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海去”之后呢？
“‘上海’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心灵结构。”2025年8月1日，青年作家水笑莹凭借小说集《到上海去》入围第七届宝珀文学奖初选名单。在她笔下，“上海”既是一个地理坐标，也是一种无法命名却真实存在的经验：是出租屋的隔间，是live house的自由，是母亲老去后的困惑，是“沪漂”青年的本能挣扎。
作为90后写作者，水笑莹在《到上海去》中以冷静、克制的笔法，书写了八位游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在逃离与归属中浮沉的女性形象。这不仅是一本关于“到哪里去”的小说集，也是写给所有“心有不甘”之人的一份生存备忘录。借由这部朴素而诚恳的处女作，水笑莹已然成为当下青年文学中不容忽视的一种写作面貌。
但在“写下她们之前”，水笑莹也曾是这些故事中的一员。作为一个来自安徽的创作者，她的小说素材大多来自于生活的“附近”——家庭、出租屋、医院、合租房……她关心的不是成功学意义上的大城市奋斗史，而是在这些边缘空间里悄悄发生的挣扎、连接与拒绝。在本次对谈中，她进一步解释了小说背后的结构与情感，谈到“上海”在书中并不是一座单纯的城市，而是她所理解的生活的一种隐喻和形式。以下是对谈的全部内容：
01 "心有不甘，也无可奈何 "
记者：为什么想到用《到上海去》作为这一组故事的总标题？“上海”在这本书中意味着什么？
水笑莹：“上海”在这些故事之中是一个独特存在，有时它是主人公们生活和谋生的具体场所，有时是庸常生活之中，一条岔路所指向的“远方”，项静老师说这本书里的上海是一个“心灵结构”，是平淡、充满挣扎的生活背后的温情花边，它关切的是尊严和希望，因此“到上海去”是时代给个人的命题，也是个人对未来的期许。我觉得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形容词，它是残酷的、平庸的，但也是坚韧的、温情的，这两面并不对立冲突，而是并存在一个人的生活之中。
记者：疾病是这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分故事里都有人物身患重病到大医院求医的情节。由此构建出小地方与大城市的联系，发展出各种变化与矛盾。这样设计情节是否是有意为之？疾病对于你来说，是否有着什么不一样的私人记忆和情感内涵？
水笑莹：我书写的其实不是疾病本身，而是它所导向的“死亡”，我觉得人一生的经历和体验之中，疾病和死亡是最孤独和最无奈的一种，没有人能代替另一个人体验疼痛和面对死亡时的感受，但偏偏生老病死又是生命既定的流程，财富、地位和声望都无法撼动它的存在，我看过哲学教授朱锐临终时的纪录片，他说“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它并非对生命的否定,而是肯定,是重生。”我觉得其实是“死肯定了生”，因为有死亡，人才会在意“活着”的意义。
我经历过几位亲人的离去，也在医院见证过一些死亡的“案例”，说出来似乎很轻飘，我毕竟只是旁观者，但即使只是旁观，依然能深切地感受到围绕着死亡的诸多体验：赴大医院求医、处理与医生、护工的关系、保持正常生活和治病之间的平衡……多数人的生活其实是经不起这种动荡的，在疾病面前，活着是唯一的任务，我并非刻意通过疾病，去写人的变化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是它是如此鲜明而不可忽视地存在着，不得不去写。
因为死亡的确定性，小说中的人物的生命经验才能自然地以“回看”的方式被书写出来。《百年好合》中，正是在照顾临终病人的时候，作为护工的陈俊青才将与病人有相似经历的弟弟联系在一起，弟弟的经历在小说中只言片语地略过，但是在这个病人身上，我们或许也能窥探到三十年前的社会语境下，一个“落榜”的农村青年的处境以及ta的未来，弟弟在文本中就这样“重生”在读者眼前。
记者：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在你的小说里，能看到许多不一样的空间，包括保姆房、婚房、合租房、祖屋、新装修的老房以及墓房等等。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城市空间如何被资本和权力塑造，普通人又如何通过实践重新定义空间？请问这是你感兴趣的内容吗？
水笑莹：我觉得空间是不断地被形塑的，现在完全属于个人的空间越来越少，工作的空间、租住的房子里的空间、保姆房内的空间都不完全属于个人，甚至“墓室”都有使用年限等规定，所以我在《世纪大道的夜樱》里写到过，那个派遣员站在大厦的走廊里，看到陆家嘴的建筑，她觉得单凭个人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建造不出这种庞然大物的，这段话其实反映了她在面对巨型城市地标时内心的恐慌，小说还写到世纪大道地铁站像八爪鱼，这是一种克苏鲁式的表达，城市空间内的生活给人带来便捷，但也因为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感让人滋生恐惧。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咖啡馆之类不带任何功能的空间能让人感到放松，也是故事的主角喜欢去live house的原因，它本质上是和咖啡馆一样的“第三空间”，但其实这样的空间也是被规划的，我们享受的是有限的空间自由，现在就连咖啡馆里也能见到面试等职业场景。我并不是用一种“空间理念”来写小说，而是在上海的生活让我有了切身的感受，所以才写，我自己在生活中对各种各样的空间感兴趣，这些空间能带个人不同的感受。
有一次我打顺风车，车主说他一会儿还要接个朋友，我说这是你的车，你自己做主，他笑了一下说，那是，这辆车我还是能做主的。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尽管可能处处受制，但他还是在车厢的狭小空间内找到了一点对生活的自主权，我本人也挺喜欢看演出，和那个顺风车司机一样，我们都在第三空间内感受到一点“活人感”。
02 “妈妈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
记者：《到上海去》里提到大城市保姆、护工等中老年女性的生存困境，也有留在大城市的年轻人面对工作、婚恋的无奈。如果拉开一条时间轴，会发现书中的年轻一代相比年老一代，似乎更有勇气为令人难过的现实找到喘息的出口。《珠穆朗玛》里的朱丽并不是自己攀上了世界第一高峰，《去迪士尼》里的徐美玉也还没有来得及游览迪士尼，但《紫河车》里的成宵丽、《世纪大道的夜樱》里的姜顺心们真的凭借喝咖啡、养鱼、看音乐现场演出……这些更“城市”的爱好建构出了某种能够抵抗现实的内心生活。这个“未完成”与“正在进行时”的对比是你刻意设计的吗？
水笑莹：我觉得这关乎的其实是两代人，或者说两类人对生活的理解，年轻人更懂得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社会，没有一个既定的章程来安排我们的生活日程，所以编制能给人带来安全感，因为它意味着我们未来有一个大概的模式可以遵循，但是因为稳定的工作需要付出很多努力，还需要运气，所以年轻人更容易培养一些“小确幸”式的爱好，从中获得暂时的慰藉，同时他们也热衷考编，这并不矛盾。
但对于在社会中没有找到“位置”的年长者来说，像养鱼、看演出这类不具备实用功能的爱好，难以说服他们找到生活的意义，他们面对的生活更加残酷，六十岁是体力劳动者的谋生时间上限，因而他们追求的东西往往更实际，当然这仅是我个人与长辈们交往时的感受。所以在《珠穆朗玛》里，朱丽对爱养鱼的丈夫心存不满，其实换个思路，她为什么就不能像成宵丽这样的年轻农村女性一样养鱼打发时间呢？因为在成宵丽的生活中，工作稳定，养鱼仅仅是个爱好，她需要通过这件事暂时逃离固定的生活。
但朱丽不一样，她没有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没有得到一个能安排她生活的工作，所以她是恐慌的，她无法因为一些“小确幸”而感到幸福。《去迪士尼》里的徐美玉也有类似的处境，她的生命之中，“玩”是个奢侈的概念，花钱去迪士尼对她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心理负担，她们都是没有办法“安排”自己生活、决定自己的喜好的人，因为她们的人生课题是“安定”，而不是“逃离”。
记者：你在创作谈中提到，《珠穆朗玛》里保姆的故事取材自你的母辈。作为一个女性创作者，书写女性长辈的故事给你一种什么样的使命感，或者说成就感？
水笑莹：我是长大之后才对父母那辈的人的经历感兴趣的，我觉得很多人在长到一定的年龄之后，经验和想法基本上已经趋于定形，所以人才会有“被困住”的感觉，一个一直做自我探索的人反而是相对自由的，而等我长到与我父母“定形”的年纪差不多大时，我才能体会到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这也是为什么编辑和读者认为小说中很多人物身上都有挣扎和“不甘心”的特质，也可以说我达成了对长辈的“理解”，因为小孩子是不敢也不能理解长辈的，“理解”意味着“平视”。
我写她们，并不是出于使命感或者成就感，更像一个刚长大的孩子，发现了成人世界的一些秘密，迫不及待地写下自己的发现。但其实这些经验并非独属于长辈们，它与我们这代人很多经历都是同构的，豆瓣上有个评价说我们这两代人的经历其实是“复写纸”,看似颜色不一样，但都处在差不多的模板和框架内，复印件可能还不如原件清晰，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么“毛糙”，我写长辈们，但也在写我自己。
03 “我在租来的房间里写作”
记者：上海在你的笔下不乏一些悬浮、浪漫的色彩：偶尔一瞥见的陆家嘴、地铁站外的樱花、开心起舞的音乐现场等等。你在书写这样一批年轻人：依靠上学读书进入大城市，即使活得艰难，但仍旧为自己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而感到骄傲。这是你在写作过程中有意提炼出的一类文学形象吗？
水笑莹：我觉得这是城市生活给年轻人带来的普遍感受，无力、漂浮、混乱、痛苦，但它同时也是个人的、隐秘的和自由的，一个年轻女性从小地方出来，或者大学毕业，到她找到人生方向继而安定下来的这段时间，她往往处在这种混杂的状态之中，这种自由又混乱、摸不清方向的体验是年轻人的特权，徐美玉这样为养老担忧的保姆不会感到自由，因为她迫切的任务是如何找到年老时的庇护所。
上海是能给年轻人带来这种体验的地方，我并没有刻意提炼，因为这就是我更年轻时的生活（其实现在也是），我只是记录下了它，因此我自己并不认为《到上海去》这部小说集是乡土性质或者地域性质，虽然它写上海也写小城，但写的并不只是“国际都市”上海，或者“融入上海”的叙事，它是多个视角之间的对话，上海正是在这种不同人群的对话和想象之中被写到纸上的。
这也是为什么上海既能诞生《好东西》这样的电影，也能有《长恨歌》这样的弄堂传奇叙事，并且我认为，这种多视角是最接近当下的，因为它是伴随着人口流动加剧、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上升而发生的，这些都是文学的外部生产机制所带来的叙事效果。
记者：你是一个重视细节的写作者。比如《百年好合》开头中，就有对陈俊青在医院食堂打饭的细致描绘。这有助于让读者更加贴近人物，但也有读者评价，细节的过度铺陈是年轻作者常有的一个缺点。对于此，你怎么看？细节对于你的小说来说意味着什么？
水笑莹：很久以前当我写一些悬疑故事的时候，也喜欢用节约的表达“准确”地讲述一个故事，故事的完成和精彩与否是我最关注的。但是我发现现实生活不是一个舞台剧或者一段丝丝入扣的推理，它不是以精密的、严丝合缝的齿轮结构带动的，它充满了意外的和想象不到的事物，但我又不想完全舍弃叙事结构和精简节约的叙事风格。
比如我写了一段护工热饭的事，其实想表达的是护工们的生活和她们之间的一些龃龉，单看似乎对“护工撒了病人骨灰”这个主线情节作用不大，但如果舍弃掉这些写主线情节以外的生活描述，这个小说可能就真的只是在讲一个故事，而不是关照生活了。
细节对我来我不是事无巨细地描写，而是有选择地展现，它不一定要引出什么特别的故事，但它一定要有它存在的意义，它可以在主线之外丰富人物，或者丰富小说的层次，我觉得这样精心挑选过的细节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记者：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写作的书房？
水笑莹：我现在住的地方其实是学校的学生宿舍，我很幸运地在入学的第二年申请到了单人间，它其实很小，大概只有不到二十个平方米，也没有做饭的地方，但我很习惯这种布局。同很多在上海工作的年轻人一样，我租住过的房间类型不少，但大多数都不具备完整的“家”的功能，要么是与别人共用厨房，要么是没有客厅，“书房”是一个奢侈的空间概念，我的桌子既可以用来吃饭，也能用来写作。
“书房”这个名词暂时不存在于我的生活，又或者说它不是一个集中的功能区，而是分散在我的桌子上、电脑里和床边书架上。但我想这是很多年轻人进入大城市工作之初必定会经历的阶段，而且与电视剧中合租女孩成为好朋友的故事不同，我的租房故事中并没有友谊发生，最多只是一些偶然的互相帮助，更多的可能是一些不得不共处一房的谨慎和尴尬，我觉得这些带有善意却又保持距离的租房体验，构成了《到上海去》这本书中年轻人生活的一个切面。
本文为中国财经报记者傅晓与《到上海去》作者水笑莹的对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