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索剪影
主要涉及理论：第一章：德里达“他者的单语主义”“延异”（différance）、布迪厄“惯习”（habitus）；第二章：本雅明“灵晕”（aura）、福柯“陈述”（énoncé）；第三章：弗洛伊德“哀悼与忧郁”。
除“惯习”和“灵晕”外，其余皆是初见，尽管作者多有概念介绍，并铺以实例展开论证，但不少地方仍不得要领，不敢谈理解。好在读得晚（bushi），有幸参考几位书友总结归纳和剖析评述的笔记与长评为线索😭 ，在阅读中不至于迷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下仅记录前三章中激起思考的部分问题与启发。
第一章：「他者的单语主义」
根据作者在“各章概览”中的提示，我将本章核心问题整合为一（以期通过问答的形式加深理解） ： 如何理解德里达的“他者的单语主义”，既是一种处理失语症和双重外形损毁问题的方式，又可以通过布尔迪厄的“惯习”，视为一种“语言即解构”的政治抵抗形式？
首先，作者在导论中通过三个文化场景引入“（种族化）失语症”和“双重外形损毁”：1）奥巴马看到照片中黑人男性的双手“不均衡、幽灵般的肤色”，当发现他是为了淡化肤色而接受了医学处理时，因恐惧而 “发不出声音” ；2）法农遭遇的侮辱性称呼（“肮脏的黑鬼”和“黑人”）和询唤；3）在“离岸呼叫中心”工作的菲律宾和印度代理人对英语发音的被迫改造。
在殖民语境中，“失语症”为被殖民者面对“官方语言”时感到无力和无助，难以自如表达；“双重外形损毁”以照片中的黑人男性并整合三个场景为例，一方面，他的身体（肤色、语言/发音）遭受羞辱、嘲笑，另一方面，当他试图改变这些身体特征（漂白肤色、改变发音）时，又总是“对某个已经注定有缺陷的事物的失败矫正”，结果他既不是原来的自己也无法成为白人。
之后，再来看“他者的单语主义”。德里达说，“我只有一种语言，它不是我的”，这句看似矛盾的话，实则精确表达了“语言、所有权和归属感之间的关系及其背后的重要问题”；“语言作为某种事物，包括主人和殖民者在内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它；语言具有一种固有的性质，能够挫败任何把它据为己有的尝试；语言终究是无法本土化并加以计量的；语言作为一种翻译，它只涉及目标语言而不涉及原初语言”，这些思考构成了德里达所谓的“他者的单语主义”更为深邃的含义。（失语了，还是照搬原文吧😭）
简单梳理三个关键词后，对于前半个问题，由于“语言是为了他者，来自他者，是他者的这种到来”，承认语言的他者性、非归属性、不可拥有性，恰恰是对因无法拥有语言而产生的“失语”与“外形损毁”问题的回应及解除，德里达提醒“那些正遭受分割的力量/暴力冲击的人”：你所感受到的“失语”和“损毁”，其实是语言的真理；殖民主义霸权是一种遮蔽并掩饰了语言的真理一种“诡计（un tour）”。此外，正如作者所说，“在超越所有权的遗产意义上，这个短语表明了其乌托邦式的潜力：‘他者的这种到来’”，换句话说，语言是一个向他者开放的空间，而“这种开放性允许一种语言言说其他事物并对他者言说自身。”
在进入后半个问题前，惯习、延异（延迟+差异）、解构这几个词并置，想到光启书局“差异与共生”丛书的编者序中：
在“法国理论”与“后现代主义”中成为关键词的“差异”，并不简单地指向与“同一”相对立的“另类”或“他者”，而是对于“同一”“边界”乃至于“对立”本身的解构，也即对于任何计量、赋值、固化与控制的解构。[…]差异性解构的最重要工作，是对于这些工具本身的解剖。它们不仅仅包括比较显而易见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而且尤其包括作为其基质的一系列认识方式。彼此同构，因而能够相互正名的认知模式，价值认同模式与行动模式一起构成了布迪厄所称的“惯习”(habitus)，它同时被社会现实所塑造又生成着社会现实。
据此，再来理解后半个问题感觉天都亮了😭在殖民主义的语言秩序下，殖民者语言的标准发音、规范书写等构成了一种“惯习”，而德里达的“语言作为延异”，揭示了语言的意义总是延宕、漂浮，无法最终被固定，而非不可抵抗的主人的工具。因而可以说“语言即解构”，语言本身蕴含着破环和抵抗既有语言惯习的潜能。
第二章， 本雅明的“光学无意识”与福柯的“话语无意识” 的比较
作者指出二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我的阅读经验中也有不少感到A和B相似的时刻，但都只停留在表面，从未深入内里。因而作者的观察与分析，提供了可模仿的例子。
本雅明认为，摄影机的凝视展示了原本肉眼不可见、不可察觉的现实；福柯的话语关系“不是一种可以阐明的解释[…]借助某种语词游戏，它们形成了可以被称作“无意识”的东西，不是言说主体的无意识，而是被言说事物的无意识。”简言之，二者的相似性在于，它们都指向了日常经验中被遮蔽的感知或语言结构。
第三章，在弗洛伊德《哀悼与忧郁》的延长线上
经阿鸢“供参笔记”中的提示：“如何从同一篇文章大家展开不同的理论也是有意思的点”，试简略对照。
1）朱迪斯·巴特勒。承接弗洛伊德关于忧郁的观点并将其重构为思考性别身份型构的新方法，指出被假定为规范的异性恋是通过压抑或放弃原初同性欲望的结果，因此性别身份本身就是忧郁的。
2）周蕾。同样承接忧郁的观点，但与巴特勒不同，周蕾更强调忧郁承载的“巨大的生成性潜力”，它既拥抱起源性（比如语言、读写系统、性征、种族或文化）又关注丧失感（比如妥协、伤害、阻断、失能或窃取）。进一步地，如果把当代理论当作一种翻译来思考，那么，又与巴金的叙述者相反，忧郁转向的翻译者“意在恢复这类（卑下的或不道德的）本土经验，使之得到充分的关注和合法性”，因此，忧郁转向使翻译者从“背叛者”变成了“忠实的忧郁者”。
3）保罗·利科。 与偏向忧郁转向的大多数理论工作者不同， 利科论证了哀悼的必要性。在翻译语境中，“哀悼工作”就是放弃对完美翻译的幻想，翻译的基础是对等性，因此他把翻译的伦理描述为一种跨语际的好客。 在这一意义上，正如理查德·卡尼所说，“普遍与多元之间的创造性张力确保了翻译的任务没有终结，它是一项不知疲倦的记忆与哀悼、挪用与滥用、拿起又放手、表达自我与拥抱他者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