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临天下》前言与致谢

本书研究的主题是皇帝（emperor）。也许，大多数读者读到本书时，都会认为自己知道皇帝是什么样的。没有比这更要命的错觉了。各国的皇帝身处的环境大不相同，其统治规模也大小不一。而帝国（empire）是历史上和政治上最具争议的词语之一。在第1章，我将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目前，我只能说，本书研究了历史上许多强大且重要的政体中世袭的最高权威的拥有者。大体上来讲，这是一部关于皇帝的全球史。不过实际上，我将研究范围限定在16世纪之前的欧亚大陆和北非。由于现存资料有限，历史学家难以细致地了解16世纪之前的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诸多皇帝的个性。这一研究项目的规模已经非常庞大，令人绝望，这一点是促使我决定不拓展研究范围，留在自己的舒适区内的一个额外因素。

对于规模如此庞大的主题来说，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是，需要舍弃的内容远比需要保留的多。甚至，欧亚大陆的一些重要帝国在本书中也几乎没有被提及。位于此名单前列的有拜占庭帝国、加洛林帝国、萨珊帝国、塞尔柱帝国，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帝国。即便是本书论及的帝国，我也只能专注于它们特定的统治时期。有时，我难免将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处于鼎盛时期的帝国之上。实际上，这本书中的几乎每一句话都值得单讲一段。几乎每一个陈述都应该有相应的一系列限定性条件、例外情况和细微差别。皇帝在世界历史中的角色是一个宏大而迷人的主题，读者读完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时，难免会觉得不够满意。如果大多数读者认为，本书是一部英勇的、发人深省的，有时还很有趣的失败之作，我将会感到非常满足。

当然，我处理这个主题的方式，以及我选择的重要论点，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受限于我个人的学术背景和经历。从学术背景的角度来说，我首先是一个研究俄罗斯帝国史的国际历史学家。地缘政治、外交和战争在这本书中至关重要。在我看来，这是必要的，毕竟，三者对帝国统治者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就个人而言，我的出身背景颇为多元化，但帝国是其中一个无处不在的主题。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爱尔兰、英属印度、俄罗斯帝国和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在那些年里，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是英帝国公民和天主教徒，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这两种身份在很大程度上都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帝国，即我父系亲属所属的世界。在过去的50年里，我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这个帝国。当然，沙皇统治的俄国从未完全主导我的身份认同。1991年，拉脱维亚政府慷慨地恢复了我的公民身份，这是父亲在他的祖国于1940年并入苏联前一直拥有的身份。柏林墙的倒塌和中欧的重新崛起令我非常兴奋，于是我给儿子取名马克西米利安·利奥波德，以此纪念我的奥地利教父和哈布斯堡家族—中欧历史的最高体现。

我们家族对帝国的记忆绝不是简单的必胜主义。我的父亲在一所优秀的法国国立中学接受了出色的智识和人文主义教育，有赖于此，我的父亲成了一名巴黎左翼知识分子，不留恋任何旧政权。我的家族曾经效劳过的帝国都在极度的混乱和悲剧中崩溃了。此外，根据“俄罗斯人”这个词的现代含义，我父亲的家族从来就不是确凿无疑的俄罗斯人，而我们的祖先没有一个是英国人。童年时期，我们每年夏天都要在基尔肯尼附近的休伯特·巴特勒之屋生活几个星期。休伯特是一位绅士，信仰新教，出身某个贵族之家的小分支，奥蒙德公爵曾是这个贵族之家的首领。尽管如此，他仍是一位著名的盖尔语学者，也是一名坚定的爱尔兰爱国人士，虽然有些乖僻。在青少年时期，我对爱尔兰的记忆是大房子，想来是当地传统和贫穷的缘故，大房子潮湿而寒冷。最奇特的大房子要数罗斯康芒的“克洛纳丽丝”别墅（Clonalis），它是奥康纳家族首领的住宅。他们是爱尔兰至高王的后裔，11世纪，也就是英格兰人到来之前，至高王统治着该地。如果你在“克洛纳丽丝”的四柱床上睡过了头，你很可能会被由导游引导着参观的、前来寻根的爱尔兰裔美国游客团吵醒。此外，如果你在雨天冒险爬到顶层—罗斯康芒大概是爱尔兰雨水最多的郡吧—拿把伞是明智之举。

在我曾祖辈的四名男性长辈中，唯一来自中产阶级的是普林格尔·肯尼迪，他也是四人中最有趣的一位。他出生在印度，在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中死里逃生。他是一名成功的律师，同时也是一名优秀的民间学者。在曾祖母（或外曾祖母）去世后，他娶了一位印度女性。对于他所属的阶级和他所处的时代来说，这个决定需要相当大的勇气。1908年，这位印度女子和我祖母（或外祖母）的一个姐妹被一个印度民族主义者暗杀了，他将她们的马车误认成一个不受欢迎的英国官员的马车。关于这起暗杀事件——当时，这是一起热点事件，英国和印度出于各自的理由，都没有提及两名受害者中的一个是印度女子。

与日本妻子的婚姻生活占据了我的大半生。每年，我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日本度过。这使我受益匪浅。从东京的视角来看，过去、现在和未来似乎截然不同。最近，有部分犹太人血统的女婿和主要是菲律宾血统的儿媳兴高采烈地加入了这个多元化的家庭。本书主要是在我们的乡村住宅里写的。这所住宅坐落在一座高山上，当然也有人说，它只是个小山包，一切全凭是否具备浪漫的心境。当我透过书房的窗户向外眺望时，雄奇而美丽的富士山便映入眼帘。在晴朗的日子里，人们可以望出100英里（约161千米）远，望到太平洋乃至更远的地方。疫情期间，这里简直是学者的天堂。不过，可怕的疫情当然也破坏了这处天堂的生活。借此机会，我要向最亲爱的两个朋友，即哈里·瓦苏德万教授和大卫·沃什布鲁克教授致敬，他们都在疫情期间去世了。唐纳德·特朗普的咆哮要比疫情本身更容易引发长期的焦虑。在所有英国式习惯中，每日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和大量的马麦酱成了我的生活支柱。

在身份认同和忠诚的这种冲突中，有一点我一直都很清楚，我是一个英国人，更准确地说，我是剑桥大学的历史学者。我一生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大多要归功于在剑桥大学历史系接受的教育。非常感谢以前教导过我的老师（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已经去世了）：德里克·比尔斯、尼尔·麦肯德里克、亨利·佩林、西蒙·沙玛、乔纳森·斯坦伯格和诺曼·斯通。除了这几位，不得不提的还有克里斯托弗·贝利，他是我认识的最优秀、最慷慨的历史学家之一。我还要向以下几位致以最诚挚的感谢：我在攻读博士期间的导师休·西顿—沃森；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术引路人伦纳德·夏皮罗；以及我在唐赛德学校的历史老师德斯蒙德·格雷戈里。

许多朋友和同事都读了我的手稿。本书的主要观点和错误之处责任在我，但如果没有这些读者，结果将远不如现在。这些朋友和同事有：彼得·费比格·邦、杰伦·杜因达姆、艾伦·福里斯特、加思·福登、珍妮特·哈特利、格伦·朗瓦拉和彼得·萨里斯。久姆胡尔·贝卡尔是一位非常高效的研究助理，他在我以前的博士生塞尔坎·凯切吉的协助下，带领我在伊斯坦布尔四处探险。在写这本书的后期阶段，尼维迪塔·查克拉巴蒂在我不擅长的信息技术方面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给予我极大帮助的还有：克里斯托弗·克拉克、乔纳森·戴利、奥利弗·哈尔特、约翰·霍尔和尼古拉斯·波斯特盖特。在日本，朋友小町恭士和德川家广给了我宝贵的支持，对此我深表感激。凡尔赛市立图书馆馆长樊尚·埃热勒，以及热拉尔·罗博带我游览了凡尔赛宫，这着实是一场令人难忘的旅行，我们参观了许多难得一见的房间，包括皇家图书馆、路易十六的工作室，以及蓬帕杜夫人和杜巴利夫人的套间。此外，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些工作人员也协助我将自己撰写的主题与当代的领导人问题和地缘政治问题进行了比较。与其逐一感谢个人，不如直接对《金融时报》表示感谢。这份日报通常能让我持续阅读和思考90分钟，在当今社会，这不啻为一个奇迹。

我还非常感谢经纪人娜塔莎·费尔韦瑟，以及出版人温迪·伍德和西蒙·温德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蒙针对手稿提出的建议远远超出了出版人的职责范围，这使本书的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另外，非常感谢敏锐的文字编辑理查德·梅森，以及伊娃·霍奇金和塞西莉亚·麦凯的付出。多年来，家人一直包容我对帝王研究的痴迷。我的妻子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这样的生活：墙壁上挂满罗曼诺夫王朝和清朝君主的画像，客厅里摆放着巨大的俄罗斯套娃，这些精美的玩偶在莫斯科绘制，是为了特别纪念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王朝、莫卧儿帝国和清帝国。直到我委婉地要求将第三批俄罗斯及奥匈帝国的前无畏舰（越南造船商制造的木制模型）放在卧室里，妻子才发出了不满的惊呼。

最后，我要感谢的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它给予我的帮助是最大的。我在三一学院做了八年的高级研究员，换句话说，就是剑桥大学的研究教授，不必承担任何管理或教学责任。这个职位对于英国学术界的人文学科教授来说，无疑是一份无与伦比的优待。考虑到眼睛的健康状况，如果我承担了常规的管理和教学责任，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从最浅显的意义上来说，本书的完成归功于三一学院。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我在三一学院度过了愉快的八年时光，成果丰硕，为此，我要感谢同事，感谢院长（马丁·里斯勋爵和格雷戈里·温特爵士）和历史专业的学生，以及在每一阶段给予我极大帮助的大学职员。我要将这本书献给他们，尤其是三一学院。

除了致谢，我还要表达歉意。实际上，在开始写上一本书《走向火焰：帝国、战争和沙皇俄国的终结》（Towards the Flame: Empire, War and the End of Tsarist Russia）时，我的视力问题和内耳失衡问题越来越严重。当我通过旧手稿和缩微胶片研究俄国档案时，高强度的工作大大加剧了这些问题。终于读完档案资料时，我有一个月看不清字。后来，情况有所好转，为这本书进行研究时，只要我注意，大部分情况下，我每天可以阅读6个小时。对于一本如此体量的书来说，时间不算充足。就在我开始动笔时，弗雷德里克·保尔森给了我一笔丰厚的资助，以建立一个旨在帮助俄国史学家（尤其是年轻的）的基金会。在我曾经担任教职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开办这个基金会，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它为我的生活增加了目标和价值。然而，不可避免的是，它增加了我双眼的负担，也占据了我的时间。高级研究员都要面对无穷无尽的工作：阅读手稿，撰写参考文献，审查论文，完成任命委员会的要求，一般还要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和指导。我很快就意识到，如果我继续像过去那样忙于这些工作，我就没有机会完成这本书了。在过去的六年里，虽然我仍继续帮助以前的学生和亲密的同事，并一直试图在必要的情况下用自己的知识提供帮助，但对于更多的要求，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婉拒。

我还要向许多学者致歉。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很有价值，但我在书尾的注释中没有将其一一列举。这本书我写了六年，但在很多方面，它几乎涵盖了我在近五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学习过、教授过并写过的一切。如果我列出参考过的所有著作和延伸参考书目，那么它的篇幅将是本书的几倍。所以，我不得不止步于列出本书直接引用和大量参考的著作，否则我就会“剽窃”到令人发指的地步。至于延伸阅读，我只列出了有限的英语著作。此外，对于人名和地名，我采用了英语读者最熟悉和最容易理解的拼写方式。

考虑到主题极其复杂，我尽可能地为本书选择了最简单的结构，即按时间顺序展开叙述。然而，有些例外是不可避免的。第1章介绍了贯穿整本书的主题。它解释了皇帝一职的要素，以及决定其成败的因素和品质。本书的其余章节则通过个例分析，解决同样的问题，这不仅需要了解不同皇帝的个性及其王朝的传统，还需要了解每位皇帝面临的特有的挑战、资源和机会。

第2章到第6章涵盖了数千年的历史，上至第一批帝国形成，下至3—5世纪西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的崩溃。第2、3、4章介绍了近东和地中海区域的帝国，从最初的帝国到罗马帝国。第5章介绍了古代印度的孔雀王朝，第6章探讨了古代中国的帝制起源和建立。在西方，这段时期通常被称为“古代”或“古代世界”。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和下个时期之间确实存在急剧的转变。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再形成帝国，欧亚大陆的最西端因而孕育了根深蒂固的非帝国传统。伊斯兰教的出现同样标志着与古代世界急剧而重要的分裂。不过，在中国的汉朝与唐朝之间就很难看到如此明显的割裂。在大多数情况下，本书的结构和时期划分是为了方便，而不是为了给历史强加一个标准。

第7章的主题是游牧帝国，它打破了本书按时间顺序讲述的结构。这一章涵盖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到公元15世纪的整段历史时期。在这2500年的时间里，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对欧亚大陆和北非的历史和地缘政治（我指的是地理对政治和政策的影响）而言，是一个关键因素。最后的游牧帝国之一—蒙古帝国，是到它那个时代为止最庞大的帝国，后来只有大英帝国超越了它。

第8章和第9章涵盖的历史阶段，以古代世界的消亡为起点，持续到历史学家通常所说的早期现代—可以追溯至16世纪，介绍的是这一阶段最伟大的两个非草原帝国。这两个帝国分别是中国的唐朝和宋朝，以及哈里发帝国。第10章至第14章涵盖了早期现代五个最伟大的帝国—哈布斯堡、奥斯曼、莫卧儿、中国清朝和罗曼诺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确定，这个时期和前一时期之间同样存在重大的转变。16世纪，西班牙征服了美洲，有人认为，全球史就此开端。从这一时期开始，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开始急剧衰弱，最终这一点改变了欧亚的地缘政治。到18世纪下半叶，欧洲国家在全球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然而，在这五章论及的大部分时间里，莫卧儿帝国和清帝国这两大帝国的历史，是由当地因素驱动的，而非源于欧洲势力或欧洲政权的影响。由于明显的地理和地缘政治因素，奥斯曼帝国和罗曼诺夫王朝的情况就不尽相同了。在介绍这两个伟大帝国的章节中可以看到，它们应对欧洲挑战的方式是影响其历史的一大因素，尽管并非唯一的因素。

到了第15章和第16章，时期的划分就变得更加清晰。第15章回顾了法国大革命前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两代人，结尾讨论了法国大革命本身和拿破仑。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通常被视为现代性的两个关键因素之一。而另一个更根本的因素则是工业革命。第16章介绍了1815—1945年的君主制，当时，欧洲控制着世界，社会、文化和政治都因上述两大现代革命的影响而发生着变化。19世纪之前的帝国依靠农牧业维持，其社会和经济形态与工业革命创造的世界截然不同。贯穿第16章的一个关键主题是，在这个全新的时代，世袭、神圣的君主制已不再可行。另一个主题则是，帝国为了应对这个时代的挑战采取的策略和决定，在当时至关重要，它们还给当今世界留下了许多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