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临天下》后记

这本书是关于过去的。在世袭君主制的世界，人们认为权力来自上天，古老的历史对应合法性，等级制度被视为理所当然。前工业化时代的经济无法创造大量财富，也无法维持稳定的民主制度必需的教育和城市化水平。主要的例外是一些城邦，但长远来看，它们根本无法在规模更庞大的外敌面前保护自己。帝制还植根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大部分民众没有受过教育，忙于谋生，生性愚钝或罪孽深重，因此不能在政府中拥有发言权。如果认为过往世界的运行没有遵循当代政治原则，并为此始终心怀愤怒地阅读本书，是没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暂时搁置愤怒，过去需要以它自己的方式，为人所理解。

当然，这不意味着帝制的历史与当今世界完全无关。在中东，一些强大的世袭君主制国家仍然存在。不耐、骄傲而年轻的沙特阿拉伯王储充满使命感，他们属于本书曾论及的一类君主。在“第一世界”，君主基本上仅剩象征性作用，扮演着主权国家的代表，不过，君主仍然需要在神秘和亲民之间寻找平衡，前者需要远离大众视线，但现实压力迫使他们不断在大众面前演出。或许，那些凌驾于政党政治之上，能够将今日的民族与其根源和久远未来联结起来的君主，可以保留他们的价值。面对气候变化，即便是富裕的“第一世界”国家也会遭受极大压力，此时，共同体、自我牺牲和自律的传统价值观很可能至关重要。而君主制可以象征这些传统和价值观。此外，年轻的皇室成员则面临现代名流文化的所有陷阱。如今的年轻人认为，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是理所当然的权利。只有年轻的王子和公主要在公众的严格监督下，扮演被强加在自己身上、经过精心设计的终生角色，无异于玻璃缸中被人观察的金鱼。他们之中必然有一部分会拒绝扮演自己在国民幻想中的角色，或者扮演得很糟糕。

地缘政治、帝国、统治权和领导力是本书的关键主题。不可避免的是，尽管帝制消亡了，它们仍然十分重要。1914年以前，一个大国的成功关键似乎在于，以某种方式将民族的优势（团结、奉献和合法性）与帝国的优势（大陆规模的资源、实力和安全）结合起来。这一点仍未改变。比其他所有帝国优越的是，中国在发展成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的同时，保留了清朝皇帝统治的大部分领土。这是其国家实力的地缘政治基础。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欧洲人面临在气候变化和国际贸易等重要问题上没有发言权的隐患，除非他们能够建立以大陆规模的资源为后盾的机构。如何在首创了现代民族主义的欧洲大陆建立合法、有效的泛欧洲机制，仍然是欧洲联盟的主要问题。欧洲联盟在其南部前沿地区面临潜在的巨大挑战，不仅有非洲不断增长的人口，还有气候变化和移民等问题，通过欧洲联盟应对这些挑战的实际效果，我们可以很好地判断其机制的成败。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东欧和中欧的帝国转变成为民族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中东仍深陷后奥斯曼危机。欧洲的民族——语言国家模式不容易适应一个传统上由伊斯兰教和帝国主导的地区，因为在这片地区，不同的宗教、种族和语言群体杂居在一起。不同于欧洲的族群——民族政体，大多数亚洲大国仍然更类似于帝国。如果亚洲感染了欧洲的族群民族主义，那么地球很可能无法在由此产生的混乱中幸存下来。

印度就是此种危机的最佳范例。现代印度是莫卧儿帝国和大英帝国造就的产物。在独立后的两代人时间内，印度国民大会党与支持它的讲英语的精英统治着印度，这要归功于他们在成功反抗英国统治的斗争中建立的合法性和制度。如今，关于这场斗争的记忆已经消退，民主政治在印度国民之中的根基也更加深厚。结果，人们越来越呼吁族群民族主义，在印度，这通常意味着印度教社群主义，它将穆斯林少数群体视作内部敌人。在南亚，帝国的终结导致了分裂，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相互仇视的邻国就此诞生。经过多次战争，这两个国家现在都拥有核武器。气候变化将给世界各地的人民和政府带来极大的压力。而南亚将是受此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特别是，如果水成为一种日益稀缺的资源，对水源的争夺将越来越容易导致跨境国际冲突。中国可能同样面临严峻的缺水问题。政局已经不稳的巴基斯坦，也是如此。一些准军事“恐怖”组织躲在其军事领导人的庇护之下。在今后几年内，非国家组织将更容易获得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就像1914年一样，一场恐怖主义行动就有可能升级为一场毁灭性的战争，这种风险只是南亚可能遭遇的噩梦场景中最糟糕的一个。

工业革命开始于英国，此后迅速蔓延至全球，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改变了国际关系，并破坏了它的稳定。中国的崛起是这出戏剧的最新一幕。人们常常将它与德国的崛起、1914年欧洲陷入战争相提并论，这是巧妙而可怕的类比。1914年之前，全球秩序主要由伦敦掌控，事实证明，将德国这个资本主义、半自由主义、实力日益强大的欧洲国家，和平地融入这套全球秩序，是不可能的。中国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在决定世界的未来时，北京发挥着革命性的影响，它不仅会影响掌权者是谁，还会影响哪些价值观能够占据主导地位。在过去的时代，很难想象中美竞争有战争以外的结局。核武器的存在极大地增加了战争的风险，任何堪称胜利结果的可能性都极其值得怀疑。这就是华盛顿和北京方面仍然不太可能进行全面战争的关键原因。但是，未必发生不等于不会发生。判断错误、意外和失败的边缘政策，都有可能发生。与病毒一样，战争有一种可怕的习性，它会为了生存不断演变。新技术提高了有限战争的可能性，而这意味着可以赢得战争。在一场需要在几分钟内做出决策的危机中，网络战或许能够破坏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

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成为一场意识形态斗争。美国（和部分其他西方国家）正在公开指责中国，称中国试图渗透他们的经济、窃取他们的机密，并影响公众舆论。我觉得，无论中国的政策对“第一世界”有何目的，美国式民主对中国内部稳定的威胁都更严重、深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肯定也这样认为。在本书第一章，我将美国描述为亚里士多德的继承者，将中国儒家官僚主义描述为柏拉图的继承者。这并非哗众取宠，有足够的事实可加以佐证。它至少确实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共产主义在美国国内政治中是一个有用的口号，但是它与当前的中美竞争几乎毫无关系。撇开意识形态不谈，美国和中国的历史不可避免地使得这两个超级大国在天性和观念上具有尖锐的分歧。中国的历史是一部苦难史，它极易遭到攻击，不仅面临草原游牧民族的袭扰和生态灾难，每当王朝权力崩溃，还会灾难性地失去大量人口。相反，没有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之路比美国更受好运的垂青。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均拥有漫长的海岸线，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大洋。在它所在的半球，美国从未遇到棘手的地缘政治对手。18世纪，来自最先进、最雄心勃勃的欧洲国家的殖民者，拥有整个大陆的资源。美国人以非凡的精力、智慧和进取心利用了这个机会。他们在政治方面最大的成就是，既拥有帝国所需的大陆规模，又维持了地方的共和自治。这就是美国联邦制的美妙之处。

然而，无论有多少差异，美国和中国有一个明显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是超级大国。在气候变化的时代，帝国和国家截然不同的优缺点变得更加明显。为了度过这场危机，各共同体可能需要高度的团结、自律和自我牺牲。政府则需要合法性。规模较小、民族—语言、历史悠久的民族国家更容易实现这一点。然而，世界能否应对前所未有的气候变化挑战，实际上取决于大国。它们是最大的污染者。只有它们，才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而一旦地球工程被提上日程，情况将更是如此。面对气候变化，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将使一切协作失去可能。

鉴于辽阔的疆域和多样性，帝国总是难以管理。在前现代世界，有利于皇帝的现实是，政府的责任十分有限，帝国的存续通常取决于维持小规模社会精英群体的忠诚，对大多数民众而言，他们的地方庇护体系和高压政治就是权力的日常现实。现代是大政府和大众政治的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贝拉克·奥巴马在回忆录中写道，总统经历告诉他，一个现代民主制度的领导人在国内政策方面的权力是何等有限，“尤其是像印度和美国这种庞大的多民族、多宗教社会”。问题是，气候变化似乎必然会要求政府和人民采取激进和痛苦的政策。尽管技术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它们本身无法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有效而英明的政府管理将同样重要。即使是在国内政策领域，这可能也很难实现。而说服自己的选民和其他国家同意全球协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更是难上加难。

本书创作于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期间，我很难不将这场危机视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危机的小小先兆。面对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各国的反应引发了一种令人不快的疑虑——中国的制度可能比美国的民主制度更适合我们的时代。如果接受这种假设，就更应该回顾本书研究的诸多帝国，它们的命运最终主要取决于各自应对外部挑战的效果。然而，仅根据新冠疫情就得出最终结论为时过早，而且这些结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非黑即白。与小国相比，缺乏自主权的新闻舆论和司法机制对帝国的危害更大。在没有它们的情况下，只有强大的独裁统治者，以及侵入性的、往往近乎粗暴的监察措施，才有可能控制下属官员，确保政策的执行，以及对普通臣民的保护。强大的独裁者可以摧毁社会，破坏经济，让邻国心生恐惧。正如本书经常描述的那样，他们的行事作风很少会在年老时得到改善。中国最后一位名副其实的伟大帝王是雍正。在理学之“公义”的表象下，他将身为皇帝的强烈责任感与人性的闪光，以及意料之外地富于幽默的自我意识结合在一起。

美国人民与任何一位儒家皇帝一样，相信其政治制度（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相信其统治者（他们自己）的美德。毫无疑问，民主政治制度比君主制下的理学更适合现代世界。统治者的基本美德在任何政治制度中都是一个必要的神话。然而，帝国史告诉我们，当君主对自己的美德持保留态度时，政府运行得最好。无论在何种政治制度下，围绕继承权的斗争都意味着衰弱期。美国的选举周期意味着这种斗争永无止境。长期的规划和政策因而比大多数其他民主国家更难实现。美国政治阶层的部分成员已经证明，他们根本无需向过去的廷臣学习，就掌握了无情的利己主义、狭隘的视野，一心媚上，阿谀逢迎。公正地说来，控制君主向来绝非易事。但万不得已时，暗杀一个皇帝比安抚一个民族，要容易得多。

不幸的是，美国目前有很多理由感到愤怒。首先，“第一世界”的自由民主与全球资本主义和谐共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第一世界”本身占据了大部分利益，并将大部分成本转嫁给了“第三世界”。全球势力平衡的转变正在使重担的分配变得更加公平。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就是其中一个表现。其次，就在“第一世界”的工人饱受苦难时，10亿乃至更多的亚洲人步入了中产阶级。在“第一世界”内部，那些在西方崛起为全球主导者的过程中成为“失败者”的群体——尤其是非洲奴隶的后代——正越来越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白人选民的生计、地位和身份认同都受到了威胁。鉴于美国世代相传的不平等和特权局面日益严重，“普通”美国人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精英统治不过是应付自己的催眠曲。对于精英和政治阶层来说，在宣扬民主和平民主义的同时，鼓励日益接近前现代水平的不平等，势必会造成极为紧张的局势。在前现代时期，社会和政府的合法性来源是被广泛接受的明显不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

创作本书时，看着工作中的唐纳德·特朗普，我对皇帝的看法变得更加宽容了。特朗普似乎与德国最后一任皇帝有着共同的特点——自恋、跋扈、夸夸其谈，最明显的就是无法闭上自己的嘴。但是他没有威廉二世时不时迸发的智慧闪光，也没有后者因维多利亚式教育而保留的道德约束。威廉与许多旧日精英一起开始了痛苦的流亡生涯，后来他将1918年的失败和革命部分归咎于犹太人。反犹太主义是现代西方历史中最“成功”、最具灾难性的阴谋论。迄今为止，唐纳德·特朗普鼓动的谎言和幻想似乎相对有限。但当年轻的威廉在19世纪80年代刚开始考虑反犹太主义时，人们根本想象不到20世纪40年代的种族灭绝。

与唐纳德·特朗普不同的是，本书研究的大多数统治者都将自己的身份及其要求的行为看得十分崇高，当然，偶尔有些过于崇高了。他们通常具有某种超越自我的责任感——即使有时只是为了他们的王朝。他们几乎总是被教育着对自己治下的社会充满责任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拥有一定的伦理和宗教原则，即使它们在面对政治和权力的需求和诱惑时往往会动摇。当然，我并不是在主张神圣的世袭君主制是应对今日挑战的良方。或许，只有比我更古怪的人，才会持有这样的观点。今天，“第一世界”的领导人大多远比唐纳德·特朗普优秀。问题是，他们不仅要比特朗普优秀，还要比历史长河中的所有皇帝优秀。气候变化给政府带来的巨大挑战史无前例。如果今天的领导人不能应对这一挑战，那么人类的其他期望也将破灭。此外，从未有哪位皇帝在只持续了短短一个周末的国际危机中，就面临人类灭亡的可怕前景，这场危机起初于他而言不过是短暂地离开安逸的后宫或舒适的高尔夫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