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类不知晓政治边界 追逐它们的渔民自也不得受边界拘束

明清时代浙江、福建和潮汕地区的渔民，因在海上无法自给自足而形成了发达的交换贸易市场；也因造船出海成本风险之高昂，较早接触了合股、借贷、筹款基金等金融手段；又因拥有武器和由“义夫契子”结成的乡勇船帮民团（抢夺道路码头资源、保卫家宅治安和对抗海盗）及私盐（渔货保鲜需大量盐且就海取材方便）等其实需要朝廷特殊许可的产业，养成了疏远朝廷依赖亲族，轻视规则重视实利，很敢于投机冒险等明显有别于内陆农耕文明的民族性。

在熟悉陆地行政管理和农耕体系的朝廷看来，这批“无籍之徒，来去无定，或通别省，或通外番，匪徒群集，巡防难周”（时任浙江巡抚觉罗琅轩奏乾隆语），易跟藏匿于海上的盗匪、起义军、外国军队勾结，又不愿全部编入保甲上岸纳税垦官田。面对追击时可藏身于无数岛屿之间，自顾自筑寮晒网，造私船垦私田，十分难以管理。 历任皇帝山高路远不了解情况，属地官僚多害怕担责顺手推舟，结果不是封禁了之，便是忽略不管。

到清中期，朝廷在“海上霸主”郑成功家族的倒逼下，才意识到民众生活需求乃是客观存在，开则为商，禁则为盗。 海盗需要商贾提供生活所需，商贾需要雇海盗护航，朝廷下令海禁让海盗失去物资，他们便抢夺商船滋扰临海百姓，好好的百姓失去家园只能被迫为盗。

于是有司效仿内陆保甲设计了澳甲制度，从福建开始推广，通过管理船只逐步建立海疆治理模式。依制，每艘渔船按州府编号船主姓名年貌等资料登记发给腰牌，并依照商船渔船的不同规制建造和携带武器补给品，日常接受有司检查和管理。

长期处于开和禁的矛盾变化之间，在“内陆凝视”下未能拥有海疆话语，为了获得相对稳定的生活秩序和发展机会，渔民们跟南中国海的商贾、海盗团体等各种海上势力产生了许多历史上的联系，留下不少故事传说。 不过这些对于当时的内陆朝廷来说，就好像镜花缘里描绘的化外之事了。现在，后代侨民已经遍及东南亚，处处可见说家乡方言的《山海故人》。 也许长期以来东南沿海渔村给人以彪悍匪气，无视规则的印象，除了因自然条件恶劣缺乏资源而民风尚武（山民亦然）之外，也跟他们独特的“水上世界的政治地理”概念有关。 鱼类不知晓政治边界，追逐它们的渔民自也不得受边界拘束，来去自由，久而亦缺乏边界观念。在康熙开海禁之前，沿海和岛屿是朝廷控制力薄弱的边缘地带，“违禁”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一定条件下“盗”与“民”也能够长期共存。 民众从浮生到定居，有司观念从“土地的领土”到“人口的领土”，海上边界从生态学意义到人的心理学意义，沿海地区和近海岛屿的政治地理观念一直在演变，过程曲折而漫长，个人一时一世的生活在此间真的渺小如沙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