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众多可能性的开始
陆家嘴林立的高楼大厦下，随处可见驻足拍照的游人。他们往往将手机放置在地面上，用前置摄像头拍下自己与“上海三件套”的合影，作为来到上海的纪念。
这一景象与青年作家水笑莹的首部小说集《到上海去》正有某种呼应——封面上，倒映在地面积水中，有些变形的、被切割的东方明珠塔传递出一种日常而独特的视角。小说集收录了包括《百年好合》《去迪士尼》《紫河车》《世纪大道的夜樱》等在内的八个故事，聚焦于在小地方和大城市之间徘徊和游移的两代女性的生活轨迹，水笑莹以她贴近现实又充盈着虚构魅力的书写，探讨了由“进城”和“返乡”交织出的精神困境与自我追寻。
在上海中心大厦52层的朵云书院·旗舰店，水笑莹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汤拥华、项静围绕着《到上海去》，就“世情书写的多种可能”展开了讨论。
小说集名中的“上海”是虚指，在项静看来，它更像是个心灵结构。“‘到上海去’有种感召力，它有空间、有动作，显示着人的一种状态。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处在不断离开的过程中，这种离开不只是现实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在所谓‘到上海去’‘到远方去’或者‘到他处去’的结构里，是有一个来处的。”一边是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的城市，一边是令人牵挂、令人伤感的家乡，人在来处与他处之间的流动构成了《到上海去》的重要部分：《紫河车》的结尾，困于小城的成宵丽终于抛出一句“明天我不在家，我要去上海”；《鸟居》里的芮雪同合租的舍友那样，已经萌生了离开上海的想法；而《洄游》中，钟紫冉来回于被拆迁的老家和难以立足的上海，不知该去往何处。
相较于一般意义上对风物与人情的“世情”描摹，水笑莹认为，自己更着力于对一种“可能性”的书写。《到上海去》中，不论是中年女性还是年轻女性的生活，对细节的种种呈现并不是要提供关于上海的单一、固化的图景，而是指向无数个体在此地经历的，或存在或未实现的生存可能，在她看来，小说的魅力，正是虚构出那些现实中可能发生却未必发生的生命轨迹。这与上海给人的感觉也十分相似，因为“上海就是一个‘多种可能’的存在。”汤拥华已经在上海工作和生活了二十多年，在他眼中，属于上海的最重要的气质就是“生活的可能性”，反映在文学书写里，就是源源不断产生的“想象的可能性”。
传统的世情小说“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而项静在序言《附近的生活与当下的世情》中提到，水笑莹的小说是“社交媒体时代的世情小说”。当生活在一个无法把握的世界中时，社交媒体帮助我们建立起了一个以个体为中心的小小网络，项静所谓的“世情”是更近身的，是那些能够维系我们作为人的种种“触角”的东西。但这其中也存在某种悖论：社交媒体时代，这些“触角”会变得越来越细微，或者不那么外显。在今天，在小说创作中去书写宏大的事物是容易的，它更能产生结构，更有助于艺术性的生成，而触手可及的事物在艺术表现上却显得更加艰难，容易被其他因素所束缚而变得稀薄。水笑莹“更看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羁绊和人们在辛劳应对生活时挣扎的痕迹，她更注意形塑的是附近的生活，在家庭、职场、社区和日常生活中建立起来的真实关系”。从这一点来说，《到上海去》是值得赞扬的，它以小说的形式表现日常生活，实际上传递出的是对人的定义的拷问，也是对生存意义的探寻与回答。
汤拥华则认为，社交媒体带来的悖论是距离上的转变：“我们往往把关系紧密的人推得足够远，却把太多关系并不紧密的人拉得足够近。”这种矛盾其实一直存在，因为艺术作品本身就在“表现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他对短剧这种新兴的艺术形式有着强烈的兴趣，在短剧中，“同学会”是一个典型的场景，“但可怕的是，没有一个同学会是温馨的，所有人都是势利眼，而主角们则需要在同学会上证明自己的财富、外貌或者身份地位，锦衣夜行是不存在的。”短剧中“反转”带来的爽感看似背离了现实生活，却也是我们对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想象和期待，而文学的珍贵之处则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直视生活，直视人与人的交往。
“绝不吃亏”的短剧里，人际关系可以轻易建立或折断，而小说则是在犹豫与煎熬里，在复杂的处境中做出选择。汤拥华很喜欢《到上海去》中的《百年好合》一篇：“《百年好合》把我们带回了人面临选择的那一刻。当短剧要求绝不给自己制造障碍，一定痛快的时候，小说会告诉你，哪怕你带着犹豫，哪怕你的善良时时受到煎熬，哪怕你在很多事情面前无能为力，最终你都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小说里，在医院做护工的陈俊青受家人的委托，希望能让身患绝症的田玲在死后和自己早逝的弟弟配成阴婚。最后，当陈俊青抱着田玲的骨灰坐船回老家时，她想起了这个女人的生平，想起田玲对大学、对远方的向往，于是毅然决然地把骨灰撒进了长江里。“这个情节特别让人动心。其实留给文学的可能性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大，文学必须做正确的事情，文学也必须是真诚的。在短剧中，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让自己陷入纠结，但在小说里，当陈俊青将骨灰撒入长江的那一刻，所有人都会长舒一口气，因为这个不划算的决定给了我们的生活一个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可能，这种可能性不是封闭的，而是敞开的。”
谈及人物的“选择”，在“奔向大城市”，还是“回到小地方”的抉择面前，《到上海去》中的两代女性也表现出了代际间的差异。水笑莹认为，对上一代人而言，城市主要意味着工作与谋生，而她们的情感锚点、社会关系网络和安全感的来源，仍旧牢固地系于家乡的熟人社会，她们会高度依赖血缘和地缘的亲友圈获取信息，做出决定，离乡只是暂时的、工具性的，“归根”则是必然且强烈的愿望。而对年轻一代而言，“进城”的核心驱动力是自我探索与建构。她们并非执念于必须留在上海，而是在流动中寻找建立自我认同和理想生活的可能。家乡是无法斩断的“亲缘关系”与责任所在，但不再是唯一的精神归宿。水笑莹坦言：“我写她们，是想表达一种‘我是要建立自己生活’的那种可能。”
对水笑莹而言，她的创作同样是在“建立自己生活”的前提下完成的。她依赖生活经验的馈赠，也期待在流动的生活中遇见那些“误打误撞”进入生命的、充满解释张力的故事。《到上海去》是她的第一本书，但“‘到上海去’并不意味着上海是故事的终点，而可能是新的起点”，因为不论是故乡、上海还是创作者自身，都在不断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也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