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觉醒与超越》——本文献给四月读书会

上半年，突然对欧文·亚隆的书籍起了兴趣。前几年就读过欧文·亚隆的《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当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那么出名。4月份参加“春天的熊”读书会时，报名了《直视骄阳》的主题阅读，与诸位书友聊下来非常有收获。之后6月份，四月读书会又召开了欧文·亚隆主题，虽然与会的人大多只读过一到两本欧文·亚隆的著作，然而我是突击阅读完五本，做了充足的准备。然后一发不可收拾，读完了欧文·亚隆的十一本出版物，包括把《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又读了一遍，从之前的外行看热闹，渐渐的可以领悟出一些门道来。并且，关键在于对自我疗愈方面有了很大帮助。

实际上，欧文·亚隆这么出名，可以归功于他的小说。他把心理治疗中发生的故事融入了自己的小说，甚至给历史上的名人虚空问诊，比如疯了的尼采。然而我读下来发现，这些小说之所以精彩，可以归功于欧文·亚隆在书中展示的浓郁救世主情节。每一步小说都涉及人性的拯救，给人一种对自我或者对他人进行干涉非常轻松的感觉，毕竟小说的结尾总是完美的。实际上心理治疗这件事漫长且困难，欧文·亚隆每一个小时的费用是三百美元，许多病人在他这里治疗几年都没能成功，白白耗费了上万美元。所以读完小说便跃跃欲试的小伙伴，可能难免会有些失望。

读《人格障碍的认知行为疗法》——缺爱，这篇读书笔记中我曾提到，我一直处于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中。简单来讲，按照中二症的阐述方式，我花5年取回了我的社会性，我克服了身为I人的恐慌，参加销售或者说推销工作，又花5年取回了我的集中力，进行注会司考等证书的学习，感觉促成了大脑的第三次发育，现在处于第三个阶段，我的目标是花5年取回笑容，我的问题包括表情不协调，而如今渐渐发自内心的大笑。在这个过程中，我大约读过五十至六十本有关心理学的书籍，各种疗愈方法见了不少，但是我在读欧文·亚隆的书籍时，还是发现了引发我兴趣的新的东西。

让我灵光一闪的那本书叫做《爱情刽子手》，其中第二故事，卡洛斯是一个癌症病患，面对绝症带来的死亡焦虑，卡洛斯不由自主的通过性幻想来抑制。在欧文·亚隆安排他进行团体治疗时，同组的病人都对他非常有意见，这是因为他说话非常油腻，并且总是将话题往性的方向引导。面对同组女士袒露自己被强暴的遭遇时，卡洛斯表现出一股恶趣味的样子，并且仔细盘问细节，他自己管这个叫做坦诚。而小说的主角（治疗师），通过卡洛斯的女儿唤起了他的移情，类似于“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当卡洛斯真的发自内心去安慰同组其他病患时，他神奇的发现，自己的焦虑消失了。

实际上，欧文·亚隆的诸多小说都有如此反转化的内容，而最受大众喜爱的那一本书大概叫做《当尼采哭泣》。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医生布雷尔，佛洛依德的老师，和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尼采，精神分析学的起源，相互切磋。在尼采着手治疗布雷尔的同时，布雷尔也治好了尼采。在欧文·亚隆看来，咨询师与病人是一对旅途中的伙伴，是一个相互成就、相互治愈的过程，犹如黑塞的《卢迪老师》。反过来说，病人如果可以把自己放在治疗师的位置上看待问题，则有助于建立其对于共情能力的训练。通过移情与反移情的方式，不止对于“病人”进行分析，同时也对“咨询师”进行分析。

所以，欧文·亚隆非常提倡团体治疗的方式。虽然很多精神病院都会把患者召集起来做团体治疗，但是欧文·亚隆所聚焦的核心是不一样的。欧文·亚隆的团体治疗，所聚焦的核心是“互动”。欧文·亚隆认为大多数寻求治疗的病人在人际关系上都存在根本问题。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陷入绝望是因为他们不能与他人建立并维持持久满意的关系。所以，关键是帮助病人理解他们的行为是如何阻碍自己与周围人建立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的。特别是在住院治疗中，病人每天有16个小时醒着，与其把时间浪费在只为消磨时间的无聊活动中，还不如为病人提供学习社交技能的机会。

典型的门诊病人团体一般是由1～2名治疗师主持，治疗对象可由6～10名具有相同或不同问题的成员组成。治疗以聚会的方式进行，每周1～2次，每次时间1.5～2小时，治疗次数可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而定。在治疗期间，团体成员就大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观察和分析有关自己和他人的心理与行为反应、情感体验和人际关系，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得以改善。治疗师选择病人时很谨慎，会对他们进行1～2次的个别会谈，帮助他们为团体治疗做好充分准备。治疗师带领团体的时间至少持续一年，而且一般都是自始至终地带领这个团体。当然，成员必须要签保密协议。

欧文·亚隆对于团队治疗的抓手是“此时此地”。一个治疗性团体就如同一个社会的缩影。也就是说，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一个人在治疗团体中的表现就会非常接近他在外部社会环境中的表现。同样，一个病人在社会中适应不良的人际关系模式也会在治疗情境中与其他人的互动中得到重现。例如，如果一个人渴望拥有亲密关系，但总以一种命令、操纵的方式与人打交道，结果发现自己总是被拒绝和孤立，那么他在团体中仍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同样的人际困境。那些在生活中表现谦虚、让人反感、恐惧亲密关系或喜欢竞争的病人在治疗团体中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表现出来。

团体治疗师如果不懂得怎样运用团体互动，那么团体就会变得一团糟。错误的聚焦有两种：即彼时彼地问题导向和普遍话题导向。聚焦于“彼时彼地”是一个最坏的选择，因为团体所提出的劝告或建议很少能切实解决病人在院外所面临的问题。或者说，在不到1到2小时的团体治疗时间里，凭借不全面甚至歪曲的信息，团体成员很难提出对病人有用的解决办法。第二个糟糕选择是把团体治疗的焦点放在普遍话题上。由于大多数病人对与己无关的主题讨论缺乏动机，最后导致这样的话题讨论常常显得漫无目标且过度理智化。这样的团体治疗并没有使得病人真正解决困扰自己的问题。

病人并不需要向团体提供关于自己过往生活的详细描述和人生波折的冗长叙述，因为更多准确而生动的信息，可以通过观察此时此地病人在团体中的人际互动过程而获得。比如，某位叫莫里斯的病人，在会谈中占用大部分时间，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在财务问题的失败经历上。一些病人显然很不感兴趣，另一些病人则表现出似乎无所谓的样子。渐渐地，大家都对莫里斯的行为感到抓狂，避免和他接触。根据“此时此地”原则，团体对他的财务困难是无能为力的，但团体成员们却可以做很多努力来教会莫里斯，让他明白他是如何驱使别人离开自己从而导致最终被孤立的下场的。

事实上，莫里斯的妻子离开了他，孩子们和朋友们躲着他，但这些问题并非如他认为的是因经济困难引起的，而是由于他过于强迫地关注金钱、过分关注自我以及对他人的需求不敏感造成的。如果这个团体的带领者是受过良好训练的个体治疗师，就不会浪费把焦点放在“互动”上的互动机会，例如：讨论其他成员对莫里斯重复和独自占用团体时间的感受，团体成员的不参与，团体成员对于治疗师不能有效带领团体而产生的愤怒和挫折感，等等。治疗师在团体中的任务是帮助病人详尽了解他们被扭曲的、扰乱的人际关系并加以矫正。

同样的逻辑，与其把焦点导向普遍话题，不如将成员的注意力集中到团体中的重大事件上——“我的存在”。比如，每个团体成员都会对陌生人来观察团体会谈产生一些想法。团体成员就可以讨论：作为一个观察者，我在这儿观察的作用是什么?我与治疗师是什么关系?或者我会如何处理在观察中获得的信息?同样，团体成员觉得无聊、不安，以致毫无理由地离开团体；在会谈过程中起身互换位置；打断别人说话；打瞌睡；故意诱导治疗师；成员在相互交流中暗含不恰当的敌意或亲热的话外音，等等。而这些事件如果能得到恰当的处理，就有可能转变成具有治疗意义的有利条件。

假设有这样一种情形，某治疗团体已经明确规定团体会谈必须按时开始、任何成员都不能迟到，此时，一个名叫玛丽的26岁女病人，在治疗开始几分钟后询问治疗师，她是否可以出去喝杯咖啡。治疗师拒绝了她的要求并告诉她太迟了。几分钟后，有人提到某人正在来会谈的途中，玛丽趁此机会再度提出要求，她认为既然团体还在等待其他人，她是否可以先出去喝杯咖啡。此时，治疗师开始聚焦于刚刚发生的事情上——玛丽的行为向治疗师展示了她与其他人交往的本质。治疗师对玛丽的行为感到非常愤怒，他解释道，玛丽的要求让他左右为难。

玛丽是否知道她这样做等于要别人把她当成小孩子而非一个26岁的成人来看待呢?治疗师说道：“也许你对其他人也是如此吧。如果是的话，那在以后的治疗中，这不就是你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吗?”此时，团体中的其他病人也表示，玛丽让他们产生了同样的感受，在和玛丽交往时她就像个孩子。玛丽承认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事实上，玛丽的先生最近离开了她，他无法忍受玛丽要他扮演父亲的角色。玛丽处于一种无助的心理状态中，她认为自己什么也控制不了，因而需要一位父亲来照顾她。治疗师提出了相反的论点：“需要一位父亲”才是她最根本的问题。

感觉自己“失去控制”或者人为制造“失去控制”的局面，仅仅是一种寻找并吸引“父亲”的模式罢了(可惜，从治疗师对她的反应可以看出这种模式其实是无效的)。上述互动讨论的过程仅持续了4～5分钟，就完成了对玛丽的整个治疗。这一为时甚短的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问题一经识别就直接向病人指出来，而且团体中的其他成员也主动帮助玛丽意识到这是一个影响深远且重要的问题，终于使她认识到目前的生活危机与这个问题息息相关。整个讨论过程是在充满支持和鼓励探索的气氛中进行的，这使她有意愿在院外的后续心理治疗中继续解决该问题。

治疗师在团体中的任务是帮助病人详尽了解他们被扭曲的、扰乱的人际关系并加以矫正。在团体治疗过程中，个体必然会重现其不良的人际互动模式。更有利的是，团体中还有许多观察者，他们对某一个体的行为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团体成员可以从他人那里获得反馈，并尝试接纳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例如，他们会逐步发现自身的哪些行为会使他人愿意接近自己，哪些行为则会让他人疏离自己。他们会领悟到潜意识中的自我阻碍：尽管他们渴望与人亲近，但其行为结果却总是与这一渴望背道而驰，令自己陷于孤立的境地。

以此时此地为焦点不仅给每位成员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来源，同时也为成员尝试新的行为方式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场所。病人拥有顽固的、灾难性的幻想是造成其行为僵硬固着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如果自己做出了不同的行为就会导致某些可怕的事情发生。例如，一个阿谀奉承、被动性强的人可能隐藏着一种幻想，认为如果他的表现更坦率(譬如，与人意见不一致、打断别人的话、要求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或表达愤怒)将会给他带来极其糟糕的后果(被拒绝、受到打击报复或被愚弄等)。要想有所改变，就必须解除这些灾难性的幻想。

有效的治疗机制包括让个体尝试这些他们觉得可怕的行为模式，以此验证他们的灾难性幻想并不会真的出现。例如，当个体第一次表现出有主见的行为，发现自己被他人接纳、得到了更多的尊敬和喜欢而不是愤怒与拒绝时，这就是极具治疗效果的一次体验。但是，在日常的社交活动中，要尝试新的行为是极其困难的，需要冒很大的风险：由于个体无法确信能否从他人那里得到诚实、坦率的回应，因此，宝贵的人际关系可能会从此破裂，个体所依赖的人也许会就此离开。与此相反，团体治疗中的此时此地则是试验新行为的绝对安全的场所。

当然，读到这里，读者未免还是对团体治疗的运行方式比较怀疑，实际上，团队治疗运行成功的关键在于治疗师的控场能力。这就是纯粹的技术问题，比如治疗师的任务是要把团体外的主题切换为团体内的相关内容，将抽象转变为具体，把非个人化的表述转化为个人化的交流。当某位成员开始以抽象的方式抱怨时(比如，“我希望能更加果断”或者“我太容易受惊吓”)，治疗师必须想办法将这些抽象的话转化为有特定意义的话，并且与团体中另一位成员的行为联系起来。例如，治疗师可以说：“请你看看，在这个房间里谁让你受惊吓了?”，将个体引导至“此时此地”中来。

又比如害怕团队治疗中存在冲突，实际上，如果当事人因受刺激太大以致无法从中获益，治疗师可转而帮助其他成员从中获益。比如某次，哈里森对治疗师大吼大叫，然后转身摔开椅子，拼命跑出房间。于是，有些成员表示，让他们觉得舒服的最好办法就是离开会谈室，并且希望治疗师允许他们离开。治疗师指出，离开现场是对他们最没有帮助的做法，毕竟在过去，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面对压力时都会选择退缩，而治疗的目的之一就是协助大家找出有效处理压力的方式。于是，有人建议大家试着互相支持；其他人则提议直抒胸臆、一吐为快，谈谈对“此时此地”的感受。

在会谈的最后几分钟，团体的注意力转向一位对哈里森的攻击反应最为强烈的女孩身上。她叫朱迪，显得尤为惊恐。团体成员耐心地协助她，鼓励她谈谈自己的恐惧以及团体中可能发生的事。她对治疗师说：“他可能会打你。”治疗师回答：“那又怎样?他可能会打我的鼻子。但这里还有10个人，大家都会来帮忙。人们难免会遇到糟糕的事，不过很快就能恢复。”于是，朱迪坦白自己在一年前遭受过强暴，最让她害怕的并不是对哈里森的恐惧，反而是她的愤怒以及她那几乎无法控制地想要撕碎他人的欲望。朱迪得到了团体成员的极大支持，其他女士也分享了自己曾经的难堪经历。

最后，来谈谈我自己的情况。我17年回家修养，之后便宅在家看书，零零散散的跑一些读书会。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我接触了April所主理的四月读书会，在其中获得了极大的心理疗愈。我虽然长期从事销售工作，一天接待几十个客户，但我本质是一个I人，工作中与陌生人的交往，仅仅只是脱敏了而已，内心其实是一个比较孤僻的人。April在四月读书会中，实际上无意中对我达到了某种团体治疗的效果。在她的控场下每个成员都有机会发言，有着比较安全的倾诉环境。她每次都从一本书籍开启主题讨论，最后总是把落脚点引向让参与读书会的每个成员分享实际的内心感受。

有时候虽然有点矫情，但是她由书引出讨论主题是符合欧文·亚隆在书中例举的团队治疗议题原则。比如，“1.我真正想念的人是？2.我经历过的最痛苦的离别是？3.面对分别我会？”；“1.最近一次我发怒是因为？2.让我感到非常愤怒的那件事是？3.当我生气时，我通常会？”；“1.当我独自一人时，我感到？2.人生中我感到最孤单的时候是？3.人生中我感到最不孤单感的时候是？”。在四月读书会中我得到了内在力量和优点的强化，并且开始跑其他线下读书会获得正反馈的自循环。当然，这个过程还有很多其他朋友的帮助，这里也要特别感谢维尼老师，平时在她这里白嫖了不少心理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