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序与凡例
增订晚明史籍考上下册
谢刚主师与《晚明史籍考》
晚明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今已得到了学界普遍重视。但今日凡做晚明历史之研究者，又无人可不读刚主师的著作。且不必说先生早年所著得鲁迅先生称许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晚年以生平治学旨趣所在的自选文集《明末清初的学风》之类代表之作，更不必说颇见功力与见识的《明季奴变考》《南明史略》之类专文专著，即如《明清笔记谈丛》《江浙访书记》和《瓜蒂庵文集》《瓜蒂庵小品》几部随笔小品文集，也是今日治晚明史不可不读的佳作。而刚主师于治学之中，尤重于史料之发掘，除编辑多种史料类编，专著明清史料学及出版《瓜蒂庵史料丛书》之外，尤以其一修再修之《晚明史籍考》为学界所称许，至被誉为研治晚明历史的一把钥匙。因此，凡说到晚明史，必然联想到刚主师和他的著作。刚主师不愧为开近世晚明历史研究先河之学界的泰斗。
一、刚主师生平与学术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旧历三月，刚主师出生于河南安阳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不过刚主师的祖籍其实是江苏武进，到其曾祖时举家迁到河南商丘，后到安阳。因此刚主师常称“安阳谢氏”。
在安阳谢氏家族中，刚主师的一支是颇受排挤的。不甚宽裕的家境，使先生无缘清末民初时兴的“洋学”。刚主师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私塾中度过的。到十八九岁时，刚主师便两眼乌黑从河南安阳闯荡来到北平（今北京）。
在汇文中学补习一段功课后，刚主师便去投考北京大学。无奈数学与英文基础太差，一连三年，屡试不中，盘缠用尽，生活无着。幸得桐城吴北江先生帮助，谋得一个小差事，半工半读，暂时安定了下来。刚主师晚年回忆起这段生活时，曾将自己比作戏台上那些落第的书生：“我每次走过北京大学的时候，只有望红楼而兴叹，见沙滩而增悲，感到研究学问这件事真是他生未卜此生休了。”但事情其实并未如此的悲观，在吴北江等先生帮助下，刚主师不仅生活有了着落，而且学业大长，终于1925年夏，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先生。同年，刚主师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早年成名之作《明季奴变考》。在这篇文章中，刚主师不仅对晚明江南的奴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考察，而且从理论上将其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
1927年，刚主师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由其业师梁启超先生安排，到天津梁先生饮冰室教授其子女读书，并为梁先生编写《中国图书大辞典》充当助手。在饮冰室虽仅一年时间，但于刚主师生平学问关系至重。正是饮冰室丰富的藏书，引导刚主师对于晚明史籍的注意，并由此开始了他的史学生涯。
1928年，经梁先生介绍，刚主师应聘到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工作，并在那里先后完成了《清初三藩史籍考》《晚明流寇史籍考》《清开国史料》等史籍考证研究成果，在其基础上，刚主师完成了一代史学名著《晚明史籍考》。
1933年，刚主师应聘到南京大学任教，在那里，刚主师与年龄长他十多岁的黄侃教授结为莫逆。两人常有寓所小酌长谈，探讨学问。教学之余，刚主师完成了关于明清之际党社问题的研究，写成《明清之际学社运动考》一书，并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那正是国难当头的时刻，刚主师完成这部勾索文籍，用力甚勤的学术专著，目的还在于“以党争和结社为背景，来叙述明、清之际的历史，以唤起民族之精神”。
这部书从明嘉靖至万历初年的社集以文会友的萌芽时代，一直写到清康熙、乾隆间的诗酒流连结社，并且指出由结社而发展为依岩结寨的抗清义师，及中国秘密结会的发展。书中特别注重近古党社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与复杂政治形势及民族兴亡之关系。
鲁迅先生对这部书甚为推重，他在杂文中曾经专论刚主师的此书：
叙述魏忠贤两次虐杀东林党毕，说道：“那时候，亲戚朋友，全远远地躲避，无耻的士大夫，早投降到魏党的旗帜底下了。说一两句公道话，想替诸君子帮忙的只有几个书呆子，还有老百姓。”
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绝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以几及之处的。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与《晚明史籍考》，一部作为政治史的研究，一部作为史料学的研究，成为刚主师生平学术的两部重要代表作。
正当刚主师学术发展如日中天之时，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八年抗战及其后的内战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国的学术也同样进入了低谷。刚主师虽然参加了一些有日方背景的学术工作，但是不仅毫无成果而言，反使自己的历史蒙上了阴影。这种情况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刚主师受聘到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天津。教学之暇，刚主师继续他对晚明历史的研究，1957年，在重版旧著《顾宁人学谱》同时，刚主师的《南明史略》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书以特定的历史时期为断限，是一部显示刚主师南明史料功底的开创性成果的书。但是由于当时的学术发展所限，刚主师这部初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并且用纯现代白话文字写成的著作，还是略显简单了些，也正因为如此，先生才仅名之为史略，而非一部全史。
刚主师实在是一位勤奋且多产的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十余年间，除去《南明史略》外，先生还先后完成了《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清代农民起义资料辑录》，完成了《增订晚明史籍考》，出版了《明清笔记谈丛》，都是与史料有关的成果。刚主师治史甚忌空谈理论而重史料，尤重史料中的野史笔记。他所辑录的史料专集中所搜辑的大多是野史笔记上的内容，因此也就格外具有研究价值。他喜欢引用鲁迅先生的这样两段文字：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史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史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那么，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是杂说。
刚主师也这样说：
我感觉到一部《二十四史》虽然不能说全部都是谎言，但是官修的“正史”，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除了记载朝章制度，帝王将相，政治沿革，官吏的升沉而外，其记社会经济情况，朝野遗闻，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和生产财富的事迹，那就微乎其微。……因之要明晓明清两朝的社会状况，经济基础以及科学技术的发明，学人的辈出，人民群众所创造的伟绩，则只有依赖于野史笔记中所记载的资料，从其中去伪存真，披沙捡金了。
1964年，在四川大学纪念顾炎武诞辰3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刚主师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明末清初的学风》。这是刚主师对于明清史研究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其“生平研治学问旨趣的所在”，也堪称是先生学术论文的代表之作。他在文章中讴歌了明末清初的学者们的爱国主义及其“豪迈不羁和突兀不群的风格”，同时也批评了他们轻视人民群众和追求脱离实际和超人的思想。这篇文章后来不仅收入刚主师晚年出版的学术论集，而且就作为了论文集的书名。论文是从刚主师发表过的上百篇文章中选辑的。其中有《明末清初的学风》《顾炎武与惊隐诗社》《宣南诗会图卷》《清代卓越的史学家全祖望》《明清野史笔记概述》等学术思想文化的论文；也选收了《略论明代农民起义》《明末农民大起义在江南的影响——“削鼻班”和“乌龙会”》《聊斋志异》所涉及的清初农民起义事迹补证》等有关农民起义的论述；此外还有《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及其迟缓发展的原因》《清初利用汉族地主集团所施行的统治政策》等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反映出了刚主师生平学术研究的主要方面。
在十年政治浩劫中，刚主师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未能幸免于难。这是他学术研究第二次被迫中断，而且比抗日战争的八年还要多出两年。而实际上直到1977年以后，刚主师才在建国门外永安里与孙楷第先生合住的一个单元中，开始了晚年的著述。我也因此有幸于1978年考入先生门下读书。
从这时直到先生病逝的五年当中，先生以超人的勤奋先后出版了以明代野史笔记资料选编而成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中、下三册，和同样出于野史笔记史料的《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并且完成了突出野史笔记史料价值的论著《史料学概论》。刚主师不顾年近八旬的高龄，亲率我等弟子数人赴江浙访书，写成可补《晚明史籍考》之阙的《江浙访书记》。先生的著作，许多都是用毛笔写到毛边纸上，一笔一画，工整隽秀，既是学术成果，又是文学小品佳作，且堪称书法艺术品。先生就是这样一笔一画写出了等身的著作。
刚主师生平治学，尤重于野史佚集的搜集整理，从中发掘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史料。刚主师平生治学又极为勤奋，从青年时代起，就着力于访书、藏书，他晚年住在北京团结湖时，将自己的藏书斋戏称为“瓜蒂庵”，以比喻自己的访书、藏书为捡拾瓜蒂。但在被刚主师戏称为“瓜蒂”的藏书中，却有着许多稀见的版本，后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为《瓜蒂庵藏书》。刚主师的治学精神十分执着，他青年时代完成的学术名著《晚明史籍考》，经1964年的增订，1978年的再版，直到其晚年访书江浙，仍在补其所阙，改其不足。可以说，这部史学名著的修订，几乎伴随了刚主师学术生平，故兹就《晚明史籍考》成书及其学术评价专述于下。
二、《晚明史籍考》之成书
《晚明史籍考》初成于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
1927年夏，刚主师结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即馆于其师梁任公之饮冰室。其职本在教梁氏诸生，即思达、思懿等读书。但饮冰室中丰富的藏书，却提供给生性好学的刚主师读书的极好机会。不过据当时与刚主师同在天津乐学斋中友人吴其昌先生所记述，刚主师最初于学问之所好在明朝诸贤，曾发愤摭辑明儒之史实，后“移其嗜好转而专攻晚明史籍”。次年，刚主师开始编写《晚明史籍考》，这一年他年仅二十八岁。先生在《晚明史籍考·自序》中说道：“桢之草斯辑也，盖始于侍先师梁启超先生饮冰室丈席，先生插架颇富，即于所藏丛书中求之，犹嫌以为未足。先生乃介桢于海盐朱希祖先生、东莞伦明先生，得窥其所藏。江安傅增湘先生并出所藏晚明野史，以资阅览。”不过此书真正得以完成，还是在刚主师就职北平图书馆后，“自服务于北平图书馆，命专理其事，俾成完书，馆中所藏之书，得悉资披览。”这自然又不同于饮冰室的私人藏书了。《晚明史籍考》全书之基础，即当成于此时。
不过刚主师的治学作风，乃是极尽于其所能而追求的，既然要作晚明的史籍，决不会满足于放到眼前的书籍，这也便造成了他日后的访书情结和颇重野史的风格。吴兴的徐森玉先生，精于赏鉴之学，知道刚主师作晚明史籍的事情，凡有所得，必以相告。刚主师因此又得以阅览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东方文化会、孔德学校图书馆和鄞县马廉先生的家藏。不仅如此，“凡藏书之地，无不亟往求之，如是者二年”。待到1930年的秋天，刚主师在书稿已成大半之时，开始了他生平第一次于江南塞北访书的远行。
庚午之秋，乃复远游江浙，北上沈阳，冀得窥江南塞北之遗书，乡邦遗老之传说，于是得见南京图书馆、上海涵芬楼、吴兴刘承干先生嘉业堂、海盐张元济先生涉园、平湖葛氏传朴堂、上虞罗氏殷礼在斯堂、辽宁故宫博物院所藏者，凡有明史稗乘，必登之于册。
自1928年于饮冰室始属此稿，于1932年纂辑成书，凡历公私藏书之所约数十处，费时阅四年，而初稿始成二十卷，此时刚主师正值而立之年。但他对于这部费尽心力的著作，尚有诸多的遗憾。其时已得见杨秋室《南疆逸史跋》，其中所列之书，不见者尚多。刚主师对此心存着疑虑，“杨氏所列之书，未知仍否在天壤之间，抑秋室当时亦仅见其目，深冀他日能尽览其书，如有所得，再为补考”。虽然如此，一部洋洋数十万言的《晚明史籍考》终于完成。此时梁任公先生已故去，故刚主师复请与其半师半友的近世明清史之鼻祖孟心史先生以及颇通晚明史之大家朱希祖先生与曾同窗之友吴其昌先生等人作序，而将全书付梓。心史先生称：
谢君于此三致意焉：改正明史、补修南明史，并校订清代国史馆远于事实之清史，胥于此是赖，书名《晚明史籍考》，用经义考之例，多载序文、凡例以启发人阅读之趣，海内学人留意此事者极多，谢君先为指津，使人执此考以求其书，有事半功倍之乐，何其幸也。
希祖先生亦将此书列入专门目录之学的范畴而给予了颇高的评价。
安阳谢君刚主，有《晚明史籍考》之作，起于万历天启，迄于台湾郑氏之亡，明历告终，成书二十卷。盖自万历以来，记载繁赜，忌讳孔多；顺康之际，大兴史狱，至于乾隆，广搜博采，一概禁毁。故明史自万历后，缺略讳饰，在所不免。《清史稿》于南明三朝，亦语焉不详。至于今日，收拾烬余，百无一二，即偶有遗编，然流传既少，什袭弥珍，欲思补苴阙佚，匡正违误，盖綦难矣。夫其得之之难既如彼，需之之要又如此，自非气魄弘伟，毅力坚贞，少有不望而生畏者。谢君秉承师教，成此巨编，阅时已及四年，奔走几及万里。凡通都大邑，官私藏书，靡不借览，旁及日本、朝鲜，力所能及，亦常钞译不倦，盖廑廑初稿，而所费精力已为人所不能及矣。
刚主师史籍考中，依时序、依专题考订史籍。卷一为通记上，收有明一代之史，分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史传考订之属，并附存目以备考，卷二为通记中，收记南明之史书，卷三为通记下，收野史丛书及存目，卷四收万历至崇祯朝史籍，卷五、卷六记党社诸史书，卷七、卷八为流寇，记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事，卷九为甲申、乙酉事变诸史籍，卷十、十一为记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朝之史籍，卷十二为记鲁监国诸书，卷十三为赐姓始末，记郑成功事迹诸书，卷十四为记清初三藩之乱诸书，卷十五记城守义师之书，卷十六记明清之际史狱之书，卷十七、十八为传记类史书，卷十九为杂记之类，卷二十为诗话传奇。此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初刊《晚明史籍考》之篇目。
《晚明史籍考》杀青之时，刚主师才刚过而立之年。史籍考之成书，对于刚主师来说，不仅在于完成了一部著作，更由此而完成其对于晚明历史之把握。其于撰著史籍考之同时，即完成《明季奴变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两部名篇。其中关乎党社之史籍，见于卷五、卷六党社上、下编，自明季门户之争，乃至东林、复社等事迹，皆收录殆尽，自可成为刚主师著述明清之际党社的资料基础。而奴变之史料，如《研堂见闻杂记》《消夏闲记摘抄》《三冈识略》等，亦均收入史籍考杂记之属，当为其撰写奴变之基础。但奴变一文所据《权斋老人笔记》《民抄董宦事辑》反未收史籍考中，不知其为何故也。
1935年，刚主师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为教学之用，写成《明清史料研究》，基本可谓是《晚明史籍考》之大纲，读之可助了解《晚明史籍考》之精神所在。其中将明清史籍分为十二大类：一、记辽事之书；二、记党社之书；三、记明末农民起义之书；四、记甲申清兵入关事迹之书；五、记弘光朝之书；六、记隆武朝之书；七、记永历朝之书；八、记鲁监国之书；九、记郑成功之书；十、记清初三藩之书；十一、记南明三朝之书；十二、记有明一代史事之书。（见《明清笔记谈丛》）从中不难看出，刚主师著《晚明史籍考》，颇受时代与其时学界之影响，重于订正清廷文狱对史籍的禁毁，故其考订文字，重于介绍诸书关于清廷忌讳之内容，而于晚明社会变迁与社会矛盾方面之记述未能详及，这在他修订此书时得到较充分的认识。
《晚明史籍考》成书之后，刚主师复有《丛书考》之作，事见顾廷龙先生《回忆瓜蒂庵主谢国桢教授》，后收为刚主师《江浙访书记》代序。书中有顾先生回忆：“先生既撰《晚明史籍考》，继有《丛书考》之作，已成百数十种。南北迢递，初无知也。建国后我馆有《中国丛书综录》之辑。承以所著《丛书考》寄示，提供参考”云云。此事少为人知。刚主师《明清笔记谈丛》中收有《丛书刊刻源流考》，其撰《丛书考》大约在40年代之初。时值日本侵略中国，战火纷飞之际，学人已无法读书考史。据先生所记，“总括自元明以迄近代所刊丛书，约计不下两三千种，其习见者已近千五百种”，而先生仅成百数十种，而终未能成其全书，实学界之一大憾事也。
三、增订本之成书
1951年，海盐朱希祖先生遗书捐献于北京图书馆，其后柳亚子先生所藏明季史乘亦赠于北京图书馆，于是柳亚子先生首倡成立“南明史料研究会”，其中工作之一即请刚主师修订《晚明史籍考》，于是刚主师在晚明史籍研究中之地位已无人可取代。此次修订过程之中，南京大学历史系帮助补充了一些资料。书成出版，定名为《增订晚明史籍考》。此时与三十年前相比，刚主师不仅有对史籍认识的变化，且有政治认识的变化，因此他在前言中特别提道：“我感到原书最大的缺点，自然是由于时代关系和识力的浅薄，特别注重于民族的矛盾，而忽略了阶级的矛盾，尤其是对于农民起义军的抗清斗争，以及当日社会经济的背景，皆不够重视，故此次重新修改时，力图注意于这一点。”他甚至要推翻当年所作的自序，但由于序文谈及编纂本书之原委，并简介明末清初之历史概况，只好如雪泥鸿爪，姑亦仍之。
增订后的史籍考篇目亦有所调整：卷一为通记，即有明一代史乘，有纪传，有编年，有纪事本末，有史传考订及近人所辑资料，卷二、卷三为记万历至崇祯朝之史籍，卷四、卷五为党社之专题史籍，卷六、卷七记农民起义，卷八为记甲申、乙酉事变之史籍，卷九为总记南明之史乘，卷十、十一记南明三朝之史籍，卷十二记鲁监国及沿海一带史事之书，卷十三为郑氏始末，卷十四记抗清义师，卷十五为清初三藩之乱，卷十六为记明清之际史狱之书，卷十七、十八为各种传记之书，卷十九、二十为文集题跋。卷二十一、二十二为明清之际乃至近人之杂记，卷二十三为明季史料丛刻及书目，卷二十四为宫词诗话小说传奇之属，后附补遗一卷。
《增订晚明史籍考》较之《晚明史籍考》之内容增补颇多。不仅篇幅增多四卷，且每卷中之著录的史籍，亦有所增补。如杂记一类，原一卷，增订后为二卷；原收《忆记》等约八十种，存目近五十种。增订后增收史籍十余种，且考释文字亦更为补充完善。
在我案头有一部上海中华书局1964年版《增订晚明史籍考》，是1965年春节刚主师赠予向觉明（达）先生的。向先生于扉页写道：“刚主此书用力甚勤，间亦有漏失处，随下一笺以备遗忘云尔。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二日觉明居士谨记于海淀勺园之风烟旧里。”觉明先生与刚主师为北平图书馆时的旧友，曾任中科院学部历史所所长，后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此书系觉明先生当初转赠家父（讳鸿逵）的，迨我随刚主师读书时，刚主师于其处再补写道：“此书为余研治晚明史迹，草创粗就之发轫之始，舛误孔多，愿商传同志为足成之。戊午初夏国桢记。”戊午为1979年，至今已二十余年，而先师对我之期待鼓励，终未能略有所为，实有愧于先师。
觉明先生读此书时所下诸笺多已不存，偶有留于书中者，亦多无文字，仅存卷七《农民起义》下《甘宁青史略》稿本传抄本处记：“有铅印本，北京图及北大图俱有其书。”又卷十九《文集题跋》上《萝石山房文集》四卷《奏疏》一卷《诗集》一卷，其下考订文字中有“以余所知，有清乾隆癸丑刊本左忠贞公剩稿四卷、乾隆辛丑左公祠堂刊本萝石山房文钞四卷等书”云云，觉明先生笺曰：“左萝石诗当有乾隆十八年（癸酉）刊本《梅花屋诗集》余有其书。”又曰：“乾隆辛丑为四十六年，癸丑为五十八年，皆视十八年为晚。”但刚主师此处在于说明所列清光绪十六年重刊本之价值：“此本后出，故搜辑较为完备，编制亦甚严谨，其中奏疏如北使二疏等篇，均有关明季史乘。”而觉明先生乃补其所见也。
增订本完成后，刚主师即写成《明末清初的学风》。这是1963年，他参加四川大学历史系纪念顾炎武诞辰350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在这篇三万余言的论文中，刚主师讨论了晚明的社会背景、明末的集社与遗民思想及由此而产生的学风等问题。这显然是他对晚明时代历史认识的进一步提高和博知晚明史料基础上的升华。
待到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拟再版增订本。此时已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学术思想更为活跃，刚主师在学术与史籍上的积淀亦更为深厚，又不同于十年之前。他一方面感到了晚明时代的社会变迁，同时也有感于这一时代历史对于其后淬砺民族气节的启蒙作用。
他在当年三月为再版《增订晚明史籍考》所作前言中说道：
明末清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动荡时期。它也和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一样，在学术思想、社会经济和风俗文化上有自己的特点。在这时期里，出现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又由于清军入关和南下，激起了广泛的抗清斗争。社会经济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反映在上层建筑领域，明末进步的学术思想家则提出民主学说。当时有心人士，为了记载之一段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事实，曾写下了无数辉煌灿烂的篇章。可是到了清乾隆时期，统治者就下了严禁野史、焚毁“禁书”的命令。凡是家藏野史而不交出来，一经发觉，就有斩首灭门的危险。但是人们冒着危险，把这些违碍书籍“复壁深藏”，保存起来。到了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者的入侵，清朝已入衰微时期，外患频仍，人民涂炭，于是志士仁人忧时嫉世，为了救亡，又把这些野史稗乘搜辑起来，拾遗补缺，编印成书，以淬砺民族气节。在清末和民国初年，同盟会和南社的兴起，章炳麟等人就在日本东京刊行了黄宗羲著的《明夷待访录》、张煌言著的《张苍水集》等书，拿来作为宣传的武器。
字里行间，充分流露出刚主师对于晚明时代那一段历史的激情。刚主师对于史籍考的每一次修订，都十分认真，甚至书前原序，也曾经三次修改。此外还有一些技术上的修订，例如原藏于上海涵芬楼之书，抗日战争期间书楼毁于“一二八”战火，劫余之书转藏北京图书馆，燕京大学藏书转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再修时均作更订。
同年，他以近八旬之高龄，再作江南访书之行，是否有意于增订本史籍考的补充修订，尚未可知。但其后成书的《江浙访书记小引》中，刚主师对自己而立之年为撰写史籍考的访书颇有动情的追忆：
近年以来，我有机会能到江浙等地阅读古籍珍本，回想我在“三十而立”之年的时候，所看的仅是明末野史一类东西；现在由于各图书馆的大力支持，我遂得以从吾所好，涉及的方面较为广泛，无论是政治经济、考据词章以及科学技术、文艺美术各种罕见的书籍，能有机会阅读，实为至幸。但由于时间关系，只能是五熟鼎中的珍馐，仅尝一脔。
更是由于时间关系，刚主师虽有江浙访书之行，却未有重新修订史籍考之举。1982年春，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的《增订晚明史籍考》问世，刚主师特地又给了我一本，并且在书的扉页上写诗道：
幸逢盛世百无能，坐守青毡过一生；攘掷年华惊岁月，拾得瓜蒂报君情。
当时刚主师经历“文革”的十年浩劫，经“落实政策”搬进了团结湖新居，即晚年其文中经常提到的团结湖畔瓜蒂庵，颇有幸逢盛世之感。但刚主师此时已年过八旬，四月二十八日赐书时，他已有不适，不久住进东直门中医院，后转至协和医院，不幸于当年九月病逝。至1985年《江浙访书记》终由三联书店刊印成书时，刚主师已于三年前病逝。
四、史籍考之简评
柳亚子先生在《怀旧集》中的《续忆劫中灰的南明史料》一文中曾评价《增订晚明史籍考》说道：
这部书，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它虽然以晚明为号，上起万历，不尽属于晚明的范围，不过要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这部书，也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了。
称之为一个钥匙，足见其对于晚明史研究之价值。不过柳亚子先生此处所谈晚明，实是指南明而言，故以上起万历为“不尽属晚明的范围”。其实刚主师此书所括，自晚明乃至南明之史籍，尽在其中，故自万历间而至清初郑氏之亡，作为一个历史时段，即明亡前后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种种变化之历史，多少有些明代遗民情感的延续。但以今日学界观点的认识，此段历史又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社会转型与转型失败之变革时期，因此对此段史籍的考订，不仅是研治南明历史的钥匙，也是研治自万历至明亡这一晚明时段历史的钥匙。
朱彝尊之《经义考》，章学诚之《史籍考》，皆学者所称经史专门目录之学。其要义在于对古籍的搜辑与对作者、源流、成书、评价及真伪的考订，是一种极见功力的学问，亦称传统治学之基础。朱希祖先生称其有三期：第一为搜罗广博；第二为考订精审；第三为去取轻重。
所谓搜罗广博，即尽可能将晚明之史籍一网打尽。刚主师自青年时起，即为访书而足迹遍于大江南北，目的也即在此。今观《晚明史籍考》，其所收录，不仅多海内外罕见之旧藏孤本、抄本，且于各类书籍亦亟求其全。如传记之类，则列朝鲜人撰述之属及明季妇女传记之属，地方文献家乘之属；杂记类有日本流传之记载，内容虽简，却有存其目类之意义。全书末卷有宫词诗话小说传奇之类（初作诗词传奇），盖明清之际，士人多有亡国之反思，以诗代史为其时之一大特征。最具代表者如钱谦益之《列朝诗集小传》，而最有史料价值者，则属秦征兰、蒋之翘《天启宫词》、王誉昌《崇祯宫词》，所谓得之白发宫监之口述，而以宫词述之者。但其书既名史籍考，其必然于广博收录前提之下，考订精审、去取轻重。
《晚明史籍考》之体例，其凡例中即称：一仿杨凤苞《南疆逸史跋》之例，即以时代为先后，以事实内容性质为分类；二仿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孙诒让《温州经籍志》。
其述要之方法则除集版本书目提要序跋之外，并多有考据文字，与旧目录学之著作有所不同。清代目录学之成果，至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为集大成之作。“近世百多年间，“藏书志”成为最受藏书家、目录学家青睐，在学术界最有影响的目录体裁之一。”刚主师既有志于史籍目录学之研究，自然对于前人目录学实践与积累有极好的承传与发扬。但《晚明史籍考》与旧日目录志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限于一家之藏书，而集其所能见之海内所藏；其与旧日书目提要不同之处，则在于他不仅限于史籍的真伪优劣考证，而且尽可能收录序跋叙录，使读之者一目了然，有按图索骥之功效。
《晚明史籍考》初成时，刚主师仅而立之年，凭着治学的热情与执着，完成了搜罗广博的时期。至于考订精审，其时刚主师虽年少初成，但得其师梁启超先生指点，如史籍考序言中所说：“犹慰忆桢初草此稿时，梁启超先生尚无恙，每草一篇，必呈师席，为之点定，指示矩矱；至无舛谬而后已。未几先生即归道山，不克见是编初稿之成，徒以学识谫陋，裁断不足，何去何从，无所是正，良用怅惘。”这自是刚主师的自谦之言。但所谈其初稿成书之过程，在梁启超先生指点下，治学和门径则是极为规范正统的。此后随其治学的深入，日渐精进，对于古籍的把握，更有了极高的见识，去取轻重之选择也便把握自如了。
故其于史籍考自序中曾说：“若夫搜辑史料，近人所重，广求遗书，固足补苴史事，裨人见闻。然明季稗乘，传抄互谬，校订之功，尤不可缓。”其于此序文之中，列举全谢山等为搜辑散佚，创为新说之代表；以夏嗛父、李悉伯等为校订旧籍，证别真伪之代表；徐彝舟等为检拾遗闻，繁琐考证之代表。他因此批评夏、李所津津乐道之事，与重要史事无关。提出因时代之不同，目光观点亦因之而异的说法。
此见于刚主师初修《晚明史籍考序》之中，但其增订时复改定序文，进一步指出：“盖昔人所注意者则在于朝章典故、诸王世纪之异同、政变时事、传闻之谬误，而今所注意者不独清兵入关，人民积受凭陵，起而为抗清斗争，壮士义愤，由帼遗芬，足以增爱国主义之教育者，所宜加详；而当时人民生产之情况，政府经济之措施，以及民生利弊，社会风俗，昔人多未注意，而今者尤不可忽。”由此而再进一步论及于史籍考订之意义。
如其所称：“明季野史稗乘，种类至繁，若搜集丛残，整理爬梳，必有发前人之覆者。兹举其一例而言之，若陈舜系之乱离闻见录、佚名撰研堂见闻杂记，以及吴应箕之留都见闻录、史玄之旧京遣事等，就其见闻述明季朝野之时事，何异东京梦华之录，皆足供当时社会风俗之资者也。故万季野之修明史端重实录，温睿临之撰南疆逸史取材稗乘。昔元遗山于金元之际，筑野史之亭，搜辑旧闻，以当实录，古人著书，已取重野史，有由然矣。”此乃讲搜辑野史之意义。
再讲考订之意义，如其于史籍考中述及《鲒埼亭集》经清代之文狱，中多墨钉阙文，而可用私家传抄本考补。其后刚主师于上海图书馆见杨秋室校本《鲒埼亭集》，作跋述其书刊刻之过程后，复专述后人对其补校考订之意义：
谢山文集所以分内、外编者，盖仿明季遗老文集分内、外编之意。内编为不甚干清廷忌讳之文字，其经心之撰作关于明朝兴复之事迹，以及记月湖、汾社忠烈之遗芬者，则在外编。然《鲒埼亭集》既非纯出于谢山手编，其所搜辑编制次序，非全合乎明季遗老编订内、外编之旨，篇帙且有重复互异之嫌，而缺落之处尤多。如史刻本《鲒埼亭集》卷二十-《董永昌传》脱后篇，凡二百四十四字；卷二十七《李贞愍传》中脱六十九字；卷二十八《李元仲（世熊）别传》全缺。近童藻孙氏于《童氏族谱》中复辑出《怀远童先生七秩寿序》等篇。至是书缺文墨钉逐处皆是。嘉、道间归安严元照为之补写其遗文，手校全稿，在于发明文义，补其不足。湖州杨秋室凤苞虽仅有《鲒埼亭文集》三十卷手校本，然考订文集中之舛讹，补证其事实之原委，尤于研治明季史乘有关。谢山《鲒埼》一集始可卒读，二者不可偏废也。
此即言及史籍考订之精义所在。其实刚主师对于秋室的文风并不十分的满意，曾于《一士类稿序》中称其文风重于引证博辩，却不免有琐碎之病。但秋室对全谢山《鲒埼亭集》的考订，使之始可卒读，则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论秋室之考订，可见刚主师考订之见识。
刚主师论及晚明史籍的考订曾有“八考”之论：一考万历天启间三案；二考晚明之党社；三考李自成、张献忠起义之真相；四考甲申之变及抗清志士；五考南明诸王及南明诸臣事迹；六考野史以补证《南疆逸史》诸书；七考野史为抗清诸臣之辩诬；八考各地抗清之义师。由此“八考”可知刚主师极重南明之历史，竟占“八考”中之“五考”。而就史籍考全书篇幅而言，则自甲乙之际至南明史乘，南明三朝、鲁监国、台湾郑氏及抗清义师之内容，已逾全书三分之一，注录史籍既多，考订文字且详。如戴笠之《怀陵流寇始终录》一书之考订，几近万言，用玄览堂丛书本、钱遵王旧抄本及上海涵芬楼旧藏《流寇长编》二十卷原稿本对照互证，以编年或为其书之初稿，原本未见流传，故备录以资参考。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刚主师对于史籍的考订是极为详尽的，史籍考中每卷之后，即开列未见诸书，既存目以备考，又不囿于一己之见，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学术的科学性余地。其中仅文集一类不列未见诸书，盖因明人文集过于浩繁，内容既为繁杂，而关乎明季史事之属亦难以裁定，故未列存目。《晚明史籍考》即曾于杂记类存目中列入杨龙友《洵美堂集》，实为龙友之文集，时未见其书，当非杂记之属。龙友为贵州才子，然以其与阉党马士英有姻亲之干系，遗文不甚留传，但其虽与阉党有染，却牺牲于抗清之浙闽前线，本应是一位垂名于青史的人物。其著不传，实历史之不公。龙友于《洵美堂集》之外并有《山水移》今已选编而成《杨文骢集》刊行。增订本中，《洵美堂集》已于杂记存目中删去。
刚主师于其所作《中国善本书提要序》中还曾谈及对何乔远《明山藏》一书的认识说：“如明末闽中学者何乔远，是个受资本主义萌芽影响、思想比较进步的人士，所著《名山藏》有《方技纪》《货殖纪》，记载了历代正史多所忽略的科学家和对外贸易商人的事迹。桢《晚明史籍考》对之曾有叙述，诚有一得之愚，然对《名山藏》版刻情况稍略，有三兄（按即王重民先生）则考订了《名山藏》各种刻本卷帙先后的不同和书中的篇目，适足以补我之阙略。”但《晚明史籍考》并未将《名山藏》做专题收录。
又《今文类体》，一作《明文类体》，为清余姚五桂楼黄澄量汇订明代原刻各家文集辑录本，体例颇近黄梨洲《明文海》。刚主师初未见其书。1979年江南访书至浙江图书馆，得见此书，系当年杭州大学张先生赴四明山查勘五桂楼藏书时购得。刚主师对此书极为推重，特作补记，并录其篇目。张先生另于来薰阁得有吴县潘介祉原藏《明季南北略》旧抄本，后收于杭州大学图书馆，其卷数与通行本不同，且内容多出约三分之一，是极珍贵的本子。刚主师作《晚明史籍考》，知杭州大学藏有此抄本，却未得见其书，仅注录版本说明。后张先生之婿任道斌君与我同入刚主师门下，其时张先生已去世多年，道斌君承先人之志，在刚主师指导下将南北略抄本整理由中华书局出版。刚主师访书记中，特将此事附记于《今文类体》目下，存以备录。
又一则与史籍考相关之事例见于刚主师《江浙访书记》中所记《东江疏揭塘报节钞》八卷、附《东江客问》一卷。据刚主师所记，该书为明崇祯间刻本，现藏于浙江省图书馆。书中所述皆贬袁崇焕而扬毛文龙，盖袁诛毛即明末之一冤案，而袁之死，更天下之大冤案。刚主师著《晚明史籍考》时，知其书而未能得见。
《增订晚明史籍考》卷十八，传记下，有明天都汪汝淳撰《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一卷。其后记称：“桢闻赵万里先生云：文龙被袁崇焕诛死后，其子承斗，亦著《辨冤录》，以攻击袁崇焕，与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其性质相同，有崇祯间刊本，惜忘其名。”
其下有明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八卷，即浙江图书馆藏明崇祯二年刊本，末附吴惟英国华著《东江客问》一卷，与访书记中所记略同。但当时刚主师并未得见其原书，故所述颇简。此本其少年著书时事，却时记于心，至晚年再访书至浙图，终得一睹原书，并于其后记道：
桢草《晚明史籍考》时，虽经赵万里先生提示，以未见原书，故未能著录。今获见此书，夏定域先生为之考订其事甚详，故录其所撰《检记》于此。至袁崇焕之斩毛文龙与袁崇焕之以通敌嫌疑被诛，皆明代之冤狱，究其实皆非毛袁之过，而实由明朝统治者调度之不当。且崇焕之斩文龙，据明末小说稗乘，文龙浙人，与陈继儒有隙，诉诸崇焕而被杀戮，纯由私人挟嫌所致，于此可见明末党同伐异之见过深，内讧不已，此明所以败也。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尚藏有明崇祯间刻本《镇海春秋》，为章回小说体，残存第十回至二十回，亦为文龙昭雪之作，亟称文龙之忠勇，袁崇焕通敌致寇，毛则死著芳名，袁则遗臭后世，则纯为文龙辩冤之作也。但均为清廷毁禁之书，故流传甚罕。
夏先生与刚主师交友，据刚主师记述，其得识浙江图书馆前馆长张宗祥先生，即由夏先生之引见。1963年秋，刚主师为增订《晚明史籍考》之事，观书于孤山浙江图书馆。由夏先生引见张先生于里第，并得其所著《铁如意馆手抄书目》。至1979年深秋再次访书江南，又于浙图经刘慎旃先生出示张先生手抄《鲁王案》《楚王案》各一卷。次年初夏返京，整理所见之书，特撰题记，以补史籍考之阙。由此可知，刚主师晚年再次访书江南，作访书记，实有补其《晚明史籍考》之意义。
刚主师即以这样的治学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因得以给后人留下如此之多且极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而其晚年，犹以不辍的笔耕，追求学术的探索。我常想，若天假其年，以其半个多世纪之学术沉积再着力于晚明史籍的考订，这部书将会成为何等的规模？为作此文，重读此书，如面聆先师的教诲，抚书思人，更倍感对刚主吾师的无限思念。
前言
四十多年前，我编写了《晚明史籍考》这部资料丛编。1964年，这部书经过修订，改名《增订晚明史籍考》。粉碎了“四人帮”的今天，党的“双百”方针重又得到贯彻，我的这部旧著又得到了和读者见面的机会。这对像我这样一个多年从事晚明史资料搜集和研究工作的人来说，真是莫大的鼓舞。
明末清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动荡时期。它也和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一样，在学术思想、社会经济和风俗文化上有自己的特点。在这个时期里，出现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又由于清军入关和南下，激起了广泛的抗清斗争。社会经济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反映在上层建筑领域，明末进步的学术思想家则提出了民主学说。当时有心人士，为了记载这一段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事实，曾写下了无数辉煌灿烂的篇章。可是到了清乾隆时期，统治者就下了严禁野史、焚毁“禁书”的命令。凡是家藏野史而不交出来，一经发觉，就有斩首灭门的危险。但是人们冒着危险，把这些违碍书籍“复壁深藏”，保存起来。到了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者的入侵，清朝已入衰微时期，外患频仍，人民涂炭，于是志士仁人忧时嫉世，为了救亡，又把这些野史稗乘搜辑起来，拾遗补缺，编印成书，以淬砺民族气节。在清末和民国初年，同盟会和南社的兴起，章炳麟等人就曾在日本东京刊行了黄宗羲著的《明夷待访录》、张煌言著的《张苍水集》等书，拿来作为宣传的武器。在我学习研究明末清初历史的过程中，深感这一段历史是史学工作者不能忽视的。一九三一年我在北平图书馆工作时，在梁启超先生的启发下，编写了这部《晚明史籍考》。那时我的识力是有限的，且又囿于见闻，理论水平不高，只能说是“网罗放失旧闻，以事存人”而已。
新中国成立后，承柳亚子先生不弃，帮助我修改这本旧稿。又承郭影秋同志和南京大学历史系同志们提出修改意见，增补了颇多的资料，定名为《增订晚明史籍考》。柳先生对于我重编这本旧稿是很关怀的。在他《怀旧集》中的《续忆劫中灰的南明史料》一文中说：“这部书，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它虽然以晚明为号，上起万历，不尽属于晚明的范围，不过要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这部书，也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了。”老人家如此过奖，实是对我的一个鞭策。时光荏苒，我已“惕时玩日”，垂老无成。如今，学术研究之风大扬，四十多年前的旧稿得以重印，真是枯树重花，令人百感交集！当然，这部略加修改的旧稿，还是不够成熟的，只不过对于来者聊做抛砖引玉之资而已。
最后我要说的是，周采泉先生给我提出了颇多补充资料和修改意见，周绍良同志帮助我修改和校订，在这里谨致以感谢，并请读者指正。
谢国桢一九七九年三月于北京
自序
余既辑明季史部，野史稗乘，条其篇目，分其部居，大要粗明，可以缮写。乃为之序曰：
明太祖朱元璋，以淮右布衣，起兵濠梁，建立明社，恢复中华。大乱之后，人民疾苦得以苏息，经济文物得以恢复。然而仁宣以后，未历数世，而政治隳败，域内各族凭陵，峻法于上，而厚敛于下，乡绅贪横，豪势专恣，黎民百姓已不堪其苦。降及万历天启之时，客魏擅政，门户纷争，横征加派，水旱荐臻，于是农民群众揭竿而起，清除暴戾，拯救饥寒。奸诡贪婪之徒，为保持其统治之势力，开门迎敌，残害手足，清兵铁蹄，得以长驱入关，两京不守。
当甲申乙酉以还，海内奋起，群情愤激，共起抗清，不忘故国，拥戴明裔，借谋匡复。于是福王由崧即位南京，建号弘光，唐王聿键即位福州，建号隆武，桂王由榔即位肇庆，建号永历，鲁王以海监国绍兴，漂泊海岛，唐王聿镇起兵广州，建号绍武，为时最促。凡此数代，为继存明统，后世称之曰南明，而清朝统治政权，则目之为五藩。其他若韩王本位，为荆襄十三家军所拥立，据守巴东山中，建号定武，因僻在一隅，不为后世所注意，而历时最久，其被清廷剪除，反在永历之后。
至于各方义旅，赴汤蹈火，英勇力争，若史可法之誓师江表，孙嘉绩画江之役，大兰寨主王翊之四明结寨，六狂生华夏屠献宸等翻城之役，郑成功、张煌言之率师北伐，以及郑成功之攻克台湾，李定国之收复西南，李来亨等之抗战巴东，东西相峙，清廷竭尽其力，始能镇定。若吴三桂等之反复无常，至清康熙二十年辛酉（一六八一年）为清兵所平，郑克塽聚兵台湾，至二十二年癸亥（一六八三年）始入清朝版图。
在外表观之，明祀似已告终，然而蕲黄四明之依岩结寨，山陬海涘之会社密谋，所在多有。细审有清一代，志士仁人，谋推翻清廷者，前后继起，未尝中绝。故论明之统绪，以其统治权之张弛言，则当万历以后政治隳败，早失人心，其权势威力，业已告终；若人民奋斗之毅力，坚贞不屈之精神，堪与有清相终始者也。
余尝以为有明一代，史学最盛，若焦竑之《献征录》，王世贞之《四部稿》，何乔远之《名山藏》，郑晓之《吾学编》，恢弘典则，蔚为巨观。沿及明末，著述尤繁，全祖望称“明季野史，不下千家”，盖当时人士迫于清军之入关，痛统治者之朘削，积愤于中，不能不吐，因之发为文章，冀以警策将来，此群众之义愤，人民之心声也。洎夫清廷统治中国，康乾而降，为夫制人民，巩固其统治，不得不先严野史之禁，以期泯灭史迹，借杜人口。然有志之士不为力屈，民族遗献，复壁深藏，得以不坠。鸦片战争之后，忧时之士，鉴于国势之凌替，外患之频仍，乃竞喜研究明季史乘，以激励士气，发扬民族气节。迨至辛亥革命，禁网既弛，遗书日出，昔日秘藏之苦衷，已可昭揭于今日，名篇巨制，为昔人所不易睹者，皆可以家弦而户诵矣。
综核明季稗乘，其统记一代史事者，则有谈迁之《国榷》，查继佐之《罪惟录》，张岱之《石匮书》等书；其记万历至崇祯时事者，则有董其昌《万历留中奏疏》，文秉《定陵注略》，孙承泽《山书》等书；其记农民起义者，则有戴笠、吴殳合编之《怀陵流寇始终录》，彭孙贻《平寇志》等书；其记南明诸朝者，则有查继佐《国寿录》，冯梦龙《甲申纪事》，佚名撰《南都荩言录》及瞿共美《天南逸史》，沈佳撰《存信编》，刘茝撰《狩缅纪事》以及李天根之《爝火录》等书。其记鲁监国者，则有查继佐《鲁春秋》，林时对《雪交亭集》，黄宗羲《鲁监国大统历》等书；记郑成功者，则有夏琳《闽海纪略》，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阮旻锡之《海上闻见录》，傅以礼辑《忠节纪实》等书；纪吴三桂者，则有傅以礼所辑之《楚之梼杌》等书；其记客魏者，则有《玉镜新谭》《斥奸书》等书；记党社者，则有吴山嘉撰《复社姓氏传略》等书；记史狱者，则有范魏撰记《范氏私狱》，傅以礼辑《庄氏史案本末》等书。
昔全祖望治明季遗事，屡称林时对《雪交亭集》、卢宜《续表忠记》二书。夏燮撰《明通鉴》，以未得文秉《先拨志始》、沈国元《两朝从信录》为憾，晚始获萧国琛本，重校刊行。又若温睿临《南疆逸史》五十六卷足本，徐秉义之《明末忠烈纪实》，亦多人所罕睹。凡此诸书，在前人喜治明季稗乘者，若杨凤苞《秋室集》《南疆逸史跋》，刘世瑗征访明季遗书目，为其目所不载者固多；然其目所载而今反亡佚者，亦殆所不免。唯今斯辑，较谢山所言明季野史凡千余家之说，合已见未见之目，亦竟与之相等，固不可谓非幸事矣。
有明一代史部，著述虽繁，然率为缙绅士大夫所撰论，多向壁一曲之见，其仇口诬蔑，颠倒是非，若《永昭二陵信史》等书，至遗沈德符私史之讥，固无论已；即一二名篇，亦间有驳杂之处。
盖家期马班，人各操觚，但凭传闻，遂至舛讹，故黄梨洲、顾宁人、全谢山诸君，已屡言之。黄梨洲撰《谈孺木墓表》云：“予观当世，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岂真有三长，足掩前哲，亦不过此因彼袭，攘袂公行，苟足以记名姓，辄不难办。”顾宁人讥之为废铜，未为苛论。洎后年湮代久，传抄悠谬，益不可读，窥其成因，厥有二端：一为明末统治阶级缙绅士大夫门户之见过深，一为遭清乾隆间之毁禁。讹误相传，益失其真。
当明之季世也，统治者内部，分为两大派，不曰东林，则曰魏党，其他又有楚、浙、昆党之分。《明史》卷二百三十一《顾宪成传》论党争之祸云：“凡救三才李三才者，争辛亥京察者，卫国本者，发韩敬科场弊者，请行勘熊廷弼者，抗论张差梃击者，最后争移宫、红丸者，忤魏忠贤者，率指目为东林，抨击无虚日，借魏忠贤毒焰，一网尽去之，杀戮禁锢，善类为之一空。崇祯立，始渐收用，而朋党势已成，小人卒大炽，祸中于国，迄明亡而后已。”
文秉《先拨志始》叙云：“盖门户之局，胎兆于娄东，派歧于四明，衅开于淮抚，而究以国本为归宿。其为东林者，则羽翼国本者也；其为四明者，则操戈东林者也。外此则秦、晋、齐、楚、西江称强，然声应气求，要不出此二者，左右分袒，玄黄互战，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盖当时士大夫，私相结合，必须入党，寒素士子，互同声气，乃立社盟，东林虽扶持正义，排斥邪氛，始终不渝；然壁垒过于森严，不能团结当时人士，使向往者无以为悦从自新之地。故当时致有“东林未必皆君子，而魏党未必皆小人”之语。至魏、齐等党，专为营利谋私者，更无论已。是以彼此攻击，益成水火。
洎夫北都不守，南都建立，史可法、刘宗周等主立潞王，马士英辈主立福藩，马阮辈但谋获得政权，置国是于不问，致南都倾覆，魏党余孽，不能辞其咎也。至唐王、鲁王局促一隅，犹存正统之争。及乎永历，虽僻居南服，然各方响应，山泽并起，宜乎联合云贵荆襄，农民义军，和衷共济矣，乃柄政者计不及此，复有吴、楚两党之争。吴党以朱天麟、吴贞毓等为主魁，内援马吉翔，外倚陈邦傅；楚党以金堡、刘湘客、丁时魁、蒙正发、袁彭年为主，外联瞿式耜，内恃李成栋，当时有五虎之称。信有如《明史》所云“祸中于国，迄明亡而后已者”。当时著书立说诸君，莫非身列党籍。
其专记门户党祸者，魏党所撰之《三朝要典》《吾征录》，东林党所撰之《颂天胪笔》《先拨志始》《两朝剥复录》等书，各有成见，是非显然，姑无论已。其他记明季史事之书，亦无不各有成见。若记南都时事者，魏党余孽则主拥护弘光；党社诸子则多非议之，唯李清之《南渡录》，较得其平。若黄太冲、全绍衣，则不独疑伪太子、伪皇妃，即弘光亦疑为伪，弘光庸暗，不能恢复振作，致失民望，遂致众恶皆归；然疑之为伪，则其言未免过甚。至王夫之《永历实录》，亦多左袒之辞。吴伟业《绥寇纪略》，为复社名士出脱。虽以黄王之贤，犹尚不免，其他则更可知。吾尝疑邹漪之《明季遗闻》，夏完淳之《幸存录》，岂无持平之见，徒以见罪党人，便为人所轻，余子更无置喙之地。至记农民起义之书，当时载笔者本其统治阶级之立场，概目义军为“流寇”，不惜伪造事实，横肆诬蔑，其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更无论已。
当清顺治、康熙之间，虽有“庄氏史狱”，尚无禁书之举。康熙十七八年间，广征遗书，编修《明史》，尚未有焚毁之事。洎乾隆三十年，修《四库全书》，始同时焚销野史。三十九年八月谕云：“明季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此等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其江西、闽粤、湖广亦或不免，岂可不细加查核。”
当时通行全国，收缴禁书，皆辑有目录。归安姚氏获有《军机处抽毁书目》及浙江、河南共三本，刻《咫进斋丛书》中。顺德邓氏又有《江宁违碍书籍目录》一本，与姚氏所得多有不同，因改名《奏缴咨禁书目》，合姚氏所刊《销毁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及《奏缴咨禁书目》，并为一卷，刊在《国粹丛书》中。唯邓氏所得江宁官本，所列之目仅及丁景吕诗稿而止，为残缺不完之书。近北京图书馆获有四川刻本，堪补邓氏之缺，前列乾隆三十九年讫四十三年之历年诏谕，亦较他本为多，为禁书书目中最完善者。鄞县马氏亦得山西、陕西二本，但未及此本之详。故宫博物院亦发现《军机处奏缴毁禁书目档册》一本。
当时禁书之举，江浙尤甚，自乾隆三十九年至五十三年，据兵部所报，销毁之书共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卷。至乾隆五十八年，犹严谕遵行。其间乾隆二十二年更有删存野史之事，如黄道周《博物典汇》中之“奴酋”篇，多经删改，亦全失其真。凡诗文集有违碍字样，均被删去，其焚禁之烈，何异秦火。
野史幸而传于今者，为民间深固秘藏，转相移录，割裂倍甚。
有二书而误收为一人者，如近人辑《黄梨洲遗书》，有记郑成功史事之书二编，一名《赐姓始末》，一名《郑成功传》，郑成功传记至克塽之降，去梨洲之卒已数年矣，则知其必为误收也。
有一人同时而作二书者，如邓凯《从难缅甸》，同时作《也是录》《求野录》二书。朱子素困守嘉定，同时作《东塘日札》《嘉定县乙酉纪事》二书。凡一人而记一事，不应更作二书，此必传抄互伪，或后人伪托者也。
有一书而数名者，黄宗羲《弘光实录》，一名《弘光实录抄》，又名《弘光纪年》。《行朝录》本为隆武纪年，与永历纪年合并者，见杨凤苞《南疆逸史跋》，后人乃增辑各家汇为一书。又佚名撰《五藩实录》，又名《南明五小史》，与商务印书馆排印之《南明野史》，实即一书也。
有名同而实异者，如李清之《南渡录》，一名《甲申日记》，凡六卷，而又有佚名撰《南渡录》二卷。
有二书误为一书者，顾炎武《圣安纪事》二卷，刻在《亭林遗书》中，又有《圣安本纪》六卷本，刻在《荆驼逸史》，有发明，有书法，书为纲目体，与宁人作书之旨不合，实即文秉之《甲乙事案》。
有一书而误为二书者，瞿共美之《东明闻见录》《粤游纪闻》，刻在《明季稗史》等书中，然二书所记事实，首尾衔接，余尝见抄本《备征录》中有《天南逸史》，实即此二书所合成，李慈铭之疑可以释矣；又冯苏之《劫灰录》《见闻随笔》，实即一书。
有似一书而实二书者，如《酌中志余》一书，刻于《正觉楼丛书》中，观之似刘若愚《酌中志》之续集，然余见旧抄本，实即《两朝剥复录》之足本。
有伪托古人之书者，如排印本之《南天痕》，实即《南疆逸史》而多一论赞耳；又如顾炎武所辑之《海甸野史》，全祖望所辑之《明季甲申野史汇编》，皆出后人伪托。
至于当时人所辑之史，如冯梦龙之《中兴伟略》，与顾炎武之《圣安实录》，全录邸抄奏疏，辗转雷同；又如李清《南渡录》，夏完淳《续幸存录》，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任意割裂，传抄互异。明季稗乘，断烂不完，或抄写舛谬，若此类者盖亦不可胜数。
自乾隆中收缴禁书之后，遗黎私记，复壁秘藏，抽毁殆尽，残剩百一，幸故乡耆旧，犹及见此者，每酒酣耳热，间述旧闻，犹存口说。遗文轶事，其幸而存于今者，盖亦仅矣。
然则野史稗乘不几可废乎？曰野史稗乘安可废耶！考证旧闻，订补正史，多赖稗乘。明代《实录》，天启一朝中之四年、七年为冯铨所盗窃，残缺不全，崇祯一朝，《实录》独缺。沈国元之撰《两朝从信录》，为补泰昌、天启两朝；孙承泽之撰《山书》，即备《崇祯实录》之缺。
清修《明史》始于顺治二年，开馆于康熙十七八年间，至乾隆四年始成，历时几近百年。当时纂辑之士，多为一时名宿，但以易代之时说胜国之事，忌讳孔多。万斯同《明史》原稿，既经王鸿绪臆改，修订之后，至乾隆四十二年更重订译名，纪传亦有所改订，见王颂蔚《明史考证捃逸序》。明史事实更失其真。其专记南明之书，若《南疆逸史》《小腆纪年》等书，亦均有可订补之处，非借野史稗乘，何以能得其真，故明季稗乘，可以补订旧闻者，举其大要，约有八端。
万历、天启间三案一事，最为繁复。妖书一狱，《明史》不载忧《危竑议》及《续忧危竑议》之文，《先拨志始》《酌中志》则记其事。皦生光一案，《明史》亦记载不详。又如熊廷弼之弃市，出自冯铨、丁绍轼之构陷，而不知有“夜半了当黄立极”之阴谋。凡此诸事，夏燮《两朝剥复录序》与朱莲洋《论修明通鉴书》，言之极详。今《三朝要典》《吾征录》《颂天胪笔》等，两造之书俱备，可资考订，此其一也。
《明史》不为党人立传，前人已多言其非。明季人士节烈之风，不亚东汉党锢、南宋太学，至于结社之风，尤与民族气节有关。东林诸贤，《明史》虽略言其事，而社中诸子抗清之举，则语焉不详。野史言复社人物者，则有复社姓氏等书，而人名多有不同。至记社中之事，以各怀己见，不能如一。吴伟业之作《复社纪事》，不记吴翻、孙淳之事，计东曾致书以矫正之。其他若应社、读书社、登楼社、惊隐社等事，则散见各书，难知其详，若钩而辑之，可以补证史事，此其二也。
明季农民起义，北方则延安首先发难，江南则有佃农暴动，盖积于明廷专制之严威，层层之剥削，不得不起为殊死之斗争。然自不肖宦竖，开门迎清兵入关，高爵大禄者腼颜事仇，而农民义士，转而为抗清战争，南明统绪赖以不绝者，垂十余年。此足值大书而特书者，乃明季士夫目之为“流寇”，丑加诋娸，略无赞词。唯当时人士据目睹所书者，如称“李自成均田免赋”及“假行仁义”等事，尚可略知真相之一二。至清代人士追记之书，詈农民起义，即所以颂谀清廷，是非颠倒，愈失其真。不有戴笠之《怀陵流寇始终录》，查继佐之《罪惟录》，计六奇之《北略》等书，则无由考见当时之真相，此野史之足贵者，此其三也。
甲申之变，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农民军退出北京之后，自此清朝贵族与劣绅地主互相勾结，到处挞伐，至造成“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广州放赏”悲惨血腥之事迹。而缙绅士大夫在其统治阶级立场上，专注意于农民进入北京死事之臣，如冯梦龙之《绅志略》，吴伟业之《虞渊沉》，津津乐道某人是否死节或“从逆”，然于时事何补。唯如屈大均之《四朝成仁录》，查继佐《国寿录》，彭孙贻《甲申以后亡臣表》，统记有明抗清志士，慷慨不屈之气节，然所记亦有互异之处，此可以探讨者四也。
《明史》于明代建州女真，清初开国事迹，多隐讳顾忌，未敢直书。于南明诸王，则附记列传诸王之下，南明诸臣仅记张国维、张肯堂、袁继咸等数人，其他不载者颇多。明季野史，最足以资考订，此其五也。
温睿临《南疆逸史》，徐鼒《小腆纪年》，在记南明史中最为完备。然杨凤苞《南疆逸史跋》，称其撰事不核。若记怀远侯常延龄之迎降，其事多诬；故家乔木，若徐宏基、李升、李锡祚、邓文昌数人，皆缺而不载。《小腆纪年》，先记史事，后附考异，可谓完矣。然李慈铭《小腆纪传跋》，亦指其缺落之处甚多。明季野史，堪以补证，此其六也。
至传说之谬误者，如史可法之殉扬州也，或诬云“公跨白驴去，如姚平仲故事”。或诬云“缒城走，自沉于江”。或云“城破拘之，三日不降乃杀之”。得杨遇蕃、安珠护、史德威三家之说，而后死节之事始彰。安珠护说见《秋室集南疆逸史跋》，杨遇蕃说见王源《居业堂集·史阁部遗文序》，史德威所著《维扬殉节纪略》及黎士宏《托素斋集》，书殉扬州事。
郑成功沉鲁王于海一事，傅节子云：“同时黄宗羲《行朝录》、温睿临《南疆逸史》，于鲁王末年，事迹均疏略，于是杨禄荣《三藩纪事》，误据传闻，倡为成功沉之于海，正史亦袭其语，遂成千古冤狱。”晚近乃发见张煌言《祭鲁监国文》，而后知此说之诬。
当时野史文集中，但凭传闻者，固当有以谅之，如李世熊《寒支集》中《张玄著先生传》，误玄著、名振为一人，所叙事亦误合名振、煌言二人之事，传闻异词，悠谬如斯，太冲、谢山为表章订正之功不浅。
若其存心颠倒史事者，全谢山所云：“彭孙贻《平寇志》为君子之过，邹漪《明季遗闻》为小人之过。”其说固未必确，然如李明睿建议南迁，出吴伟业、邹漪之饰说，谓因起复曹化淳而诏收魏忠贤遗骸，不知以化淳为魏党，乃《燕都日记》之诬辞。又如《玉堂荟记》，于黄道周诸贤亦多不满。
当时佥壬诬罔，所作私史，好之者曲为掩饰，恶之者丑肆诋娸，皆不可不辩，此其七也。
以上诸例，间采杨凤苞、夏燮之说。清兵奠定河北，进侵江南，极尽镇夫扫荡之能事；《明史》既为之讳，不独当时人民受创之状不得其详，即明季志士恢复之举，亦无由知其故。若荆襄十三家军之雄踞巴东，李定国之起兵西南，郑成功之据守台湾，其经济之来源，军事之纪律，其间必有维持之法。又明季起义之师，所在多有，依岩结寨，浙江湖南诸地，历祀不绝。清廷进行其统治挞伐之策，其在北方不曰“于七党”，则曰“逃人民”；其对于江南遗黎，钳制尤烈，不曰“逆书”，则曰“通海”，于是有史狱、迁界、奴变、禁社盟诸事。若网罗逸闻，搜辑旧事，董而理之，必可于社会经济、民族气节足资探讨，发生光彩，此其八也。
然董理旧事，非可徒侈空言，须有条理可循，综而论之，可得数事：
一、整理史事必须掌握全面之资料，从其所属阶级分析而辨别之，始可明其真相，如明季野史记农民军行事，多横肆诬蔑，非站在统治阶级缙绅地主之立场上而言，则为一二不肖之人，背叛农民军而投降清朝，为其自己出脱，如记大西农民军之书：《蜀碧》《欧阳生遗书》，其类皆是，然如《怀陵流寇始终录》等书，大顺农民军行军之纪律，军事之策略，犹可以于其书中字里行间时一见之，不能掩也。
二、凡数书所记略同，且由身历目验者，其说较确。如史德威《维扬殉节纪略》记阁部之殉难，《江阴城守记》记阎典史之城守，邓凯《也是录》、钱秉镫《所知录》、杨监《笔记》等书，记永历朝之亡缅、咒水诸事，必较可信者是也。
三、明季史事散见各书，须合观数人所著之书，而后得其全者，如客、魏之杀戮诸贤，《三朝要典》《颂天胪笔》诸书，不过记其朝章之大者而已。然当日诸君子罹祸之状及诸义士营救之烈，则未能悉举也。幸有黄煜之《碧血录》燕客具草之《天变邸抄》、孙奇逢之《乙丙纪事》、朱完夫之《北行日谱》，较而比之，而后其故始明。又如吴三桂之据云南，则有《平吴录》《吴逆取亡录》《吴三桂纪略》诸书，当时情势可以略见者是也。
四、又当时记载纷繁，莫衷一是，如永历朝内部之冲突，致为孙可望所制，因之有“吴贞毓等十八先生之狱”，当时记载其事之书，不下三十余种。海盐朱希祖先生，曾作《永历大狱十八先生史料评》一文，颇为考其事实之先后，记载之异同。又永历时党祸之烈，传说不同，鲁唐之争，记载多异，此宜折中众说，归于一是者也。至于考证史迹之法，辨证年代，尤当注意。如鲁王之薨于金门，距成功之卒已数年。则成功沉鲁王于海之说，则知其事之必伪。又如鲁王监国，与隆武建号，年月先后，传说纷歧，非博考群书，不足以定其时日，既见汪光复《航澥遗闻》，始知鲁王已在台州监国，确在唐先。至明季野史所记，颇以一己之爱憎，评骘人物，凡丑诋而奇扬者，其间自必有说，非阿其所好，即由于其所恶，此不可不辨者也。
若夫搜辑史料，近人所重，广求遗书，固足补苴史事，裨人见闻。然明季稗乘，传抄互谬，校订之功，尤不可缓。要之搜辑散佚，创为新说，以全谢山、杨傅九、张秋水诸人为最详审；校订旧籍，证别真伪，以夏嗛父、傅节子、戴子高为最确。唯昔贤著述，亦恒有令人不解者，如徐彝舟、李爱伯诸家，其学不可谓不笃，然兢兢于遗事闻、繁琐之考证，在今日观之，似觉与重要史事无关，而前人津津乐道之者，亦因时代不同，目光观点亦因之而异。
盖昔人所注意者则在于朝章典故、诸王世纪之异同、政变时事、传闻之谬误，而今所注意者不独清兵入关，人民积受凭陵，起而为抗清斗争，壮士义愤，巾帼遗芬，凡属反抗民族夫迫之史料，所宜加详；而当时人民生产之情况，政府经济之措施，以及民生利弊，社会风俗，昔人多未经意，而今者尤不可忽。明季野史稗乘，种类至繁，若搜辑丛残，整理爬梳，必有发前人之覆者。
兹举其一例而言之，若陈舜系之《乱离闻见录》、佚名撰《研堂见闻杂记》，以及吴应箕之《留都见闻录》、史玄之《旧京遗事》等书，就其见闻述明季朝野之时事，何异《东京梦华》之录，皆足供当时社会风俗之资者也。故万季野之修《明史》端重《实录》，温睿临之撰《南疆逸史》取材稗乘。昔元遗山于金元之际，筑野史之亭，搜辑旧闻，以当实录，古人著书，已取重野史，有由然矣。
往者士大夫喜谭明季遗闻，搜讨逸史。计六奇撰《明季南北略》，成于康熙十年，温睿临撰《南疆逸史》，成于康熙四十年左右，当时虽有“庄氏史狱”之事，而未有禁书之令也；故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徐秉义《培林堂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颇存明季之书。至乾隆以还，士大夫乃噤不敢谈史事。
至史狱之最早者，当以顺治二年南京延可史狱，罪戍沈阳。结冰天诗社事，见陈子砺《粤东遗民传》。其后乃有庄廷鑨、戴南山等史狱。凡有藏明季野史而不献者，亦且致罪。如彭家屏以藏《潞河纪闻》等书，罪至父子大辟，究其事实，据《违碍书籍目录凡例》，野史之干禁者，不过用永历年号及书建州“奴酋”字而已。
书永历年号之事，明末史家之意，以清顺治时，闽粤一带，尚非清廷所有，统纪明之历数，自洪武元年戊申至永历十六年壬寅，凡享国二百九十六年，而后以康熙元年继之。如薛氏《宋元通鉴》以庚辰之岁为宋而元继之之例，明代遗民，皆宗此说。详海滨野史撰《建州私志》及戴田有《南山集·与余生书》。戴田有以《与余生书》论永历正朔获诛，则清廷之残酷可知。
书“奴酋”字样事，如陈仁锡《无梦园集》等书，有“奴酋”字样者，皆列入禁书。全谢山生当乾隆之时而谈胜国之事，《鲒埼》一集，其不触奇祸者，可谓深幸矣。
洎夫嘉道以后，内政日窳，外患突起，士夫忧时感世，始稍稍复喜治明季史事，以励气节，其最著者，若杨傅九搜辑佚史，著《南疆逸史十二跋》，后此之谈明季野史者，无出其右。张秋水著《冬青馆集》，记社事最详。吴山嘉撰《复社姓氏传略》，搜辑亦备。夏燮订正野史，亦极精审。若同光之时，钱映江、戴子高、李爱伯、傅节子，均喜谈胜国遗闻。映江欲作《南明史》未成。子高亦欲成书，尝精校《南疆逸史》，考证独详，今藏上海涵芬楼。爱伯校读明季之书，多借之傅节子。节子收藏极富，尝窥陆心源皕宋楼、仪顾堂及周星贻书抄阁之书，辑《忠烈纪实》《楚之梼杌》《庄氏史案本末》等书，均未刊行，著有《华延年室题跋》，亦不易得。
皕宋楼之书，已归日本静嘉堂文库。仪顾堂之书尚存湖州，归其县中图书馆。书抄阁之书，后归乌程蒋氏梦苹，今已入上海涵芬楼，楼中颇藏晚明野史，周氏之书殆居其半。后遭上海一二八之变，多罹劫火，为之太息。
当清同光之间，藏书家亦间藏野史，故丁氏八千卷楼、缪氏艺风堂间收稗乘。缪氏之书近已散失，八千卷楼之书，已归南京图书馆，独为完好。顺德李文田，治边疆之学，亦喜收晚明之史，陈伯陶著《粤东遗民传》《东莞五忠传》，即取材其书。刘世瑗尝辑《晚明遗书目》，则据《南疆逸史跋》之目，著者之意，固欲据以搜罗，作为著书之资。惜不永年，其业未竟。
当清之季年，邓秋枚、黄晦闻、刘师培等，创立神州国光社，翻印旧籍，鼓吹革命，编《国粹学报》及《国粹丛书》，影印明季野史不下数十种。陈去病尝作《明遗民录》，刊载《国粹学报》，惜其书未成。晚近海盐朱希祖先生喜藏野史，闻有一书，不惜兼金求之，缪氏所藏野史多入其手，故所得独多。其他则如丹徒丁氏、高阳李氏、九江李氏、东莞伦氏，均有藏书。丹徒丁氏藏校邵懿辰所藏万历以来二十八科《题名录》、弘光元年《历书》、崇祯时缙绅，均为佳本。高阳李氏多乡邦旧籍。九江李氏藏书最富，颇有明季稗乘。若东莞伦氏，则藏有清一代文集独多，可备文献之征，其野史遗闻亦多佳种。凡此诸家，皆藏晚明野史之最著者。按钱泰吉《曝书杂记》云：“陈节亭名欣，晚专抄明季遗事，不下数十种，若排比成书，亦谈氏《国榷》之亚。”是知道咸时人士，亦竞尚搜辑遗事之风矣。
桢之草斯辑也，盖始于侍先师梁启超先生饮冰室讲席，先生插架颇富，即于所藏丛书中求之，犹嫌以为未足。先生乃介桢于海盐朱希祖先生、东莞伦明先生，得窥其所藏。江安傅增湘先生并出所藏晚明野史，以资阅览。自服务于北平图书馆，命专理其事，俾成完书，馆中所藏之书，得悉资披览。吴兴徐森玉先生，精于赏鉴之学，凡有所得，必以相告，因得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东方文化会、孔德学校图书馆、鄞县马廉先生之书。凡藏书之地，无不亟往求之，如是者且二年。庚午之秋，乃复远游江浙，北上沈阳，冀得窥江南塞北之遗书，乡邦遗老之传说，于是得见南京图书馆、上海涵芬楼、吴兴刘承干先生嘉业堂、海盐张元济先生涉园、平湖葛氏传朴堂、上虞罗氏殷礼在斯堂、辽宁故宫博物馆所藏者，凡有明史稗乘，必登之于册。盖自属稿之时，以迄纂辑成册，凡历公私藏书之所约十数处，费时阅四年，而初稿始成。然余读杨秋室《南疆逸史跋》，其所列之书，不见者尚夥。杨氏所列之书，未知仍否在天壤间，抑秋室当时亦仅见其目，深冀他日能尽览其书，如有所得，再为补考。
一九三一年四月中旬安阳谢国桢记。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修改重定。
凡例
一、是书所搜辑史籍之时代范围，由明季万历至崇祯，以迄清康熙间平定三藩事件时为止。凡关于此时期之野史稗乘，网罗考订，汇为斯编。
一、是书略仿杨凤苞《南疆逸史跋》之例，以时代为先后，而以事实内容性质之分类副之。大要可分为两个重要时期，而以甲申为限断：其一则以甲申之前，上溯至万历为一时期；其二则由甲申之后，南都建立以迄清初平定三藩为一时期，各以当时事实类录于后。其总记有明一代史事，及通述南明建立经过者，则置诸每时期之首，以明其事实发展之经过，仿刘歆《七略辑略》例也。晚明史乘记载，事实相蒙者极多，如是编所列万历至崇祯朝事及党社诸目，其书多有互记一事者。又记南明建立各朝史事之书，多为传记之体，与本书传记之属，亦多有互相冲突之处；若不加以区别，则散漫无纪。兹编所列门类，分合之际，亦不过举其大概以示断限而已。
一、每类之中，亦略分子目，以明系统。如卷一通纪，总记有明一代历史，然内容体例，亦复不一，故分为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杂记等项；卷五党社，则分为明季门户，三案之争、东林、社事诸目。目录之学，原为道人治学之工具，期于斯编之中，略能窥见当日之事实，所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者也。
一、明末记辽事之书颇多；唯自清乾隆后屡加毁禁，原书久佚。辛亥革命，迄于解放，野史秘籍逐渐发现，清初史事，社会性质，赖兹以明，兹别撰为《清开国史料考》，不列此编。
一、是书仿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孙诒让《温州经籍志》之例。序跋、题跋、凡例，按其时代排列于前，而编者按语，置之于后，审量情况，亦有变通之处。凡所辑录序例题识以有关于史事及书籍存佚、版刻流传者为主，颂谀之文，骈辞摛藻者，概不泛登；其不抄序录全文者，则加“略云”字样，以示区别。而编者按语，为说明书中之内容，评价其价值，供读者探讨之一助。
一、书录著录版本，始于宋尤袤之《遂初堂书目》，取便读者，其法至善。兹编所收各书版本，凡编者所知者，皆行著录，并注明藏诸何家，以便读者寻检。但改订是书距初编之时，历时已久，中经变乱，书多易主，如上海涵芬楼所藏劫余之书，今归于北京图书馆，前燕京大学藏书，今归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之类。凡公私藏家确知其变更后庋藏之所者，均悉加改定，以期便于检查。其他藏家尚未能确知流传何所者，则加“旧藏”字样，以示其线索，而待于访询。至知其目而未见其书者，徒以未经目验，安知其不在天壤间？未可遽名为佚，故均列于未见诸书中。至宋元旧椠，多记行款；但野史稗乘，既非珍奇秘藏，资人赏鉴之书，唯期以考一代之史事，知史学之源流而已，故暂付阙如。
一、是编所搜辑之书，以明末清初人士所记当日时事，与通记有明一代史迹，兼及启祯南明者为主，辅以后人所搜辑之资料，有系统之撰述，可补史事之阙者，以次编入。凡所著录概以成书者为限，至零星短篇，如逐一辑录，则挂一漏万，反至自乱其例，故不泛登。
一、明季稗乘著者率多生于明清易代之际，著录时代颇难断定。兹编凡明末遗民，及在明有科甲者，尽题明字；其已入仕清朝者，则题清字。如事实不明，则仅题其姓名；籍贯、时代则暂从阙如。至书中著者自题别号或籍贯冠以古地名，则称“原题”以仍其旧。其撰人可疑，或系伪托者，则称“旧题”，用志区别。
一、全祖望云：“晚明野史，不下千家。”盖以明清交替之际，明政既以窳敝；继之清兵入关，人民积受夫迫侵陵，发展而为英勇抗斗之伟绩。当时人士，身经感受，义愤于中，乃竞起为史，记述实况，以昭示来者。兹编之旨即在搜辑史事，以淬砺民族气节；摭拾旧闻，以存一代之文献。昔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辑有明著述，备后世之献征。兹编窃效其意，然草创初成，识力绵薄，愧非其伦也。
一、是编初印本流传已久，遗漏舛误孔多，已承读者不弃，指疵正谬，匡我不逮，并以改编相勖，益增感愧。因之不揣固陋，就近年所见各家庋藏明季稗乘，为当时未经采及者，皆审其性质，以类编次，约增三分之一。原本之标目命题，辑录按语，于观点、立场、方法有误者，亦竭其所知，逐一改订。然管窥蠡测，深恐见闻未周，谬误之处，仍所难免，尚希读者，不吝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