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比上帝更真实”

自幼年以来，我便不相信永恒，但我又渴望永恒。我总是害怕失去幸福。明年的这个月份，凤就会离开我。如果不是明年，那也是三年之内。在我的世界里，死亡是唯一的绝对值。失去了生命的人，便不会再失去任何东西。我羡慕那些信仰上帝的人，但我也并不信任他们。我觉得他们是依靠不变的、永久的寓言来维系着自己的勇气。死亡远比上帝更加真实，有了死亡，就不必担心爱情会日渐枯竭了。未来的厌倦与冷淡，那样的噩梦也会自动解除。

1957年，格林的小说《The Quiet American》第一次被翻译成中文——当时的译者刘芃如把书名译作《沉静的美国人》，但因为各种原因，这本书没有得到读者们太大的反响，翻译工作也没再继续下去。后来有幸傅惟慈先生对格林小说产生了兴趣，文革结束后着手进行翻译工作，并和格林会晤了两次，1982年，傅先生还在《世界文学》上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会见了七十八岁的格雷厄姆·格林》。9年之后，格林去世。

《安静的美国人》（此书现在流传较广的译名为《安静的美国人》或《文静的美国人》，我读的是“安静”版本），创作于1952至1955年，背景是第一次越南战争。众所周知，二战前越南是法属殖民地，战后分裂为南越和北越。北越为胡志明领导的越盟（共产党）（也就是男主福勒最后找来杀掉派尔的组织），南越为法国所支持的保大皇阮福晪政府，南越和北越之间因道不同而战事连绵，法军支持南越，所以与越盟打仗，小说中福勒和派尔因汽车抛锚而被困炮楼的惊险经历，背景就是两方的一次小规模冲突。

这部带有嘲讽态度的小说并不难理解，表面看起来是围绕着暮年的英国记者福勒、年轻的美国人派尔和越南姑娘凤之间的三角恋爱展开，但其实凤这个角色一直是处于失语的状态，像极了彼时的越南，那种第三世界在强权面前的失语。

先来说说派尔，这是个家境优渥、天真无邪而又满怀崇高理想的帅男孩，他横冲直撞到福勒和凤之间，毫不掩饰自己对凤产生的爱情。他以批判的姿态俯视老福勒，认为只有自己才能使凤幸福一生。听起来毫无破绽，同时也使福勒产生了深深的自责和痛苦，他和凤同居期间在英国还有事实婚姻，并且因为妻子是教徒而不能离婚。

但随着故事情节发展，福勒发现派尔私下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受美国政府派遣偷偷进口塑料以帮助越南第三势力泰将军制造炸弹，而这个泰将军却不过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土匪头子罢了。派尔是个矛盾混合体，他信奉上帝、强调自由民主，“对战争的理解全部来自书本，看不到现实中任何与自己主观判断不符的事实。”（此处插一句：福勒不信仰上帝，只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事实:“我相信我所记录的”。）派尔在西贡先后制造了自行车爆炸案和汽车爆炸案，没炸死所谓的敌人，却造成了越南平民的伤亡。

我忽然很生气。我很厌烦他们这些美国人，包括他们私藏的可口可乐，他们的流动医院，他们太过宽阔的汽车，他们那不太新式的枪炮。我说：“我有预感。他们杀了他，因为他太天真了，不能容许他活下去。他年轻、无知、愚蠢，并且卷入其中。他对整个事件所了解的，并不比你们中任何一位更多，你们给他钱，给了他约克·哈丁写的关于东方的那些书，然后对他说，‘去吧，为了民主，把东方赢过来。’他始终没见过什么讲堂之外的东西，他读的那些书的作者和那些讲堂上的演讲者彻底愚弄了他。当他看见一具尸体时，他甚至找不到伤口在哪儿。一场红色灾难，一个民主战士。”

看到带着理想主义和政治幻想的派尔对平民的死亡并不在意，福勒愤怒了，但一开始以为自己是出于对派尔的嫉妒，后来才慢慢明白这种愤怒是因为看到平民的无辜死亡产生的悲悯。而派尔恰恰跟福勒相反，他无视旁人生命，误以为自己就是神，是在帮助第三世界走上民族民主道路，一如他抱着救世主的心态拯救凤一样。格林在小说中讽刺了这种外表虚伪，骨子里却透着另一种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美国政府，譬如美国经济援助行动仅仅是将电动缝纫机分发到不通电的贫困地区或者向战区派遣“沙眼治疗队”；美国反对越盟，实质是不想“丢掉”印度支那；美国希望有“不受旧殖民主义大国利用”的“第三势力”来统治越南，其实是为了扩大美国在东南亚的帝国影响力与宗主话语权；美国抓住殖民战争这个英法“全都不能指望赢得亚洲人的信心”的好时机，以自由主义的名义“清清白白地进来”，很可笑，“得死掉多少名少校才抵得上一个婴儿或是一个三轮车夫的性命啊。”

据说《安静的美国人》刚出版的时候因为它的反美倾向而备受批评，但也有一些评论家表示：“格林的见解很有价值，因为他保持着作为一个有深厚政治意识和同情心的旁观者，比别人给的信任更多，事实上也表现得更出色。”男主福勒用前瞻性的眼光和对战争的厌恶来看待政治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格林的自我表现。

接下来聊聊福勒。格林笔下的福勒年事已高，悲观厌世，甚至已经丧失爱人的能力，凤对于他来说更像是在寂寞孤独恐惧衰老的过程中的一根救命稻草，不过正如某评论家说的，“如果我们止步于赞叹福勒厌倦姿态所蕴含的颓唐美，止步于玩赏他透辟的眼光、老辣的言辞、恣肆的行为，而失却对环绕他的社会的感知，不能深味他与那个鸦片氤氲、难以维系的没落世界剪不断的关联，我们就部分辜负了格林。”

福勒没有信仰，但正是他的“无信仰”，才能说出“死亡比上帝更真实”，才撕开了派尔满嘴上帝却无视生命的虚伪，当他看到农田垄沟里死去的妇孺、广场上被炸死的儿童、被法军的凝固汽油弹烧死的平民，“很难心安理得”。福勒活得极其痛苦，其实都源于他尚存的悲悯心。比起政治立场，他更在意经历战争的个体的痛苦：“我希望越盟士兵不要割断他的喉咙。不该用孩子去打仗，我又想起那个蜷曲在沟渠里的小孩儿的尸体。”英国评论家斯特拉特福德曾解读福勒，“世俗怜悯似乎有一种不能忽视的精神效果，他通过反对共产主义，反对美国，反对泰将军的暴力和愚昧行动来减轻自身的罪恶感。”

最终，派尔认为越南人死得其所的这种认知迫使福勒授意越盟杀掉了派尔，在福勒看来任何时候人性都应该比立场重要。他说，“你认为他们（南越士兵）知道他们是在为民主而战斗吗……他们要有足够的米吃……他们不要去当炮灰。他们希望有那么一天也跟别人一样平等。”

福勒不信上帝，他的这些悲悯心从何而来呢？他强调他羡慕有信仰的人，但也表明并不信任他们，“我觉得他们是依靠不变的、永久的寓言来维系着自己的勇气。”福勒的道德戒律统统来自对他人或者说个体的尊重，所以，是拯救无辜受难民众，还是杀掉曾经的救命恩人派尔，这个难题困扰了福勒很久，“我了解我自己，知道我自私的程度。我没法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是我最大的心愿），如果有人在痛苦之中，让我看得见、听得见、摸得着的话。有时候，天真的人会将其误解为我是个不自私的人，而我所做的无非是牺牲很小的利益而已……去换取一种更大的利益，享受到一种心灵的平静。我真正做的，完全是为自己着想。”

选择授意越盟杀掉派尔终究让福勒心怀内疚，“自从他死后，我倒是事事顺心，但我多么希望世界上有那么一个人，可以让我对他说一声抱歉。”慈善常常带来毁灭，“圣人几乎同时又是罪犯”。

他们不要去塞炮眼。他们希望有那么一天也跟别人一样平等。他们不要我们这些白皮肤的人待在这儿，告诉他们什么是他们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