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序

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略论王禹偁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出身“磨家儿”，官至翰林学士。他是北宋政治改革派的先驱，是关心民瘼、敢说敢为的好官，是诗文革新的旗手，是据实直书、不畏时忌的史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这样的士大夫真是凤毛麟角、少有其匹的。

（一）

王禹偁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考取进士，开始走上仕途。这时候，北宋政府已经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立局面，中央集权势力终于战胜了地方割据势力。从宋太宗两次伐辽失败之后，契丹军队常常南下掠夺；西北的党项贵族时叛时降，并与契丹结成掎角之势，共同对付北宋，民族矛盾相当尖锐。同时，阶级矛盾也趋向激化，农民起义相继出现。旧的法制已难以适应新的形势。为此，北宋统治集团内部不断有人提出变法的主张，王禹偁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端拱元年（988），宋太宗下诏求直言。当时王禹偁初拜右拾遗（谏官）、直史馆（史官），先后奏上《端拱箴》与《三谏书序》。在《箴》中，请求重视农业生产，节约财政开支，任用贤能官吏，抑制豪强兼并。王禹偁切直地向太宗提出忠告：“无侈乘舆，无奢宫宇，当念贫民，室无环堵。无崇台谢，无广陂池，当念流民，地无立锥。”又说：“勿谓丰财，经费不节，须知府库，聚民膏血。勿谓强兵，征伐不息，须知干戈，害民稼穑。”最后，建议“计口授田，兼并何有，是谓仁政，及于黔首。约人署吏，侵渔则少，是谓能官，惠于无告”。在《序》中，主张端饬士行，沙汰僧尼，并省官吏。

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契丹骑兵又南下攻掠；次年正月，契丹进陷易州（今河北易县），边境危急。宋太宗下诏群臣命各陈备边御戎之策，王禹偁又上《御戎十策》，再次提出变法主张，并警告说：若不进行改革，“则寇不独在外而在乎内也”。这个奏策深得当时名相赵普（922—992）的赞赏。

至道三年（997），太宗病死，真宗即位，下诏求直言。王禹偁那时担任知扬州事，应诏上疏，要求真宗“治之惟新，救之在速”，并提出五项政治改革主张。一是“谨边防，通盟好，使辇运之民有所休息”；二是“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三是“艰难选举，使入官不滥”；四是“沙汰僧尼，使疲民无耗”；五是“亲大臣，远小人，使忠良謇谔之士知进而不疑，奸憸倾巧之徒知退而有惧”。这个奏疏是王禹偁平生最重要的政论，最足以代表其政治思想。奏疏上达后，王禹偁被召回朝，第三次担任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令。

咸平元年（998）的岁除日，王禹偁被排斥，出知黄州（今湖北黄冈）。由于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和士兵暴动，王禹偁在咸平三年又上疏言事，大胆地指出太祖、太宗推行的中央集权措施，“虽则尊京师而抑郡县，为强干弱枝之术，亦非得其中道”；迫切要求真宗“改辙更张，因时立法”；呼吁加强各郡县的地方武装力量。

王禹偁具备了“少苦寒贱，又尝为州县官，人间利病亦粗知之”的条件，面临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局势，他站在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立场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变法主张和具体措施，希望对国计民生有所裨补。可是他的主要建议与宋初实行“不抑兼并”“不立田制”以及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相违背，当然不会被宋太宗、宋真宗所采纳。后来，宋仁宗时，范仲淹（989—1052）等人进行的“庆历变法”(1043—1045），其基本内容还是王禹偁所提出的那些办法。王禹偁不愧为北宋政治改革派的先驱。

（二）

王禹偁关心民众疾苦，遇事敢说敢为。太宗雍熙二年（985），王禹偁任苏州长洲知县时，就在给上级长官的书信中，陈述苏州地区赋税特别苛重，“无名之租息，比诸江北，其弊犹多”，要求减免当地民户的酒税负担，“今若又以榷酒之数，益编户之赋，何异负重致远者未有息肩之地而更加石焉，何以堪之？谅阁下必不尔为！”雍熙四年，他又在《为长洲令自叙》一文中诉说长洲县“土甚瘠而民不懈，吏好欺而赋愈重”，清廉正直的官吏难以立脚，“廉其身而浊者忌之，直其气而曲者恶之”。并谈到上一年，该县境内稻禾歉收，政府催税，急如星火，人民挨饥饿而受鞭打的，“日不下数百辈，菜色在面而血流于肤”。禹偁目睹这种惨状，“因出吏部考课历，纳质于巨商”，得钱一万七千缗，买来白米代替贫民输纳，准许他们在下一年陆续归还。

王禹偁在知黄州任内，看到监狱里的犯人，“每有患时疾者，互相浸染，或致死亡”，就向朝廷建议：在各路设置病囚院，“持仗劫贼，徒、流以上有疾者”即留病牢中将养治疗，其他各类罪犯都允许具保出外医治。咸平四年（1001），这个人道的建议被北宋政府所采纳。

端拱元年（988）十二月，王禹偁在京城任谏官、史官，撰写《对雪》诗一篇，记述当时农民和士兵的苦难境况说：

因思河朔民，输税供边鄙，车重数十斛，路遥几百里，羸蹄冻不行，死辙冰难曳，夜来何处宿，阒寂荒陂里！

又思边塞兵，荷戈御胡骑，城上卓旌旗，楼中望烽燧，弓劲添气力，甲寒侵骨髓，今日何处行，牢落穷沙际！

接着，又针砭自身说：

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謇谔无一言，岂得为直士？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不耕一亩田，不持一只矢。多惭富人术，且乏安边议。空作对雪吟，勤勤谢知己。

王禹偁谪官州郡多年，比较接近下层，对人民的疾苦和群众的力量逐步有所了解。他于淳化五年（994）写的《送毋殿丞赴任齐州》诗中，有“三齐号难治，民瘼待良医。勿谓人多诈，须教吏不欺”之句。可见他对官吏与人民相互关系的认识，显然有别于一般士大夫。至道二年（996），王禹偁于贬官滁州（今安徽滁县）任内撰的《唱山歌》诗中，描绘当地人民特别是青年男女在新春佳节盛行歌舞晚会，有“男女互相调，其词非奔淫。修教不易俗，吾亦弗之禁”“乃知国家事，成败因人心”等句子。这种顺民俗、因人心的思想，不仅在诗中充分表达出来，而且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活上也是有所反映的。

王禹偁不畏权势，不计个人利害，是当时著名的刚直之士。他在初任谏官兼知制诰期间，由于直言敢谏，“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再加撰写制诰的辞句，多不虚饰，因此遭到权臣和一些同僚的憎恶。淳化二年，富有权势的尼姑道安诬陷著名学者徐铉（917—992）与妻甥姜氏通奸，姜氏是道安的嫂子。这时王禹偁判大理寺事，他执法为徐铉雪诬，抗疏论道安告奸不实罪，被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县）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因俸禄微薄，租典园圃来种菜自给。这是王禹偁第一次受到贬官的打击。

至道元年，王禹偁在担任翰林学士的一百天内，“制敕有不便，多所论奏”。又因宋太祖的皇后宋氏之丧，群臣不成服，禹偁有所议论，触犯太宗忌讳，坐“轻肆”的罪名，罢为知滁州事。这是王禹偁第二次受到贬官的打击。至道三年，他在给刚即位的真宗的表文中谈到自己两度被贬谪是由于“虚名既高，忌才者众。直道难进，黜官亦多”。又说：“始贬商於，实因执法。后出滁上，莫知罪名。”可见他对于皇帝和权臣的威势，也没有丝毫的畏惧和退缩。

至道二年，王禹偁在滁州期间，太子中允、福建路转运使丁谓（966—1037）来书，认为禹偁的贬官是由于秉性“高亢刚直”所招致，规劝他要改变作风。禹偁在覆书中陈述自己生平志趣，认为丁谓的说法是“以成败为是非、以炎凉为去就者说之云”；并坦率地指出丁谓“第一进士，得一中允，而欲与世浮沉，自堕于名节，窃为谓之（丁谓字）不取也”。禹偁即使处于逆境时，仍坚持自己平素操守不变；而丁谓未能听从禹偁的忠告，后来终于走上趋炎附势、取媚当朝的邪道。次年，王禹偁又在给朋友晁迥（951—1034）的回信中，对当日官场情况与自身性格、遭遇，慨乎言之：“某褊狷刚直，为众所知，虽强损之，未能尽去。夫今之领藩服、当冲要者，必先丰厨传以啖人口，勤迎劳以悦人心，无是二者，虽龚、黄无善誉矣。某皆不能也，唯官谤是待。”咸平二年（999），王禹偁贬官到黄州去，这是第三次受到贬官的打击。当时他曾寄诗给宰相李沆（947—1004），其中有“贫有妻贤须薄禄，老无田宅可归耕。未甘便葬江鱼腹，敢向台阶请罪名”之句；又作《三黜赋》以明志，说自己“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他的倔强性格和百折不挠精神，跃于纸上。节操凛然，令人敬佩！

（三）

王禹偁有鉴于唐末五代以来的颓靡纤俪文风，早在宋太宗淳化元年（990）所撰《送孙何序》及淳化三年的《五哀诗》中提出了改革意见。至道元年（995），他在写给张扶的两封回信中，详细陈述自己的文学理论。他首倡文以传道而明心之说，主张文句必须通俗易懂——“句易道，义易晓”。禹偁平生最推崇韩愈的古文，而韩愈论文章，原有“怪怪奇奇”“佶屈聱牙”与“文从字顺”“惟师是”两种说法。禹偁取其后者，在自身创作实践上，确能贯彻始终，因此他的作品不仅思想性和艺术性较强，而且语言也流畅明白。就他对宋代古文的影响来说，不愧是欧阳修（1007—1072）等人的先导。其最著名的代表作有《待漏院记》《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唐河店妪传》《录海人书》以及《答张扶书》等篇。《录海人书》是一篇寓言，与晋代陶渊明《桃花源记》具有同样的理想，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里小农的要求。《答张扶书》堪称直追韩愈的典型作品。

近人章士钊说：“宋初，先于穆伯长而以开古文涂径自豪者，柳姓名开，字仲涂。其文之不从，字不顺，臃肿滞涩，几使人读之上口不得。”柳开（947—1000）和王禹偁同为宋初古文运动的先导，但柳开在文学上的建树是比王禹偁逊色的。

王禹偁以诗歌驰名当世，北宋大诗人林逋（和靖，968—1028）对他的诗歌极为钦佩，曾有“纵横吾宋是黄州”之句。禹偁晚年谪官黄州，后人敬称他为“王黄州”。他平生爱读杜甫、白居易的作品，推尊杜甫开辟“诗世界”的功绩，可谓独具只眼。他实践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开宋诗革新的先声。他在端拱元年写的《对雪》诗、淳化三年的《感流亡》《竹䶉》诗以及四年的《对雪示嘉祐》歌行，不独勇于揭示现实，而且严于针砭自身，继承和发扬了杜甫《三吏》《三别》与白居易的《秦中吟》《新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求之宋人诗集中，是很少见到的。

禹偁的诗，写景抒情，引人入胜。如淳化三年八月在商州创作的《村行》诗：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

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又他在淳化二年冬末写的《畬田词》七绝五首，着意描绘商州农村生活，歌颂山区人民“更互力田”的良好习俗，语调平易，别树风格。王禹偁确为北宋诗文革新的旗手。

王禹偁不但长于文学，而且史学造诣亦深。早年在担任史官期间，曾编纂端拱元年春季《日历》一书。咸平元年，又以知制诰的身份参预重修《太祖实录》，因据实直书，不畏时忌，被谪官黄州。接着，撰成《五代史阙文》一卷，自序云：“臣读五代史，总三百六十卷，记五十三年行事，其书固亦多矣。然自梁至周，君臣事迹传于人口而不载史笔者，往往有之。或史氏避嫌，或简牒漏略，不有纪述，渐成泯灭，善恶鉴戒，岂不废乎？因补一十七篇，集为一卷，皆闻于耆旧者也。”清初王士祯（1634—1711）《香祖笔记》称赞此书“辨证精严，足正史官之谬”。《新五代史》多采取其文字，《新唐书·司空图传》亦全用其论辨，“虽篇帙寥寥，当时固以信史视之矣”。

北宋初期的史家对吴越钱氏的统治颇多溢美，而王禹偁在苏州长洲知县任内，对此事做过一番调查研究以后，曾有总结性的评论：“钱氏据十三郡垂百年，以琛赆为名而肆烦苛之政，邀勤王之誉而残民自奉者久矣。”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官修的《五代史》（即《旧五代史》）也大肆吹捧闽国君主王审知的德政，说他“起自陇亩，以至富贵，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而王禹偁于太宗至道三年前后在《柳府君墓碣铭》一文中记载了王审知据福建“残民自奉，人多衣纸”的事实。特别是王禹偁在淳化三年写的《金吾》一篇古调长诗中，敢于揭露北宋初年大将曹翰攻下南唐江州实行屠城的暴行，并记述其平生作尽坏事，“所在肆贪残，乘时恃勋伐”的罪恶。禹偁身为宋臣，对其皇家大将的罪行直书不讳，殊属难能可贵！

总之，王禹偁具有济世拯民的抱负，刚正不阿的品德；他的政论，多切中时弊，不同凡响；他在文学上和史学上的造就，也是第一流的。北宋杰出的文学家苏轼（1037—1101）颂扬他“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于三黜以死”。又说：“元之为郡守（指黄州知州），有德于民，民怀之不忘，固宜。”南宋永嘉事功学派领袖叶适（1150—1223）也曾对王禹偁在至道三年所上《应诏言事疏》大加赞赏，更推许他的文章“简雅古淡，由上三朝未有及者，而不甚为学者所称，盖无师友论议之故也”。

长期以来，王禹偁的事迹和著作不大被人们所留意研究，故特为之考订、阐发。疏误之处，尚盼读者指正！一九七九年十月，徐规序于杭州大学，时年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