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缘交汇、师道相承——刘永济与程千帆的学术与人生

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名家荟萃、英才云集，不仅使武汉大学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重镇，也留下了许多永晖后世的佳话。除了人们津津乐道的“章黄之学”“五老八中”“珞珈女杰”以及新旧文学纠葛之外，刘永济和程千帆这两位湖南籍文学史家的家学、乡谊、书缘和师道传承也值得挖掘梳理，悉心钩沉。

一

刘永济，字弘度（宏度），号诵帚，晚号知秋翁，湖南新宁人。他是晚清重臣刘长佑之孙，非常巧合的是，刘长佑去世的那一年，刘永济出生，此时已是光绪十三年（1887），刘氏已有家道中落的迹象。因子女众多，刘永济之父刘思谦游宦于广东佛山等县，以微薄的薪资养活一家人。尽管如此，刘长佑留下的精神财富却非常丰厚，光绪二十六年（1900）刊行的《刘武慎公遗书》共有二十五卷，另据刘永济自述：“我家有一书楼，四部的书，收藏很富。我幼年就欢喜乱翻乱看。”与此同时，他“少时得古今词集于姑丈松琴龙先生家。久之，亦稍习为之，而不自知其不合也”。程千帆本名逢会，改名会昌，笔名千帆，字伯昊，号闲堂，祖籍湖南宁乡。晚清时期，宁乡程氏虽不如新宁刘氏显赫，却也是书香门第，诗书传家。程千帆的叔祖程颂藩、程颂万都名列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程颂万深得湖广总督张之洞信任，曾充任武汉大学前身——湖北自强学堂和湖北方言学堂的提调。程千帆1913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十岁之前主要生活在长沙外祖父家。外祖父车庚也是读书人，以书法名于当时。程千帆自述“我生十岁即学诗”，此十岁是虚岁，实岁当为九岁，他学诗的启蒙老师据称是外祖父和叔祖父。1923年迁到武昌后，程千帆大部分时间在堂伯父君硕先生于汉口开办的有恒斋私塾中学习，如其自述：“按照君硕先生的设想，他几乎要把传统士大夫应当具备的知识都教给我们”，“他是我在古代文学方面的启蒙老师。在1928年秋天以前，我的知识主要来自私塾”。可见，刘永济和程千帆两位先生都有着深厚的家学背景，良好的家学熏陶使得他们都少有文才，喜爱并擅长辞章诗赋之学。

青年时期，刘永济和程千帆都有幸得遇名师。程千帆在金陵大学期间所受学的黄侃、胡小石、吴梅、汪辟疆诸师，自不必言。刘永济比程千帆长26岁，1913年程千帆在长沙出生的那一年，26岁的刘永济正在上海向词坛巨匠朱祖谋、况周颐学习填词，他的词作深得况周颐的赏识。也是在这一年，况周颐的好友程颂万到上海与况周颐相聚，刘永济与程颂万的交往也许始于此时。程千帆在为刘永济作传时回忆说：“他在长沙的时候，与先叔祖程颂万有来往，拿家庭世交关系来说，他是个晚辈。我家里一直藏着一幅十发老人的画，上面有刘老师的题字，后来不见了”。这里所说他们在长沙时的交往，应该是1917年刘永济到长沙明德学校任教之后的事情，1925年6月的《学衡》杂志上有程颂万的《清平乐·题自画兰石小幅为宏度新婚贺》词一首，表明这期间他们交往较频繁。不过，既然刘程两家是世交，且刘永济只是晚辈，他与程颂万在家族间的往来中很早就有交集也不无可能。程千帆1923年之前生活在长沙，这期间，他与刘永济有些年份同处于一座城市，他们在家族间的往来中是否有交集？程千帆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及，这至少表明，即使他们有交集，也没有在他的童年记忆中留下印象。

刘永济与程千帆的直接交往应该始于国立武汉大学西迁之后的四川乐山。此时刘永济是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教授，而程千帆还是在为求职而奔忙的文艺青年。程千帆“很希望有机会到武大教书”，得到刘永济的鼎力相助。据程千帆《桑榆忆往》的回忆，“刘老师晓得我的家世，原来是个世交子弟，再看到我同沈祖棻很用功，也很高兴”，于是抓住时机，推荐程千帆入职武汉大学。这是程千帆第一次在武汉大学任教，也是他大学教书生涯的开端。刘永济与程千帆、沈祖棻在四川乐山的相遇充满了诗意，足以成为武汉大学校史上的佳话。首次见面，有感于沈祖棻的《涉江词》，刘永济作“赠千帆子苾伉俪”《浣溪沙》词一首：“鼙鼓声中喜遇君。硗硗头玉石巢孙。风流长忆涉江人。画殿虫蛇怀羽扇，琴台蔓草见罗裙。吟情应似锦江春。”此后，刘永济还亲临程千帆的课堂，暗中旁听，直到完全认同了这位“世侄”，更加放心地让他授课。与此同时，程千帆也更加敬重这位“弘度丈”。此期间，他们还在乐山嘉乐门外的“学地头”山丘结为邻居，彼此以诗词相赠。程千帆的《桑榆忆往》为我们描述了这样诗情画意的场景：

1941年秋，和先生在乐山嘉乐门外的学地头结邻，居住在一个小山丘上。钱歌川教授与我住在山顶，先生住在山腰，相距不过一百米，有一条石级相通。小路两旁，栽满竹子。晨光熹微，竹露滴在石级上，淙淙作响，而先生的读书声则从雾气露声中断续飘来，每天如是。这声音像警钟一样激发着我和祖棻少年好学的心，使我们一点也不敢懈怠。

程千帆也作《与弘度丈结邻》诗两首以呈刘永济，其中一首为：“廿载钦名德，天涯得比邻。通家三世旧，吟鬓百年身。儒术诚何用，兵戈岂不仁？殷勤问乡信，同是未归人。”

一年之后，程千帆离开武大，和夫人沈祖棻一起到成都的金陵大学任教，但是，程千帆、沈祖棻向刘永济请教问候并没有中断，他们的私谊仍在发展。1945年抗战胜利，西迁的高校陆续迁返，程千帆又陷入择业的窘境。此时刘永济已是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他果断地聘程千帆为文学院副教授，这是程千帆第二次在武汉大学任教。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程千帆顺利地评上了教授，并于1948年接任中文系主任。在《桑榆忆往》中，程千帆对他两次入职武汉大学文学院的过程有较详细的回忆，不难看出，刘永济是程千帆人生困惑之际的伯乐，也是他教学研究的引路人。抗战胜利从乐山迁回武昌后，刘永济和程千帆两家人又在珞珈山特二区的教工住宅结邻而居，两位先生的情谊也在世交和乡情的基础上越来越深厚。从初次见面的惊异与欢喜，到日常相处中的默契与协作；从共同事业中的尊重与欣赏，到跨越年龄的忘年深交。正如程千帆所言：“我从1940年在四川乐山谒见先生，直到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为止，这十七年中，除了在成都三年之外，一直和先生在一道工作，因而有机会向先生学习。学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学他丰富的知识，特别是他崇高的品德。”

程千帆对刘永济的知遇一直铭记于心，多年后仍深情地回忆：“先生在学校威望很高，但从来不轻易荐人。在武大十年，就只介绍过刘豢龙先生（名异，湖南衡阳人，是晚清今文经学大师王闿运的弟子）。我是他介绍的第二个人。那时，我才二十八岁。”“程门问学”公众号披露了程千帆致刘永济后人的八通信札，这批信札写于1979年10月至1981年5月之间，内容均围绕如何整理刘永济先生的遗著。此时程千帆在南京大学重获教学岗位未久，他在信中多有“我蒙弘度先生饮食教诲，得有今日”，“我在学术一点成就，饮水思源，都不能忘却老人家的教导提拔”等语，足见他对“弘度丈”的感念伴随了他的一生。他还说“听过两老说过许多佚事，可惜当年没有笔述，现在都记不真了”。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后面的“错划右派”等政治运动，两位先生一定能为武汉大学的中国古典文学留下更多的佳话，书写更大的辉煌。但历史不容假设，作为后学，今天唯一能作的，就是深入挖掘整理，竭力搜集两位先生未刊的手稿、讲义、批识等遗珍，把老一辈的心血尽可能保留下来。

二

近年来，刘永济、程千帆两位先生遗著的整理可谓成绩斐然，《刘永济集》《程千帆全集》及相关单行著作均多次整理出版。不过，两位先生都是著作等身的学者和作家，对他们遗作的搜集整理恰如淘金一般，每一轮努力的挖掘、每一次细心的翻阅，就如同一次次轻摇淘盘，随着每一次水流的洗净，都会带来一块细小的金粒，或许它们微不足道，但却是历经漫长时光积淀的精华。笔者曾在一篇介绍程千帆、沈祖棻藏书的文章中披露过：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有两部程千帆先生的早年著作《文学发凡》（成都金陵大学1943年版），一部前衬页的背面有“弘度九世丈诲正 癸未（1943）秋会昌寄自成都”的墨笔题字，乃程千帆寄赠刘永济，曾经是刘永济的藏书。另一部封面有高文的亲笔题签和印章，曾经是程千帆和沈祖棻的私人藏书。当时未及介绍的是，在程、沈的这批藏书中，有一部刘永济的《十四朝文学要略》（中国文化服务社1945年版），乃《十四朝文学要略》由文化服务社在重庆首次印刷的版本。该书内封有程千帆的墨笔签名，并钤有馆藏章“武汉大学图书馆图书”，卷一末页有墨笔题字“十月十九日夜阅至此”，卷二第九小节末有墨笔题字“十二月五日阅至此”，全书末页有墨笔题字“十二月八日阅毕”，书中各处多有程千帆墨笔题写的眉批和行间圈点。因该书1946年曾在上海重印，此处的“十二月八日”极有可能是1945年的12月8日。从前述两位先生的特殊关系和情谊也容易推知，武大图书馆所藏的这部《十四朝文学要略》多半是当年刘永济拿到新出版的样书赠送给程千帆阅览并求“指正”的。在当时看来，这种赠阅不过平常之举，而在今天看来，这种名家著述、名家批点的本子实属难得。

令人惊喜的是，在程千帆批点《十四朝文学要略》列入出版计划之后，我们又发现了同一版本的另一部《十四朝文学要略》，这部《十四朝文学要略》天头偶有墨笔题字，多为单字，乃针对本页内容的印刷错误所作的校勘，少数地方也有对页内内容的说明。如原书卷二第五小节第一四八页，在论及四言诗的流变时，书中引用了吴讷《⽂章辨体·辨诗》的相关论述，其后作者又对吴讷的《⽂章辨体》进行评价，其中有一句：“本书体例，有由后涉前者。如后述唐⼈⼩说，涉及汉魏六朝是也。”本页与此句相对应的天头上，有针对这一句话的眉批：“此句原以编入唐代时有此一章也”。细检各处校勘题字和眉批，从字迹和内容基本可以判定，这些批校出自刘永济之手。也就是说，武大图书馆所藏的这部《十四朝文学要略》当是刘永济收到新出版的样书后进行阅读和初步校正的本子（简称“初校本”）。回顾《十四朝文学要略》的出版历程可知，该书原稿的主要内容是刘永济1928年在沈阳东北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时的讲义，1928年至1929年间曾以《中国文学史纲要》为题，刊载于《学衡》杂志第65、68、71期（简称“《学衡》本”）。1945年5月，作为中国文化服务社“青年文库”之一，该书以《十四朝文学要略》为名在重庆正式出版，1946年12月又在上海出版了第二版。如今，民国年间的这两种版本已十分罕见，已属绝版之书。目前该书较为流行的版本有三种：一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十四朝文学要略》（简称“黑龙江”本）；一为中华书局2007年的《刘永济集》本（简称“中华本”）；一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的“百年名典”本（简称“武大本”）。这三种版本都是以中国⽂化服务社1946年第二版为底本校订重排的，国内仍藏有1945年重庆版《十四朝文学要略》的藏书单位并不多。此次整理，即以武大馆藏程千帆批点《十四朝文学要略》1945 年版为底本，以初校本、《学衡》本为主要参校本，黑龙江本、中华本、武大本为辅。程批尽数保留，以仿宋字体作区分。初校本中重要的校改以脚注形式展现，又诸本皆误之处出注。其他底本有误，但参校本已改且正确的，一般不出注，从省。

刘永济初校本的发现为程千帆批点《十四朝文学要略》的整理提供了难得的参照本。分属于刘永济和程千帆的两部绝版《十四朝文学要略》再次聚首，不能不说是一种奇妙的缘分。程千帆在回忆录中不止一次提到“我和祖棻往往有幸读到先生的手稿，常蒙先生不耻下问，有时我们也提出一点幼稚的看法，先生无不乐于接受”，“先生的著作（往往是稿本），我都有先读的幸运。其中许多，我还知道其惨淡经营的过程”。这部程千帆批点《十四朝文学要略》恰好也印证了他们之间以斟酌字句、切磋学问为乐的亦师亦友的关系。兹略举数例：

原书《叙论》第五页，在讨论文章“体例”问题时，针对“昭明文选，列目四十”的正文及注释，程千帆在《昭明文选》四十目之“文”“难”二字旁加标记符号，并加眉批曰：“相如《难蜀父老》旧文在‘檄’类，流俗本乃析出之别题‘难’类，故实三十八类。”

原书《叙论》第八页，针对作者所引“明初吴讷之《文体明辨》”这一书名，程千帆引《明史·艺文志》加眉指出：“吴讷之作多为《文章辨体》。”同页，针对作者所引姚鼐《类纂》这一书名，程千帆在“纂”字旁加标记符号，并眉批：“‘纂’当作‘篹’，即古‘撰’字。”。

原书卷一第五三页，针对原书“观漆园之高志轶尘，犹且有以重言为真之语，则他家可知矣”一句，程千帆加眉批曰：“见《寓言篇》。《释文》：‘谓为人所重者之言也’。郭庆藩云：‘重，当为直容切。《广韵》：重，複也。庄生之文，注焉而不穷，引焉而不竭者是也。’按：此用《释文》之义。”

刘永济手校的重点是纠正勘误，程千帆批点的同时也兼纠错。为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同一处地方，两位先生都留下墨迹的情形。例如，原书卷一第五八页，作者引用《鹿鸣》《芣莒》诸篇以言《诗经》“包罗之广”。针对底本中两次出现的篇名“《芣莒》”，程千帆皆在行间墨笔改正。而刘永济初校本亦在书眉墨笔题“芣”字，将底本中的“㭉”墨笔涂改为“芣”。原书第一一七页末行行首处，底本脱字。刘永济初校本先添补二字（已涂，不可辨认），后改添“降及”。而程千帆批点本，直接用墨笔添补“降及”二字。凡此种种，两位先生求真务实、专注于学术的精神可见一斑。

三

在整理《民国时期武汉大学讲义续编》（崇文书局2023年版）的过程中，我们又发现了程千帆的《古代文学源流论略》，该讲义为手写刻版的油印本，封面用毛笔行书题写“古代文学源流论略”书名，无目录。正文题名次行下题“宁乡程会昌千帆稿”。该讲义共分6个部分，即“《诗》三百篇与《楚词》第一”；“古代散文之两派第二”；“赋之隆盛及旁衍第三”；“乐府歌谣与五七言诗之成立第四”；“史传文学与传记之发展第五”；“子之余波与论之杰思第六”。翻检讲义的内容可知，该讲义的主体曾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上以论文的形式连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4期），对比讲义和连载论文不难发现，两者在形式和内容上均存在一定的差别。首先是题名作了修改，论文连载时的题名已改为《先唐文学源流论略》。其次，论文每一章下均加了小标题以分节，每一节后又以注释的形式补充了大量内容。以“《诗》三百篇与《楚词》第一”为例，讲义在篇名之下以“一、二、三、四、五、六”将正文分节，而论文则为每一节内容拟定了标题，分别为“一 三百篇之来源与成形”，“二 三百篇之组织”，“三 三百篇之时地与作者”，“四 楚词名义与渊源”，“五 楚词篇章之疑信”，“六 屈原”。讲义正文基本无注释，而论文每节后面都以尾注的形式就文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注释，部分小节注释的字数甚至超出正文的字数。其三，《先唐文学源流论略》在连载的开篇加了一篇《题记》，在连载的末篇又加了一篇《跋》。《跋》的落款时间为1981年5月，地点在南京大学。

程千帆1981年写的《题记》和《跋》将他在民国年间写作《古代文学源流论略》讲义的情形作了详细交待。《题记》称，“一九四六年秋，余偶以先唐文学史授诸生，因草此诸篇，以挈纲领，备讨论。……翌年春，既毕功，因记之”。《跋》则说得更明白：“这六篇讲义写于1946年秋至1947年春。那时，我正在乐山武汉大学工作。”对于解放后讲义的去向，《跋》中也有说明：“解放以后，课程改革，这个讲义尘封敝箧，转眼三十多年”，直到1980年左右，“武汉师范学院的朱祖延先生、周勃先生两位老友代该院学报向我征稿，我便将这不值得珍惜的敝帚献了出来”。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程千帆复出工作及其著作整理力度的加大，《古代文学源流论略》的部分篇章也被陆续收入相关著作中，如《闲堂文薮》（齐鲁书社1984年版）、《俭腹抄》（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程千帆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等，这些公开出版物所依底本与《民国时期武汉大学讲义续编》的底本均略有差异。

可见，《古代文学源流论略》是一部尘封了30余年的老讲义，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变换名称和形式，或改写成论文，或截取部分章节，以比较零散的方式向人们展示。因此，将该讲义按其原初的面貌进行整理，对于认识程千帆40年代的文学史观，比较程千帆与刘永济等前辈学者及更年轻的后辈学者之间对中国文学史认知的同与异，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上述连载论文和公开出版物所选取的内容和注释，也正好可以作为《古代文学源流论略》讲义整理的参校本。因以上公开出版物所依底本基本相同，本次整理在参考《武汉师范学院学报》连载论文的同时，以《程千帆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为主要参校本，重要异文以页下注的方式注明。在页下注中分别简称为“《学报》”“《全集》本”。

尚需说明的是，刘永济初校、程千帆批点《十四朝文学要略》及程千帆的《古代文学源流论略》讲义二书原计划分头整理出版，而崇文书局古籍部主任、资深编辑李艳丽博士独具慧眼，她主张将两种文学史合集出版。在底本处理和书稿整理过程中，万晓、陈家琪参与了很多具体事务。初稿整理完成后，陈金鑫编辑又认真进行了多次审校，核实了大量引文的原始出处和原文诸本异同。经整理者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武汉大学校史上两辈学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两位大师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讲授与思考，终于以原初的内容和全新的面貌合订在一起。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刘永济与程千帆，这两位深沐湖湘文化和荆楚文化的文学史家，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家学渊源，更因乡谊相连、书缘交汇、师道相承，映照出一脉相承的学术风骨。两人虽然没有直接的师生关系，但相似的学术背景和相同的文化根源使他们精神交相辉映，思想和学术交融互补，他们的真性情、真学问在书页和文字中薪火相传，润泽并激励着每一位在文学上有理想、有追求的后来者。在两位先生的两种文学史合集即将出版之际，特赋小诗，借以表达对前贤的尊敬，也寄托对未来的希望：

之一（周荣诗）

皓首萦怀少立名，珞珈山下寄浮生。

沧桑世变文操节，腊尽春樱与日荣。

之二（刘维诗）

夜静春山和月冷，清辉半谷又西斜。

香华一日同风起，树树云霞蔚万家。

周荣 刘维

2025年2月于珞珈山紫竹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