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名录：军情五处和20世纪的英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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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名录》列出“军情五处”曾追踪登记的众多画家、雕塑家、电影制作人、作家和学者名单，该书试图揭示出这些人物究竟有着怎样的政治背景。
在《新政治家周刊》（New Statesman）近期的一篇文章中，英国评论员保罗·梅森（Paul Mason，1960）认为，工党（Labour）左翼应该推动增加国防开支—— 该杂志曾是英国安全机关（俗称“军情五处”MI5）监管名单上的杂志。他唤起了西班牙内战（1936-39）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45）中的反法西斯斗争，呼吁在军事扩张方面“制定独特和进步的议程，以抵御俄罗斯，并弥补社会韧性的匮乏和纠正对民主的不信任等当下问题”。梅森用煽动式的语言再次敲响了战鼓。
巧合的是，根据最近的报道，梅森本人可能也曾与英国情报部门有过联系。因此，他的战争叫嚣与军情五处在20世纪对左翼文化空间的渗透是如此类似。英国作家和资深记者大卫·考特（David Caute，1936）的新书《红色名录：军情五处和20世纪的英国知识分子》（Red List：MI5 and British Intellectuals in the 20th Century，2022）便深入挖掘了这个时代的众多解密文件，揭露出大量画家、雕塑家、电影制作人、作家和学者，他们曾因情报机构所认定的政治立场而受到监视，从而被列入“有酬工作”的黑名单——即使这些政治立场并不存在。
“情报和安全部门对历史核心问题和档案心存恐惧，这些具有价值的文件对独立的历史学家来说仍然是封闭的，”考特在引言中写道，他驳斥了一些关于该机构尊重个人界限的说法。这一点定义了考特的文本，这本书试图把一些窃听丑闻的花边新闻整理在一起。作者深入挖掘，找出名单上哪些人确实同情苏联，哪些人加入了西方左翼组织，偶尔证实是猜测，但往往证明是真实的。
考特生动地描绘了军情五处对共产主义影响的看法，后者将共产主义思想广泛地称为“（对政府和政治制度的）颠覆”（subversion）。他详细描述了该机构1918年的新年贺卡，贺卡中“描绘了一个令人厌恶的颠覆性生物，浓烟从其鼻孔里滚滚而出，它的四肢着地正在向着一位身穿罗马百夫长服饰的英国战士爬去。”考特在描述军情五处时将其拟人化地称为“不列颠三叉戟”，它刺穿了这只生物，并且谈到了英国官员所面临政治风暴时的心境。
自1909年秘密成立以来，军情五处就对四年前开始的俄国第一次革命（Russian Revolution 1905，布尔什维克党员常常把这场革命当作1917年革命的先驱）采取了强硬立场。他们极端偏执，以及关于何谓高级艺术的新古典主义观念，他们与极端的种族主义阴谋如出一辙。考特举了一个例子，指出一份未经署名的内部备忘录，声称“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不是俄国人，而是小心地隐藏真实姓名的犹太人。”黑人和印度男人也被认为与白人女性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是可疑的，这也许进一步反映了该机构高层更深层次的不安全感。
对于反对国内外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英国人来说，反战和劳工运动引入了组织群众的新方法。军情五处的特工们拼命地想通过窃听家庭电话、拦截邮件、在公共场合跟踪嫌疑人来抓获犯罪分子，但他们的调查结果基本上是没有定论的。虽然一些知识分子的确是工会、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和英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CPGB）的成员，但他们大部分人只是与工会成员通信或对英国政府表达过温和的批评。“但一份政治忠诚度的颜色图表显示，对于安全部门来说，淡红色的水彩往往会逐渐涂成深红色，”考特感叹道。
本书最精彩的地方在于：《红色名录》向我们重新介绍了销声匿迹和逝去的几代艺术家和作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反对帝国战争和英国在印度的殖民主义，但也许由于受军情五处的影响，他们消失在了历史的编年册之中。保罗·贺加斯（Paul Hogarth，1917-2001）和朱利安·奥托·特里维良（Julian Otto Trevelyan，1910-88）等英国画家因其文化贡献而被重新评估，他们曾分别担任过《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一份英国的有左派倾向的期刊，主要关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杂志创办于1960年，被誉为「西方智慧左派的标杆」）的编辑，他们也是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1937）的老师。考特还详细描述了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的堂妹克莱尔·谢里丹（Clare Sheridan，1885-1970，英国雕塑家）的苦难经历，她曾访问莫斯科并为无产阶级先驱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1870-1924）和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1879-1940）创作了半身像，后来她拒绝了法西斯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的极力邀请。
除了上述人物，名单中的其他名字可能会让读者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均是耳熟能详，例如爱尔兰裔英国诗人塞西尔·戴-路易斯（Cecil Day-Lewis，1904-72，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的父亲）、英裔美国作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86），以及英裔美国诗人威斯坦·休·奥登（W. H. Auden，1907-73）。《金色笔记》（Golden Notebook，1962年出版小说，探索精神和社会崩溃的作品）的作者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曾是英国共产党作家小组成员和因其在左翼报刊《工人日报》（Daily Worker newspaper，1924年创刊）上的戏剧评论而被列入“红色名单”。考特讽刺地指出，军情五处仔细审查了“个人联系和从属关系，但对他们的书中内容或文学风格（无论是小说还是非小说）几乎不感兴趣。”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1926-2017）仍然有一个完全基于他的想法的军情五处档案。
从许多方面来看，考特似乎都是这项档案工作的合适人选。他详细描述了自己与英国广播公司BBC总裁、保守派人士伊恩•特雷托万（Ian Trethowan，1922-90）的个人经历，后者曾于1981年为审查一部有关军情五处的纪录片而奋斗。他还回忆起，当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其拥有大量军情五处档案）积极评价考特的第一本非虚构类书籍《共产主义和法国知识分子，1914-1960》（Communism and the French Intellectuals, 1914-1960）时，考特难掩震惊和喜悦之情。这种将个人轶事和历史文献交织在一起的写作方式，会让读者感觉身临其境，自己如同坐在现年已经85岁的考特身边倾听一样，他正用拇指翻阅着这份名单。
也就是说，考特的写作很少遵循连贯式的叙述，而是更倾向于一种清单形式。他自己所插入的判断也冒着被指责为政治中立（缺乏立场）的风险。他有些怀疑将苏联和纳粹德国比作“极权主义国家”，并质疑当局将希特勒对马克思主义语言的挪用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初目标混为一谈（这让人联想到了达达主义那组特别印有希特勒和马克思胡子的拼贴画）。就像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50，英国左翼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作品以清晰的散文、尖锐的社会批评、反对极权主义和直言不讳地支持民主社会主义为特点）一样，他既是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又是一位政府线人，考特亦将自己定位为民主的公正倡导者——这样一个定位可能会更加模糊自我的身份。
尽管有大量的信息，但许多文件仍然被涂黑、封存或以其他途径销毁，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全部的真相（军情五处直到1989年才得到官方承认）。英国政府也并没有从他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而是隐藏在左翼媒体中施加影响力的同时，持续坚持压制社会异议。如今，安全局也借鉴了同样的套路，《红色名录》一书展示了资本主义超级大国如何控制自己的历史和激进艺术的遗产。
参考文献：
《红色名录：军情五处和20世纪的英国知识分子》（Red List：MI5 and British Intellectuals in the 20th Century），作者：大卫·考特（David Caute），由Verso Books出版社，202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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