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

宾四先生是书，以宋学为坐标系，衡量清代之汉学，立场极鲜明。具体而言，便是既以宋学明汉学之源流，更以宋学彰汉学之得失。因此，宾四先生开宗明义，于首章之引论即揭櫫宋学之精神所在：“故言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治，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东林者，亦本经义推之政事，此仍北宋学术真源之所灌注也。”

宋学精神既明，方始言清代学术。

清代学术之发轫，实于天崩地裂之际，学者痛感宋明学术之末流束书不观，高谈性理，陷溺于虚浮，无补于实务，遂一变其学风，昌言敦行笃实以救世。顾炎武作为明清学术转关之重镇，正为此种思想之代表。然而其后学者，出于种种原因，一方面尊顾亭林为汉学开山，另一方面，却阉割顾氏之学术鹄的（救世、明道），而以其学术手段（博闻，经术）作为自身学术之目的。于是有训诂，辨伪，辑佚等种种所谓考据之学，于是有从字义明经义之论。平心而论，其成果不可谓不丰硕，其方法不可谓不周密（此种样态之学术又因符合现代西方学术所推崇的客观理性，在西强东弱，西学东渐的语境而被认为具有“科学”性，而得到胡适梁启超等人的推崇），但却也在事实上放弃了对于时世的关切关怀，放弃了作为道德性主体的人对自身的打磨与完成（换而言之，清代汉学日益兴盛的过程，也就是宋学精神日益萎缩死亡的过程。书中述评王船山所谓“庶民禽兽论”尤能见此中消息。船山对孟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君子存之，小人去之”进行发挥，认为：“小人之为禽兽，人人得而诛之；庶民之为禽兽，不但不可胜诛，且无能知其为恶者……求食，求匹偶，求安居；不，则相斗已耳；不，则畏死而震慑已耳。庶民之终日营营，又不如此者乎？二气五行，抟合灵妙，使我为人，而异于彼。抑不绝吾有生之情，而或同于彼。乃迷其所同，而失其所以异，负天地之至人以自负其身。此君子所以忧勤惕栗而不容已也。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兽也。明伦查物，居仁由义，四者禽兽所不得与。壁立万仞，只争一线，可弗惧哉。”钱氏一方面因船山严于君子流俗之辨——实际上即是天理人欲之辨——而认为船山“仍是宋明儒家矩镬”，一方面又将船山之“争此一线”与颜习斋、戴东原进行对比而认为：“习斋已不严此一线之争，东原则漫此一线。”“此船山讲学与东原之所以绝异。”钱氏于此，特将汉学领军之戴震拈出，揭发其学术与船山学术之绝异所在，可谓独具卓眼，可谓耐人寻味。）

学术而至此，借用陈灃的说法，已由“士大夫之学”一变而为“博士之学”。它无比的专精，无比的笃实，却在某种意义上无比的空虚。于是遂形成了一吊诡局面，这是一个“经学复盛”的时代（皮锡瑞语），可本应随着经学复盛而日益兴旺的国事，而日益醇厚的人心，却日益崩颓败坏。凌迟衰微而至于康有为氏，则以其强烈的政治意图和隐蔽的西方崇拜，推尊孔子，推尊公羊学之微言大义，貌似仍是尊经崇古的路上，实则已六经注我式的鲁莽灭裂将清代汉学，乃至于中国古典人文学术扫荡殆尽，而有清三百年之学术亦随之终结。

有人认为，这样的学术史叙事，其实并未超脱出界分汉宋的格局。然而学者有立场，是因为他有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钱穆所面临的问题，是自鸦片战争（1840）以来至其成书之际（1937），“中华之受制于异族”。所谓的受制于异族，非仅指日本暴力的淫虐，更指在“现代”的焦虑下，将国故一手推倒进而“全盘西化”的流行意见之中，透露出的精神上的卑贱，无力和脆弱。因此，学术何以如此，学人（学术）何以有为，便是钱穆需要回答的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钱穆的目光自然而然地会落在有清三百年学术史上。因为，从学术的角度而言，当下的学术由清代学术演变而来，从历史情境而言，此刻中华之受制于异族，又正有类于彼时受制于满清。中华受制于异族，非止一次，然而较之北魏辽金元，“满清最狡险，深知中华学术深浅而自以利害为之择，从我者生，逆我者亡，治学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率逃于故纸从碎之中，其为人高下深浅不一，而皆足以坏学术，毁风俗而贼人才。”在如此环境下生发而成的学术，既本不已天下治乱为关切，延续至今，又何以挽逆狂澜于既倒，拯救人心风俗于陷溺。既如此，重新发扬在清代学术中被阉割、被压制的宋学精神，重建士大夫之学、君子儒之人格便成为了必然之事。

如此看来，此书中呈现出的奇特景观（一方面是以宋学精神的失坠批判汉学之流弊，一方面是精细建构一条宋学从未被从清代学术中剥离出去的学术谱系）一旦考虑到宾四先生著书之历史情境，也就不足为奇。如此看来，钱穆言清代学术而提倡宋学精神，又于书中特标有风骨气节者，如顾亭林如王船山如李穆堂，有实行事功者，如阮芸台曾涤生，既为逻辑之必然，又有其深衷寓焉。

推而言及梁启超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任公之三百年学术史，所回答之问题，是如何建立现代学术，其解决之办法，乃乞灵于近于西学的，所谓“实事求是”的清代汉学。（然而清代汉学所遗留之弊端革除与否，则似未遑深究）宾四之三百年学术史所回答之问题，是如何培育良好的学人，其解决之办法，乃引宋学之精神，祈望铸造学人踔厉奋发，壁立万仞，入世行动之人格境界。此二种学术史，就其内在学术精神而言，实为汉、宋之学于现代各自之延续与代表。故钱宾四之著三百年学术史，实为不得不发，非仅为露才扬己，与任公之三百年学术史争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