，从中央变成了地方。和弟弟庾翼先后担任荆州刺史达十一年之久，等于占有了东晋的半壁江山。
庾翼去世后，由恒温接任。桓温是两晋名臣桓彝的儿子，因为庾亮之弟庾翼的推荐成为晋明帝的女婿，从此扶摇直上，从担任荆州刺史之后开始膨胀的，灭亡成汉后，他征前秦、败姚襄、伐前燕，兵临长安，军进洛阳，取得了东晋有史以来的最大胜利。朝廷起了戒心。东晋朝廷宁可不要中原，也不愿意桓温成功。枋头之败后，宁可遗臭万年也要功成名就的桓温，废司马奕立会稽王司马昱为简文帝。相持七八个月后，简文帝驾崩，时年五十三岁，庙号太宗。一年后，桓温也驾鹤西去，享年六十二岁。他被追赠为丞相，谥号宣武。
谢安属南下士人，四岁时就被桓温的父亲桓彝视为神童，深受王导的赏识。当了一个小官后，称病辞职隐居东山，后再次出仕。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大举出兵，以压倒性优势进攻东晋，谢安的弟弟谢石、侄子谢玄应战于淝水，取得胜利，保住东晋命脉。谢安成为政治领袖，任吏部尚书时阻止桓温篡位，让面临倾覆的王朝转危为安。
399年，孙恩、卢循领导农民起义，是东晋南朝时期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农民起义。起义军坚持斗争达十二年之久，转战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对东晋门阀士族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404年，割据江荆的桓玄利用孙恩起事的机会，攻下建康。次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楚。不久，北府将领刘裕赶走桓玄，恢复了晋安帝的皇位，乱事遂平。
最后，是政权落入庶族出身的刘裕之手，而且把魏代汉、晋代魏的程序也走了一遍。公元420年（元熙二年），晋恭帝司马德文让位于宋王刘裕。东晋终于在内乱中灭亡，共一百零四年，十一帝。刘裕的新王朝国号宋，史称“刘宋”，以区别于后来既有北又有南的“赵宋”。刘裕自己，则为南朝宋武帝。他称帝十九年后，北魏灭亡北凉，魏晋十六国时代终，南北朝时代始。
二、故事与精神
后四章：人物、精神、风尚、价值观，翻来覆去，各自举了很多事例，所反应的内涵却大差不差，即所谓魏晋风度，用老师自己的话表述，即为“道德评判退隐，个人价值彰显。吸引眼球颠倒众生的，不再是功业、节操、学问，而是气质、才情、风神。正因为怀疑和否定了外在权威，才有了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两汉经学发展到后来，就连统治者（比如王莽和刘秀）都感到厌烦，进入魏晋以后，上流社会便“家弃章句（抛弃儒学），人重异术（以非儒家的异端邪说为时尚）”，首先兴起的是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的标志性成果，玄学家主张的则是清谈或玄谈。顾名思义，远离政治，回避现实，无关道德，蔑视俗务，只关心高深玄远的理论问题，向往超凡脱俗的高雅生活。是一种真正理性和思辨的纯粹哲学。
这是一个无望的时代。国土四分五裂，政权频繁更迭，时局瞬息万变，战火连绵不绝，魏晋之乱，首先在人心。佛学与玄学，对重伦理、重政治、重现实的儒学形成冲击，内外夹攻，实际上已无招架之力。没有了这根精神支柱，两汉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精神世界也只能全线崩溃。正如有春秋战国的礼坏乐崩，才有百家争鸣；有汉末以后的腐朽溃烂，也才有魏晋风度。
魏晋的哲学是玄学，清谈和唯美是当时的两大风尚。
1、清谈
清谈既是风流人物展示聪明才智的手段，也是上流社会重要的社交活动，因此老成持重如王导，飘逸潇洒如庾亮，野心勃勃如桓温，从容镇定如谢安，也都乐此不疲，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
魏晋是士族的时代，而士族正是通过掌握知识和拥有智慧成为特权阶层的。无论是要显示自己的文化优势，还是要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他们都必须借助清谈。哪怕贵为相王如司马昱，也如此。
儒学最终要做，玄学却只需要说。这才有“清谈误国”的批评。事实上魏晋的清谈家中并不乏实干家，他们对玄学兴趣盎然也并非不务实，甚至也未必当真要弄清楚世界的本体是有是无，只不过欣赏和喜欢那高谈阔论之中体现和蕴含的智慧。没错，这是一种活法，一种人生态度。这种态度是哲学的，也是艺术的。
与之相关的，有啸。魏晋风度实际上开始于汉末，标志之一便是啸的流行。啸，就是双唇收紧努起，让气流从舌尖吹出，大约相当于吹口哨。也可以用手指夹住嘴唇，或者将手指插入口中，发出的声音会更加尖锐响亮。原则上说，啸是要有环境和条件的，而且一般在深山幽谷之间，茂林修竹之下，登高望远之际，心旷神怡之时。这样的啸，是一种自我陶冶和自我沉醉，也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欣赏，当然高雅至极。因此，啸，便成了魏晋名士的身份标志之一。
2、唯美
魏晋名士看重玉，纯洁而高贵。正如士族之特点，士族是一个优越感极强的阶层。他们通婚必须门当户对，也不能跟身份不配的人坐在一起，即便后者贵为皇亲国戚。他们更看重的不是贵贱，而是清浊。这是东汉末年就开始产生的观念，一般的理解大体是：正直为清，邪恶为浊；高雅为清，鄙俗为浊；读书人为清，暴发户为浊。清纯而高贵，就叫清高。那些坚持自己的操守和品位，不跟权贵和暴发户同流合污的士大夫就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叫清望，品格叫清标，言论叫清议，就连扬起的尘土也叫清尘。
因此，魏晋名士酷爱的对象、形象和意象，便或者是清纯的，或者是明亮的，或者是晶莹剔透的，或者是风姿绰约的，或者是楚楚动人的。这已经完全不同于之前《诗经》和《楚辞》对风景的描写。在那里，自然和自然现象只不过是人物或故事的背景。在这里，是独立和纯粹的审美对象。魏晋人眼中的自然界，也不再是孔夫子那里的道德象征、董仲舒那里的政治筹码。它跟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一样可以观赏和品评，只不过也许更漂亮。
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转折，人与自然的关系从道德和政治的一变而为审美的，由此产生的文明成果则是山水画和山水诗。尽管它们要到隋唐以后才蔚为大观，但东晋却无疑在观念上开启了先河。魏晋名士的审美取向，喜欢玉，喜欢春月柳，喜欢松下风，所有这些都纯净而自然。
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以貌取人。一个人如果才貌出众，就会受到追捧，比别人更容易成功。同时，两汉推崇的是功业，魏晋时人物比功业更重要，祖逖和刘琨都是在西晋覆灭之际挺身而出的，也都以驱除胡族兴复神州为己任。击楫中流、闻鸡起舞，成为中国人励志的常规教材，但他们俩都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祖逖忧愤而死，刘琨被人冤杀，却像出师未捷的诸葛亮一样让人怀念。
3、清谈与唯美下的人们
王敦是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然而受到的却是由衷的敬佩。王敦的自我评价，是“高朗疏率”，也就是高尚、爽朗、疏放、率真，自视甚高。他确实是睥睨一切的，也没有什么能够让他恋恋不舍。
王导为人随和，周全，任何人与王导交往，哪怕只是初次见面，感觉也像老朋友。公关大师，也是调和矛盾的高手，终成三朝元老。
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竹林七贤并不是组织或团体，就连所谓竹林是否确有其地都很可疑。七个人的命运、性格甚至人品也各不相同。王戎是有名的吝啬鬼，山涛则加入了司马集团，并在调离尚书吏部郎岗位时，推荐嵇康接替自己。嵇康、阮籍都倾向于曹家，但嵇康对司马氏公开不合作，阮籍却无奈归属，嵇康被钟会害死后，对士林的震撼相当之大，当年拉风箱的向秀，就在嵇康死后投靠了司马昭。阮籍就聪明得多。他向司马昭申请去做步兵校尉，因为步兵校尉官署的酒特别好。司马昭当然立马批准，阮籍也因此而被称为“阮步兵”。比阮籍更像酒鬼的则是刘伶。他常常让仆人扛着锄头跟在身后，自己带一壶酒坐在鹿车上边走边喝，并对那仆人说：我醉死在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刘昶（厂）是跟什么人都能在一起喝酒。他的说法是：遇到比我强的，不能不跟他喝。遇到比我差的，不好意思不喝。如果遇到跟我差不多的，那就更得喝了。阮籍和王戎却另有说法。他们说：遇到比公荣强的，不能不跟他喝。遇到比公荣差的，也不好意思不喝。只有遇到公荣本人，可以不跟他喝。结果，在阮籍和王戎那里，刘昶一杯酒都喝不上，但谈笑风生如旧。司马昭想跟阮籍联姻，阮籍却连续大醉两个月，此事只好作罢。刘伶对司马政权，他不像嵇康那样公开对抗，也不像阮籍那样委曲求全，而是在被招聘时大谈虚无，让执政者觉得自己百无一用。所以刘伶最后的的结局，竟是寿终正寝。王戎简直一身都是矛盾。他身材短小却目光如电，吝啬贪财却雅量非凡，是大名士也是大孝子，放浪形骸却又儿女情长。儿子王万去世后，山简（山涛之子）去看他，王戎正哭得死去活来。
陶渊明，因为短时间做过彭泽（今属、、江西九江）县令，所以又称陶彭泽。督邮来到彭泽时，县里的下属就提醒长官：大人得穿戴整齐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前去拜见。陶渊明同样受不了这窝囊气，当即解下官印和绶带离职走人,留下了一句名言：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面上他享受田园生活，实际是嫌官小，陶家祖上极为显赫。曾祖父陶侃，官居大将军，位进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兼任两州刺史（其中一州还是荆州），被时人评价为英明神武似曹操，忠诚勤劳如孔明。可惜到了渊明这一代，陶家已经败落，变成了破落贵族或破落士族。但，血性、精神和性格，却似乎是可以隔代遗传的。因此陶渊明的内心深处，有着一般人不易觉察的高傲和高贵。只不过，这种内在力量在陶侃那里表现为英雄气，在渊明这里则看起来像是平常心。
简文帝司马昱是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的小儿子。关于长安与太阳孰远的故事，晋元帝第一次问他之前，就已经把洛阳和长安沦陷的事情讲了一遍，还潸然泪下。司马绍为了安慰父亲，才故意说长安近。但是第二天面对群臣，他就必须说只见太阳不见长安。这才是领袖说的话，尽管当时他还是小孩子。实际上司马昱更应该去做名士。成为皇帝之前，他的府邸高朋满座，常常聚集着当时的各界名流。包括桓温和殷浩，也包括其他清谈家和僧侣，都是他的座上客。做一个名士并不比做皇帝差，甚至还更体面。但司马昱比谁都身不由己，野心勃勃的桓温，在汉献帝般的司马昱面前放慢了篡位的步伐，这是一个黑暗和混乱的时代，却依然有着自己的精神。在它面前，桓温也好王敦也罢，都得有所收敛甚至却步，因为那也是他们的精神，对人格力量的敬重。
潘岳字安仁，小名檀奴，是西晋的文学家，也是当时的头号美男子。他甚至在后世成为俊男的标准，正如西施是美女的代名词。因此，一个男人如果长得漂亮就叫“貌若潘安”，女人则会把自己的最爱称为“檀郎”。潘岳早就是“大众情人”。他年轻的时候，只要拿着弹弓坐车出去玩，洛阳城的女人便会老老少少全都跑出来，手牵着手围着他看，还要往他的车里送水果。另外两位文学家左思和张载的长相实在对不起观众，于是所有的女人都冲左思吐口水，男孩子都向张载扔石头。
庾亮硬着头皮去见陶侃，陶侃却又意外地高抬贵手。最具有戏剧性的说法是：陶侃一见庾亮，就为他的风度神采所倾倒。不但马上改变了态度，还非常喜欢器重这个漂亮人物。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庾亮在陶侃面前主动而坦诚地承担了酿成苏峻之乱的责任，在“引咎自责”的同时又表现出极佳的风度（风止可观），让陶侃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看法，并表示出欣赏。
桓温将成汉李势妹妹纳入房中，夫人南康长公主大怒，在见到真人后却又心软，真正打动她的，与其说是那姑娘的长发拖地和皮肤如玉，不如说是她的“神色闲正，辞甚凄婉”。或者说，正因为她视死如归，才格外地楚楚动人。
嵇康的儿子嵇绍左右为难，司马政权于他有杀父之仇。然而受嵇康之托抚养了他的山涛却说：天地之间，尚且有日月盈亏的千变万化、春夏秋冬的此消彼长，何况人事呢？嵇绍终于做了西晋的官，而且是著名的忠臣。八王之乱时，官居侍中的他挺身捍卫晋惠帝司马衷，结果被害于帝辇之侧。事后，宫人给晋惠帝换衣服，惠帝却说：朕这件衣服不要洗，那上面有嵇侍中的血！
卫玠人如其名，像玉一样漂亮。据说，少年时代的他曾经坐一辆白羊车在洛阳城里走，结果满街议论纷纷：这是谁家玉璧般的孩子？从此卫玠号为“璧人”。二十七岁那年到建康时，由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的人围得像一堵墙，竟不堪其扰一命呜呼，当时的说法叫做“看杀卫玠”。
殷浩就是后来被司马昱用来制衡桓温的人。此人的政治和军事能力虽然一般，却因擅长清谈而享有盛名。早年以庾亮属下的身份来到建康时，王导竟然以丞相之尊专门为他召开清谈会，还亲手解下悬挂于帐带的麈尾与之对谈，直至半夜三更兴尽方散。根据第二天早上桓温的回忆和评论，会上自始至终都没人插得上话，听得懂的则只有他自己和谢安的堂兄谢尚，另外两个名士就只能像小母狗似的乖乖待着。
王衍字夷甫，琅邪临沂人，是王戎的堂弟，也是魏晋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皮肤非常之白，以至于他的手跟麈尾的白玉柄很难区别。他也非常漂亮，王敦就说王衍跟众人坐在一起，就像珠玉在瓦片石块当中。王衍的风度也极好，王戎所谓“琼林玉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说的就是他，王导则说他高峻秀拔，有如壁立千仞。所以，王衍在士林中威望很高，甚至成为名士的标杆，人们一提起他几乎都是赞不绝口。然而王衍在被俘之后却风骨全无。石勒问他晋军为什么会战败，他却回答自己并不管事，还劝那胡人趁机称帝。如此诿过于人又卖身投靠，让奴隶出身的石勒十分愤怒。不过石勒倒也没想杀他，因为王衍实在漂亮。犹豫再三之后，心存恻隐的石勒问部下：本将纵横天下，从没见过这么有风采的，能饶他一死不？部下说：他又不会为我们卖命，留着有什么用？石勒说：那也不能动刀。
何晏原本就长得白白净净，却无论走到哪里都粉白不离手，以便随时随地可以补妆。走路的姿势大约也婀娜多姿，还要一步一回头观看自己的影子。何晏所服之药叫五石散，改变了士大夫的风度。形成于两汉的士大夫，原本应该是正襟危坐衣冠楚楚的谦谦君子。但是嗑药的人顾不了这许多。因为药性发作以后，会有一系列的药物反应（比如全身发热然后发冷），弄不好还会死人。解毒的办法，是吃冷食，喝热酒，洗冷水澡，还要快走，名曰“行散”。至于衣服，自然是少穿或不穿，要穿也得是宽大的旧衣服，哪怕里面长虱子。于是从何晏开始，风尚为之一变，名士的形象也慢慢变成了这个样子：宽衣博带，披头散发，脚拖木屐，手持麈尾，扪虱而谈。就连那些不嗑药的也见样学样，甚至装出抓虱子的动作，以为飘逸和潇洒。服饰与心理和性格是统一的。外表变了，内心世界也会改变。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模样变了，是因为思想起了变化。实际上魏晋名士早就想改头换面，药物反应只不过是借口。因为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突破儒家伦理的束缚，实现心灵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
三、承上启下
实际上从汉末起，士大夫阶层就一直在寻求独立。这固然因为要反对外戚和宦官干政，更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才是最能维护文化价值的人。一个家族如果世代为官又繁衍不息，他们就成了世家。当世家越来越多时，士族就独立了。士权开始抗衡皇权，士族与皇族共治天下。至于政治生活以外的领域，更是天高皇帝远，文化的发展也就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魏晋成为春秋战国以后又一思想活跃期，这是原因之一。
但士族作为群体的独立，也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帝国的统治者动辄可以将其族灭，哪怕他是名门望族。因此，士族在魏晋其实没有安全感，魏晋士族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生命的无常。没有个体的独立，就没有人格的独立；没有人格的独立，就没有意志的自由。结果，便只有无穷无尽的纠结和烦恼。因为他们独立了，却弄不清站在哪里；他们自由了，却不知路在何方。
近忧无法破解，就只能诉诸远虑。于是玄学应运而生并大行其道，在政治上没有风险，反倒为思想的驰骋开辟了广阔天地，为魏晋追求的核心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按照何晏和王弼的观点，万物以无为本，无是最高的真实。要想不虚伪，就只能虚无。一无所有，当然真实；无为则无不为，这就自由。自由而真实，也就漂亮。至于独立与否，可以暂时不管。
这是具有讽刺意义的。士族成为士族，原因在独尊儒术。熟读儒家经典，才能世代为官为宦。因此，为了垄断仕途，就必须坚持儒家路线，让士族成为统治阶级。现在，士族占领了上层建筑，儒学却丢失了舆论阵地。
中华文明能够三千七百年不中断，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延续至今的第一代文明，就因为我们能够通过大动荡实现大整合。这就像一个人病后产生了抗体，获得了免疫力，甚至新的生命，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次大动荡。
之前则是春秋战国。春秋战国动荡的结果，是产生了第一帝国（秦汉）和汉文明。魏晋南北朝动荡的结果，则是产生了第二帝国（隋唐）和唐文明。因此，史家往往将二者相比较：魏晋相当于春秋，南北朝相当于战国。两次大动荡都因为前一种文明出了问题。春秋面临周文明的崩溃，魏晋面临汉文明的危机，总之是老祖宗风光不再，新问题层出不穷。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周的差错在制度，汉的麻烦在文化。
春秋战国以后，诞生的便是新制度。魏晋南北朝以后，诞生的则是新文化。与汉文明相比，唐文明更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就连独尊儒术也变成了三教合流（儒释道），尽管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仍是儒学。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作用。
汉文明的危机，就是儒家思想的危机。儒学是纯世俗的，它能够成为维护王朝统治的工具，不是靠信仰，而是靠权威。一旦王纲解纽，儒学就会权威顿失，汉民族的精神支柱也会轰然倒塌。正因为独尊的儒学失去了权威，我们民族才迎来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荣，而且是先有思想大解放（魏晋），后有文化大繁荣（隋唐）。事实证明，此前帝国的文治和武功都已走到尽头，再无生命活力。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一切，我们的文明便大约只能慢慢老去，一点一点地枯萎、衰败、腐朽，最后烂死，或者被外来的蛮族彻底摧毁，就像罗马。
重建核心价值和实现文化复兴的使命，照理说应该由士族来承担。因为他们是知识精英，也是两汉以后时代的主人。可惜，士族不堪此任。两晋之亡在于有病，而病因就在士族。士族与贵族的区别，在于贵族靠血统世袭爵位，士族靠门第垄断仕途。名门望族的子弟，不需要任何考核就能给予较高的官品，叫“门地二品”（一品永远空缺）。寒门和庶族则相反，只能做低级官员。由此造成的局面，就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社会不公的结果，是两晋比东汉更加迅速地腐朽。魏晋却只有门第观念，没有精神支柱。他们追求的真实、自由和美，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和特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全民共识。支柱倒塌的结果，是精神的空虚、心理的变态，比如酗酒和嗑药，再加奢侈和斗富。士族注定只能是文明的过客。
新文化的创建不但不能指望士族地主阶级，甚至不能单靠汉民族来完成。种种事实都证明，政治需要新制度，文明需要新生命，民族需要新血液。动荡和分裂只不过意味着新的整合，而整合的前提是融合。
P.S.魏晋之乱，作者专注风度与人物，对历史脉络的讲述不免失之于完整顺畅，是为最大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