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小识:暗斗中的张国淦

吴真《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近日在朋友圈很火，也是真的好读。其实本书从2018年著者在《文学评论》发表《郑振铎与战时文献抢救及战后追索》一文开始，到2019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勘破狐狸窗: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人事与书事》一书，收入《1940年，见郑振铎一面有多难？》、《郑振铎与中日文献争夺战》两篇文章，再到2020年《上海书评》发表《郑振铎中了潘博山的圈套？——王伯祥日记中的无意史料》一文，最后2025年《读书》第5.6期分别发表《郑振铎与徐微的战时情缘》、《郑振铎一九三九年日记中的地下工作》两文【检索所得，或有未备】，完全是长时间作业，水到渠成写成的一本书。即便如此，也有未尽善处。如在本书第六章《虎窟之旁，人海藏身》第三节《经营书店，开明同人相濡以沫》中只出现过一次的张国淦先生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书写份量不够)，幸好“被誉为‘郑振铎研究第一人’的陈福康先生”(著者在《后记》中如是说)已有一篇专文《张国淦掩护郑振铎》来说明这个问题，文中引郑振铎《求书日记》:

“……‘一ニ·八’后的一个星期内,我每天都在设法搬运我家里所藏的书。一部分运藏到设法租得之同弄堂的一个医生家里;一部分重要的宋、元刊本抄校本,则分别寄藏到张乾若先生及王伯祥先生处。所有的帐册,书目等等,也都寄藏到张、王二先生处。比较不重要的帐目,书目,则寄藏于来薰阁书店。又有一小部分古书,则寄藏于张芹伯先生和张葱玉先生叔侄处。……第二天一清早,便跑到张乾若先生处,和他商量。乾若先生一口气答应了下来,说,食宿的事,由他负责。约定黄昏的时候,再来一趟,由他找一个人带我去汝林路(今宛平路）住下。我再到张【耀翔】宅,取了那个小包袱,还借了一部铅印的杜工部诗集,辞别了他们,他们还坚留着我多住若干时日。我不能不辞谢了,说不出什么感激的话。那天下午在乾若先生那里,和他商定了改姓易名的事,和将来的计划。他给我以许多肯定而明白的指示。到了薄暮的时候,汝林路的房主人邓芷灵先生和夫人来了。匆匆地介绍一下,他们便领我到寓所那里去。电灯已经亮了,我随着走了不少不熟悉的路,仿佛走得很久,方才到了他们那里。床铺和椅桌都已预先布置好。芷灵先生年龄已经很大,爽直而殷勤,在灯下谈了好些话,直到我连打了好几次的呵欠。那一夜,我做了不少可怕的梦,甚至连汽车经过街上,也为之惊慌起来。……在这些友人们里,我应该个个的感谢他们,永远地不能忘记他们,特别是张乾若先生和夫人,王伯祥先生,张耀翔先生和夫人,王馨迪先生和夫人!有一个时候,那位医生有了危险,不能不把藏在那里的书全都搬到馨迪先生家里去!张叔平先生,张葱玉先生,章雪村先生等等,他们都是那末恳挚地帮助着我,几乎是带着“侠义”之气概。如果没有他们的有力的帮助,我也许便已冻馁而死,我所要保全的许许多多的书也许便都要出危险,发生问题。” 从郑振铎的自述中，我们可以深切的感受到张国淦先生在掩护他行踪，代他秘藏珍籍账目的侠义之举，而且是“一口气答应了下来”，没有丝毫顾虑。郑振铎的感激之情，也体现在了他赠予张国淦先生限印一百部的《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一书，此书的第一部即赠予张国淦先生，而书中专章(第八章《慷慨好义的“叔平先生”》）书写的张叔平得到的是第二部。 如此大义的张国淦先生彼时处境亦忧，据杜春和《张国淦先生传略》所述: “由于张老屡拒敌伪的拉拢,已引起敌人的怀疑,为防不测,遂于1941年春举家迁居上海法租界以避。但当时上海敌伪的活动亦十分猖獗,张老到此不久,就有汪伪政权的司法院长温宗尧、行政院长梁鸿志、上海市长兼警备司令陈公博及伪中央政治局委员周佛海等重要头目找上门来,都许以高官厚禄引诱张老参加伪政权,均被张老‘严词拒绝’。当时‘南北各地凡过去在政界中旧相识者,现已投敌之人,无不前来游说拉拢’。张老均不为所动,并与他们‘坚决断绝来往’。同时,张老还与上海爱国人士如刘厚生、冯昆甫等商借贷款,帮助在沪从事地下工作者。凡是被敌人捕去之人,‘不问何党何派,只问是抗日者,必设法营救’。 张老由于终日处在敌伪包围纠缠之中,心情苦闷,急思摆脱,即决心入川暂避。亲友们都以他年高体弱,力阻其行。而张老则说:‘我如死在途中,能在墓前写‘义民张国淦之墓’,于愿足矣。’1941年底,张老原打算由沪乘轮至香港,再易机飞往重庆。轮票已购,忽闻香港亦被日寇占领,此路不通。翌年,又打算由鄂西或豫皖交界的界首镇西行,‘均因路梗,不克成行’。 此时太平洋战争虽已爆发,但日寇为作垂死挣扎,在中国战场上的攻势更加疯狂。张老日见国土沦丧,同胞遭难,自己‘因病不能积极奋斗’;加之在生活方面自抗战后不能售稿,只能靠卖书渡日,至‘时有粥不给’之困境,因此朝夕感愤,痛不欲生。他在写给三弟海若嘱托家中后事的手书中说:‘书估必择易销之货,所脱手者数百种,丛书较多,其中与我共处十三经中之《易》、《诗》、《周礼》、《三传》、《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九种纪事本末》、《文献通考》、《二十二子》、韩、苏、王诸家之《集》等等,数十年不离左右(大半圈点尚不苟且,有眉批,并详注地方沿革。虽近刻本,均是初刻),均载之而去。生平于事已过者从不追悔,只此尚不能忘情也。’又说:‘曩年津借之款,去前两年已将方志抵押筹还一部分,新债旧债将来再算。······我身如未还,英、瑞亦必还。’他此时到了新旧债台高筑,靠变卖书籍去还债及维持全家温饱的地步,其困苦情景可想而知了。 因此,张老在此时所写的家信及一些诗文稿中,经常流露出愤不欲生的极端苦闷心情。如他在一首《有感》诗中说: 所欠惟一死,偷生六八年; 终朝蒙重雾,何日见青天! 又在《夜不成寐有感坐起书之》的诗中说: 所欠惟一死,不死将奈何! 去日还苦少,来日更苦多。” 读上可知，张国淦先生与郑振铎一般，已是穷困之极，但二人为国珍护典籍，忍辱负重，却是相知。 至于陈福康文中不了解的邓芷灵先生，或是国术家万籁声的老师。在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氏《武术汇宗》一书中有《邓芷灵老师小传(道功师傅）》一篇，抄录如下: “邓师芷灵，原名昭孔，字希圣，芷灵其别号也，川人。禀赋敦祥，幼承家学，壮好博访，于孔孟渊源，多辟蹊径，而尤致力乎佛老，世莫能知余夙承指导，获益良多。先生为余谈道之暇，常讲孔孟哲学一贯之理，别有慧解，非今人所得窥其奥，著有《大中一贯解说》，迟当行世。先生壮游泮水，力于国学，洎乎晚清，历学师范法政及高警卒业，深谙兵步将校之术。民国元年，地方拥为开县革政总司令；民三，袁总统聘为政治顾问；民六，被选为参议院议员；民十，又为全国财政讨论会委员，嗣以政局日非，刷新无望，决然引退，购书万卷，日事披阅，不问国事。十五年，长民大【民国大学】，困于经济，不克展其材，抑或天厄之以有待也。【补:1927年，奉系军阀统治北京后。是年12月，邓芷灵先生辞职，由张学良继任校长。1928年任河北临榆县知事，只数月而去】当先生之诞生也，太师母梦至一古刹，上悬一匾，书‘心中如一’四字，时太老师拟作孔门忠恕一贯之义，故命名曰昭孔，而以希圣字之。及弱冠读易，著有《万殊一本，一本万殊》图一帙，复著有《人生原始要终图》二十帙，发前人所未发，则其禀赋，非偶然矣。先生常谓儒可宗，道可学，佛亦可学，三教各确真谛，三教不必合一事，有万殊，理无二致，但求有益于身世为归。” 又查:“邓芷灵(1876-1955)，原籍四川，定居杭州。原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清朝拔贡，北京师范学堂毕业。历任《北京日报》记者，北京大学讲师，民国大学、华北大学校长等职。著有《养蜂经验》。”从以上关于邓芷灵的传记资料和张国淦的生平经历来看，二人相识相知是极有可能的。而且郑振铎《求书日记》里也说:“芷灵先生年龄已经很大,爽直而殷勤”【补:2004年《武当》杂志刊有万籁声《记“八大武林异人”》一文：“邓芷灵，原名昭孔，字希圣，芷灵是他的别号。四川人都说他具有待人诚恳，言辞吉利的素质。”】，彼时(1941年)邓芷灵正好(1941-1876=65)岁，符合他的说法。 郑振铎在邓芷灵处住了大约一年，于1943年1月下旬迁到居尔典路(今徐汇区高邮路5弄25号)，吴氏书中有述。 又，陈福康曾出镜2020年放映的《炮火下的国宝》第三集，本集正是讲述郑振铎在上海“孤岛”时期为国家收购古籍的往事，主旨与吴书同。但开篇郑振铎像竟似【是】瞿秋白，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