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自身的潜能，人类也是由自身的无能定义的

当健康被赋予道德含义

健康是很多人在生活中的一种朴素追求和向往。然而当健康成为一种道德责任时，它的含义就变味了，它变成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要求，重新定义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在履行这种道德命令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深陷“健康综合征”。

在开篇的导言中，作者提到便指出了“健康综合征”的内涵：

“健康综合征”指的是焦虑、自责和内疚等症状，它建立在一项对个人的假设上，即个人应是自主的、有力量的、意志坚定的，并坚持不懈地努力提升自己。

被健康综合征困住时，人们受到道德情绪的驱使，将身体作为生活的终极目标， 对身体状态的过分关注和痴迷被包装为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不断为个人赋能，试图成为更好的自己。

当健康被赋予道德含义时，它暗含了“不健康是你的过错和耻辱”， 因此无法履行健康命令时，便会产生道德焦虑和负罪感。于是人们开始自我管理，试图消除不健康的行为，期待能减轻这些情绪。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超我以内化的权威形象出现，与以往健康水平作为一种生理性指标而被客观描述的状态不同，此时一旦背负了一定的道德责任，内化的权威则展现出对自我异常猛烈的攻击性，个体由此获得无法摆脱的内疚感， 由此产生的将是“永恒的自我审视、自我谴责和自我贬低，以及持续不断的焦虑”。

一旦在保持健康上出现问题，不仅仅传达的是“不健康”这么简单客观的状态，相反地，它传达了一个人在对自我负责上的全面溃败，主观能动性的低下，意志力的薄弱和在选择生活方式上的无能。健康问题成了个人的终极罪过，也是道德层面上的失败。

由于过分强调个人的责任，书中提到这种状态下的也人被称为“被动的虚无主义者”，他们不会在外部世界中行动起来并改变世界，而是只专注于自己的特定乐趣和自我完善计划。

健康综合征从何而来

倾向于对健康做出是非好坏的道德判断并非一直存在。 先前Haidt 等人提出的道德基础理论(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MFT)中指出关怀/伤害、 公平/互惠、内群体/忠诚、权威/尊重、纯洁/圣洁是道德的五个基础，是进化过程中不同适应问题引发的模块化适应机制, 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能够涵盖道德的不同领域。

据此来看，健康这一概念似乎也并不归属于道德基础中的任意一个领域，那健康是如何成为一种道德责任的呢？书中并没有对健康的道德化转向做全面系统的论述，总览全书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下面几个因素。

首先，作为一种道德要求的健康，源于“生物道德”(biomorality)，这项道德律令要求人们保持快乐和健康。

颓废、缺憾、不满、不快越来越被视为道德上的过错，更糟糕的是，被视为我们的存在或生命本身的腐化。一种我们可以称为生物道德（同时也是感受与情绪的道德）的东西正在迅猛兴起。它提倡一下基本公理：感觉良好（而且快乐）的人是好人；感觉糟糕的人是坏人。

随着资本主义新精神的出现，人们开始需要更多超越“安全感”、“稳定”等的事物，企求挣脱乏味僵硬、刻板且一成不变的生活，更多追求“意义”、“真实性”、“自我表达”。

而这样的道德律令便恰恰迎合了这一趋势，由此被大公司纳入新一代的管理话术。工作不再被认为是枯燥、异化或去人性的，摇身一变成为了人们探索自身未开发潜力和自我实现的途径。这把员工提高工作效率、保持旺盛的精力包装为他们需要自我提升，在身心上感觉到强大。他们的口号是：“我们致力于帮助员工生活得更健康”。

企业为员工提供正念课程、购置“跑步机办公桌“等新型设备，甚至还专门成立职场健康团队，帮助员工制定健康计划。他们不断告诉员工，“探索你的内心”、“倾听自己的身体”，“要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为了成为你自己，就必须变得更好，更健康。

在这套律令下，员工也会认为不仅要健康，还要做一个在道德上负责任的人。此外，一旦他们被解雇，保持健康同样也对潜在雇主具备一定的吸引力。

这样一来，企业成功把一种社会责任转嫁给了员工个人，由于外部环境和压力造成的诸多不确定和种种情绪被认为员工自身不良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上的懒惰。而先前的工作伦理已经被健康伦理取代。在工作伦理下，不工作是一种罪恶。而现在，没有展现出积极活跃、精力充沛的状态，没有努力保持健康的人，则会被视为耻辱，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

虽然健康命令和工作伦理息息相关，但它的影响逐步扩大到工作以外，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任何与健康相关的行为，都变成了加强愉悦和提升自我的机会。

健康的道德转向，还有一个政治解释的维度。

如今的状况是，政治已表现为道德立场。这种道德立场有多种用途：它可以区分同伴与敌人，告诉我们是非对错。与此同时，我们可以表现得像是我们根本没有在谈论政治，这种去政治化是健康综合征的绝对核心。

……

这种道德立场被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吃什么东西到穿什么衣服，所有的活动都要被评判是好是坏。更多的公共关注转向了个人品味与道德问题。

书中以《杰米的校餐》这一节目为例，阐述了这种“去政治化”的现实表现。在这部纪录片里，发起人奥利弗尝试通过改变学校食堂午餐供应的食物来改变一所贫困地区学校里孩子的生活，他认为那些孩子的食物含有大量脂肪和糖分，会带来严重的健康风险。由此他开展了一些的“食品革命”。

观看节目的观众对于孩子吃的垃圾食品产生了一种厌恶情绪，然而在这种情绪的背后，实质上包含着对更大的根深蒂固的结构不公和歧视的厌恶。但单纯的饮食干预措施让很多结构性问题、阶层问题甚至更加更宏大的政策性问题被搁置，并将情绪引向越来越狭窄的领域。但却让所谓的“道德企业家”在自我感动中相信自己在做有价值的实事。

同样的，在心理健康领域，英国首相卡梅伦也试图将积极心理学家塞利格曼的有关幸福和积极思维的研究应用于整个国家，从而削减公共服务事业昂贵的支出。

幸福感调查项目的关键是对治理问题进行更彻底的重构，幸福不是国家削减福利的廉价补偿，而是被视为一种强有力的态度，可以帮助人们改变自己的处境。

这意味着个人的挫败以及招致的悲惨处境都要最终归因于个人的行为，一切都是个人态度的产物。在这样的逻辑下，“穷人并没有受到结构性歧视，他们只是缺乏足够强大的思想力量。”这一说辞便具备了所谓的理论上的合理性。由此个人则背负了整个结构下存在的问题，为所有的后果承担责任。

就像书里提到的：

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不再是一个需要公众审慎探讨的问题，它变成了一个关于个人生活方式选择的问题。人们对主流社会制度持漠视的态度，这种态度与一种认为改善生活方式就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好的天真热情逐渐匹配起来。影响社会的大人物不再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或知识分子，而变成了名厨、幸福导师和激情创业者。这些社会运动伟大的口号是健康与幸福。

道德责任下的健康是个悖论

对于深陷健康综合征的人来说，越是专注于提升自己的健康水平，越是感到沮丧和焦虑。

一方面，人们购买价格不菲的正念课程、健身课、私人教练服务等等， 为了让自己变得健康，提升效率，变得更好。然而这些举措带来的效果，即所节约出来的精力和个人效率的提升又将持续不断的投入在更多的工作上，用以支付更多提升健康所需的花费。 我们的身体似乎变成了一台永动机，无法停下，无法喘息。

另一方面，健康本身是一种机体的良好状态，是一种和谐的愉悦状态。然而愉悦是没有办法被命令的，一旦成为命令就违反了它自身。当把健康作为一种没有标准的目标疯狂追寻时，它永远不会有最终的胜利。在健康命令下，人们的行为或许会在某些时刻自我感觉良好，然而持续的压力则会带来更多的厌烦和焦虑，偏执的追求就已经打破了健康本身应有之义。

或许对于“要变得更好”的执着，对于幸福的苦苦追求，让人们身处漩涡中，难以逃脱。但我们仍然可以摆脱这类命令的束缚，因为作为人类，健康和幸福并不总是我们的命运。

作为人类，我们不只是由自身的潜能定义的，也是由自身的无能定义的，这并不羞耻。接受自身的无能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人生中很多最重要的事情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他们会带来不可避免地失败和痛苦。

然而要觉察并接纳这点也并非容易的事，人们总是很难在不损害自我评价的前提下坦然的承认自己的无能，并告诉自己这真的没什么。

在书的最后，作者提出了一个似乎是可行的解决方案：“与其永远沉浸在自身的病症中，我们不如去关注世界的病症，并行动起来解决它。”

或许有些人能够意识到并行动起来，但令人绝望和无力的是，在面对更大制度和结构不公的时候，更多人似乎深陷死局。在不知道如何行动，或是无法做出其他行动的时候，他们没有其他的出口，尽管意识到了，但身体变成了唯一可以掌控的抓手和工具，所能做的就只是不断诉诸自己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