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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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出身“磨家儿”,官至翰林学士。他是北宋政治改革派的先驱,是关心民瘼、敢说敢为的好官,是诗文革新的旗手,是据实直书、不畏时忌的史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这样的士大夫真是凤毛麟角、少有其匹的。
(一)
王禹偁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考取进士,开始走上仕途。这时候,北宋政府已经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立局面,中央集权势力终于战胜了地方割据势力。从宋太宗两次伐辽失败之后,契丹军队常常南下掠夺;西北的党项贵族时叛时降,并与契丹结成掎角之势,共同对付北宋,民族矛盾相当尖锐。同时,阶级矛盾也趋向激化,农民起义相继出现。旧的法制已难以适应新的形势。为此,北宋统治集团内部不断有人提出变法的主张,王禹偁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端拱元年(988),宋太宗下诏求直言。当时王禹偁初拜右拾遗(谏官)、直史馆(史官),先后奏上《端拱箴》与《三谏书序》。在《箴》中,请求重视农业生产,节约财政开支,任用贤能官吏,抑制豪强兼并。王禹偁切直地向太宗提出忠告:“无侈乘舆,无奢宫宇,当念贫民,室无环堵。无崇台谢,无广陂池,当念流民,地无立锥。”又说:“勿谓丰财,经费不节,须知府库,聚民膏血。勿谓强兵,征伐不息,须知干戈,害民稼穑。”最后,建议“计口授田,兼并何有,是谓仁政,及于黔首。约人署吏,侵渔则少,是谓能官,惠于无告”。在《序》中,主张端饬士行,沙汰僧尼,并省官吏。
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契丹骑兵又南下攻掠;次年正月,契丹进陷易州(今河北易县),边境危急。宋太宗下诏群臣命各陈备边御戎之策,王禹偁又上《御戎十策》,再次提出变法主张,并警告说:若不进行改革,“则寇不独在外而在乎内也”。这个奏策深得当时名相赵普(922—992)的赞赏。
至道三年(997),太宗病死,真宗即位,下诏求直言。王禹偁那时担任知扬州事,应诏上疏,要求真宗“治之惟新,救之在速”,并提出五项政治改革主张。一是“谨边防,通盟好,使辇运之民有所休息”;二是“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三是“艰难选举,使入官不滥”;四是“沙汰僧尼,使疲民无耗”;五是“亲大臣,远小人,使忠良謇谔之士知进而不疑,奸憸倾巧之徒知退而有惧”。这个奏疏是王禹偁平生最重要的政论,最足以代表其政治思想。奏疏上达后,王禹偁被召回朝,第三次担任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令。
咸平元年(998)的岁除日,王禹偁被排斥,出知黄州(今湖北黄冈)。由于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和士兵暴动,王禹偁在咸平三年又上疏言事,大胆地指出太祖、太宗推行的中央集权措施,“虽则尊京师而抑郡县,为强干弱枝之术,亦非得其中道”;迫切要求真宗“改辙更张,因时立法”;呼吁加强各郡县的地方武装力量。
王禹偁具备了“少苦寒贱,又尝为州县官,人间利病亦粗知之”的条件,面临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局势,他站在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立场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变法主张和具体措施,希望对国计民生有所裨补。可是他的主要建议与宋初实行“不抑兼并”“不立田制”以及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相违背,当然不会被宋太宗、宋真宗所采纳。后来,宋仁宗时,范仲淹(989—1052)等人进行的“庆历变法”(1043—1045),其基本内容还是王禹偁所提出的那些办法。王禹偁不愧为北宋政治改革派的先驱。
(二)
王禹偁关心民众疾苦,遇事敢说敢为。太宗雍熙二年(985),王禹偁任苏州长洲知县时,就在给上级长官的书信中,陈述苏州地区赋税特别苛重,“无名之租息,比诸江北,其弊犹多”,要求减免当地民户的酒税负担,“今若又以榷酒之数,益编户之赋,何异负重致远者未有息肩之地而更加石焉,何以堪之?谅阁下必不尔为!”雍熙四年,他又在《为长洲令自叙》一文中诉说长洲县“土甚瘠而民不懈,吏好欺而赋愈重”,清廉正直的官吏难以立脚,“廉其身而浊者忌之,直其气而曲者恶之”。并谈到上一年,该县境内稻禾歉收,政府催税,急如星火,人民挨饥饿而受鞭打的,“日不下数百辈,菜色在面而血流于肤”。禹偁目睹这种惨状,“因出吏部考课历,纳质于巨商”,得钱一万七千缗,买来白米代替贫民输纳,准许他们在下一年陆续归还。
王禹偁在知黄州任内,看到监狱里的犯人,“每有患时疾者,互相浸染,或致死亡”,就向朝廷建议:在各路设置病囚院,“持仗劫贼,徒、流以上有疾者”即留病牢中将养治疗,其他各类罪犯都允许具保出外医治。咸平四年(1001),这个人道的建议被北宋政府所采纳。
端拱元年(988)十二月,王禹偁在京城任谏官、史官,撰写《对雪》诗一篇,记述当时农民和士兵的苦难境况说:
因思河朔民,输税供边鄙,车重数十斛,路遥几百里,羸蹄冻不行,死辙冰难曳,夜来何处宿,阒寂荒陂里!
又思边塞兵,荷戈御胡骑,城上卓旌旗,楼中望烽燧,弓劲添气力,甲寒侵骨髓,今日何处行,牢落穷沙际!
接着,又针砭自身说:
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謇谔无一言,岂得为直士?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不耕一亩田,不持一只矢。多惭富人术,且乏安边议。空作对雪吟,勤勤谢知己。
王禹偁谪官州郡多年,比较接近下层,对人民的疾苦和群众的力量逐步有所了解。他于淳化五年(994)写的《送毋殿丞赴任齐州》诗中,有“三齐号难治,民瘼待良医。勿谓人多诈,须教吏不欺”之句。可见他对官吏与人民相互关系的认识,显然有别于一般士大夫。至道二年(996),王禹偁于贬官滁州(今安徽滁县)任内撰的《唱山歌》诗中,描绘当地人民特别是青年男女在新春佳节盛行歌舞晚会,有“男女互相调,其词非奔淫。修教不易俗,吾亦弗之禁”“乃知国家事,成败因人心”等句子。这种顺民俗、因人心的思想,不仅在诗中充分表达出来,而且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活上也是有所反映的。
王禹偁不畏权势,不计个人利害,是当时著名的刚直之士。他在初任谏官兼知制诰期间,由于直言敢谏,“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再加撰写制诰的辞句,多不虚饰,因此遭到权臣和一些同僚的憎恶。淳化二年,富有权势的尼姑道安诬陷著名学者徐铉(917—992)与妻甥姜氏通奸,姜氏是道安的嫂子。这时王禹偁判大理寺事,他执法为徐铉雪诬,抗疏论道安告奸不实罪,被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县)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因俸禄微薄,租典园圃来种菜自给。这是王禹偁第一次受到贬官的打击。
至道元年,王禹偁在担任翰林学士的一百天内,“制敕有不便,多所论奏”。又因宋太祖的皇后宋氏之丧,群臣不成服,禹偁有所议论,触犯太宗忌讳,坐“轻肆”的罪名,罢为知滁州事。这是王禹偁第二次受到贬官的打击。至道三年,他在给刚即位的真宗的表文中谈到自己两度被贬谪是由于“虚名既高,忌才者众。直道难进,黜官亦多”。又说:“始贬商於,实因执法。后出滁上,莫知罪名。”可见他对于皇帝和权臣的威势,也没有丝毫的畏惧和退缩。
至道二年,王禹偁在滁州期间,太子中允、福建路转运使丁谓(966—1037)来书,认为禹偁的贬官是由于秉性“高亢刚直”所招致,规劝他要改变作风。禹偁在覆书中陈述自己生平志趣,认为丁谓的说法是“以成败为是非、以炎凉为去就者说之云”;并坦率地指出丁谓“第一进士,得一中允,而欲与世浮沉,自堕于名节,窃为谓之(丁谓字)不取也”。禹偁即使处于逆境时,仍坚持自己平素操守不变;而丁谓未能听从禹偁的忠告,后来终于走上趋炎附势、取媚当朝的邪道。次年,王禹偁又在给朋友晁迥(951—1034)的回信中,对当日官场情况与自身性格、遭遇,慨乎言之:“某褊狷刚直,为众所知,虽强损之,未能尽去。夫今之领藩服、当冲要者,必先丰厨传以啖人口,勤迎劳以悦人心,无是二者,虽龚、黄无善誉矣。某皆不能也,唯官谤是待。”咸平二年(999),王禹偁贬官到黄州去,这是第三次受到贬官的打击。当时他曾寄诗给宰相李沆(947—1004),其中有“贫有妻贤须薄禄,老无田宅可归耕。未甘便葬江鱼腹,敢向台阶请罪名”之句;又作《三黜赋》以明志,说自己“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他的倔强性格和百折不挠精神,跃于纸上。节操凛然,令人敬佩!
(三)
王禹偁有鉴于唐末五代以来的颓靡纤俪文风,早在宋太宗淳化元年(990)所撰《送孙何序》及淳化三年的《五哀诗》中提出了改革意见。至道元年(995),他在写给张扶的两封回信中,详细陈述自己的文学理论。他首倡文以传道而明心之说,主张文句必须通俗易懂——“句易道,义易晓”。禹偁平生最推崇韩愈的古文,而韩愈论文章,原有“怪怪奇奇”“佶屈聱牙”与“文从字顺”“惟师是”两种说法。禹偁取其后者,在自身创作实践上,确能贯彻始终,因此他的作品不仅思想性和艺术性较强,而且语言也流畅明白。就他对宋代古文的影响来说,不愧是欧阳修(1007—1072)等人的先导。其最著名的代表作有《待漏院记》《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唐河店妪传》《录海人书》以及《答张扶书》等篇。《录海人书》是一篇寓言,与晋代陶渊明《桃花源记》具有同样的理想,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里小农的要求。《答张扶书》堪称直追韩愈的典型作品。
近人章士钊说:“宋初,先于穆伯长而以开古文涂径自豪者,柳姓名开,字仲涂。其文之不从,字不顺,臃肿滞涩,几使人读之上口不得。”柳开(947—1000)和王禹偁同为宋初古文运动的先导,但柳开在文学上的建树是比王禹偁逊色的。
王禹偁以诗歌驰名当世,北宋大诗人林逋(和靖,968—1028)对他的诗歌极为钦佩,曾有“纵横吾宋是黄州”之句。禹偁晚年谪官黄州,后人敬称他为“王黄州”。他平生爱读杜甫、白居易的作品,推尊杜甫开辟“诗世界”的功绩,可谓独具只眼。他实践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开宋诗革新的先声。他在端拱元年写的《对雪》诗、淳化三年的《感流亡》《竹䶉》诗以及四年的《对雪示嘉祐》歌行,不独勇于揭示现实,而且严于针砭自身,继承和发扬了杜甫《三吏》《三别》与白居易的《秦中吟》《新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求之宋人诗集中,是很少见到的。
禹偁的诗,写景抒情,引人入胜。如淳化三年八月在商州创作的《村行》诗: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
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又他在淳化二年冬末写的《畬田词》七绝五首,着意描绘商州农村生活,歌颂山区人民“更互力田”的良好习俗,语调平易,别树风格。王禹偁确为北宋诗文革新的旗手。
王禹偁不但长于文学,而且史学造诣亦深。早年在担任史官期间,曾编纂端拱元年春季《日历》一书。咸平元年,又以知制诰的身份参预重修《太祖实录》,因据实直书,不畏时忌,被谪官黄州。接着,撰成《五代史阙文》一卷,自序云:“臣读五代史,总三百六十卷,记五十三年行事,其书固亦多矣。然自梁至周,君臣事迹传于人口而不载史笔者,往往有之。或史氏避嫌,或简牒漏略,不有纪述,渐成泯灭,善恶鉴戒,岂不废乎?因补一十七篇,集为一卷,皆闻于耆旧者也。”清初王士祯(1634—1711)《香祖笔记》称赞此书“辨证精严,足正史官之谬”。《新五代史》多采取其文字,《新唐书·司空图传》亦全用其论辨,“虽篇帙寥寥,当时固以信史视之矣”。
北宋初期的史家对吴越钱氏的统治颇多溢美,而王禹偁在苏州长洲知县任内,对此事做过一番调查研究以后,曾有总结性的评论:“钱氏据十三郡垂百年,以琛赆为名而肆烦苛之政,邀勤王之誉而残民自奉者久矣。”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官修的《五代史》(即《旧五代史》)也大肆吹捧闽国君主王审知的德政,说他“起自陇亩,以至富贵,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而王禹偁于太宗至道三年前后在《柳府君墓碣铭》一文中记载了王审知据福建“残民自奉,人多衣纸”的事实。特别是王禹偁在淳化三年写的《金吾》一篇古调长诗中,敢于揭露北宋初年大将曹翰攻下南唐江州实行屠城的暴行,并记述其平生作尽坏事,“所在肆贪残,乘时恃勋伐”的罪恶。禹偁身为宋臣,对其皇家大将的罪行直书不讳,殊属难能可贵!
总之,王禹偁具有济世拯民的抱负,刚正不阿的品德;他的政论,多切中时弊,不同凡响;他在文学上和史学上的造就,也是第一流的。北宋杰出的文学家苏轼(1037—1101)颂扬他“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于三黜以死”。又说:“元之为郡守(指黄州知州),有德于民,民怀之不忘,固宜。”南宋永嘉事功学派领袖叶适(1150—1223)也曾对王禹偁在至道三年所上《应诏言事疏》大加赞赏,更推许他的文章“简雅古淡,由上三朝未有及者,而不甚为学者所称,盖无师友论议之故也”。
长期以来,王禹偁的事迹和著作不大被人们所留意研究,故特为之考订、阐发。疏误之处,尚盼读者指正!一九七九年十月,徐规序于杭州大学,时年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