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弗朗茨·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1886—1929)是20世纪最重要的、最具独创性的哲学家之一，作为“新思维”的提出者，罗森茨威格关于人之有限性的探讨对列维纳斯、肖勒姆等存在主义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试图综合哲学和神学的努力也在20世纪早期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对话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罗森茨威格的第一部出版作品《黑格尔与国家》却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忽视。对于大部分研究者来说，遗忘《黑格尔与国家》似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甚至作者本人的思想轨迹也在要求这种遗忘。正像罗森茨威格在本书前言中所说，这是一本他“今天不会再写的书”。这本大部分完成于1913年的书，由于战争原因直到1920年才得以出版，而此时这本书已然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精神气氛。如果说在“一战”爆发前，罗森茨威格试图回到黑格尔国家哲学的生成史以推动俾斯麦帝国的自我革新，希望“俾斯麦国家内在和外在令人窒息的逼仄能够扩展成一个呼吸着自由世界空气的帝国”，那么在“一战”之后，这一切的努力都顷刻间化为泡影。罗森茨威格甚至明言，今天的德国人甚至不知道要在“哪里找到书写德国历史的勇气”;随着“一战”德国的战败，“一片废墟标志着帝国曾经屹立的地方”。
一本书所能遭受的最为悲惨的命运莫过于，作者本人把它视作一本“受诅咒之书”。似乎我们完全可以依据罗森茨威格的这些自白放弃《黑格尔与国家》，它不过是作者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假象，是一个传统哲学的反叛者所必须完成的“练习课”，要开创“新思维”必须首先浸淫其间的“旧思维”。随着罗森茨威格研究的推进，一个更真实、更完整的罗森茨威格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作为一位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行家，罗森茨威格本人的思想道路也与德国古典哲学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可以说，《救赎之星》作为一个“体系”有着非常深刻的黑格尔根源，它并不是一本简单的“反黑格尔之作”。《黑格尔与国家》当然是罗森茨威格思想发展的一个源头，如果我们忽略它，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就错过了其思想和生命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罗森茨威格于1929年因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俗称“渐冻症”)溘然长逝之后，他的导师迈内克曾于1930年在《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上为罗森茨威格撰写讣告:
1929年12月10日，弗朗茨·罗森茨威格博士，重要且已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作品《黑格尔与国家》(两卷本，1920年)的作者，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去世了。他出生于1886年，开始时是一位具有强烈哲学气质的历史学家。作为一名哲学家和犹太精神的革新者，他走完了充满深刻精神斗争的一生，他这一生被沉重的苦难所折磨，却英勇地扛了下来。世界大战让他对最初追寻的道路，即探索德国新教文化之高峰，产生了怀疑，所以他逃遁到了自己的血缘世界。但通过那本关于黑格尔的书，他为德国精神史留下了一部具有永久价值的作品。
我们明显注意到，对当时的人来说，罗森茨威格(至少是作为“德国人”的罗森茨威格)最重要的著作正是《黑格尔与国家》，这本书被广泛视为政治哲学领域最重要的研究之一、黑格尔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罗森茨威格1886年出生于德国黑森州卡塞尔，在哥廷根、慕尼黑和弗赖堡学习了五个学期的医学以后，于1907—1908年冬季学期在其表兄汉斯·艾伦贝格的影响下放弃了医学学习，转而学习历史和哲学，最终仍然是这位后来被他称为“我真正的哲学老师”的表兄让他走上了黑格尔研究的道路。从1908年秋开始，罗森茨威格在弗赖堡大学跟随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学习历史，在海因里希·李凯尔特的指导下学习哲学。罗森茨威格在前言中指出，《黑格尔与国家》的启发来自迈内克的《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迈内克指出，世界主义一直以来盛行于德国，而这也阻碍了德国民族国家的建立;在俾斯麦建立起现实的国家之前，必须首先建立起现实的国家思想，而黑格尔则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黑格尔对国家主权之“理念性”、无条件性的强调摧毁了一切永久和平的想法。罗森茨威格非常欣赏迈内克的这本书，当然，他也对迈内克有关俾斯麦的“正当化”持保留态度。随后，罗森茨威格制订了攻读博士学位的计划，迈内克同意了他这份计划。按照这份计划，他要从思想史的角度追溯黑格尔思想的整个生成过程，直到黑格尔国家概念最为成熟的作品《法哲学原理》为止。按照这样一个计划，他必须前往柏林，因为柏林皇家图书馆还收藏了大量黑格尔的未出版手稿。
从一封给艾伦贝格的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罗森茨威格当时的工作情况。从上午10点开始，他就坐在图书馆的手稿部研究黑格尔的手稿;15点手稿部闭馆后，他就去大阅览室，在那里研究相关二手文献;下午晚些时候，他偶尔参加大学的研讨班，他偏爱艺术史学家海因里希·沃尔夫林的研讨班;晚上他会去观看戏剧表演。1910年秋至1911年秋在柏林的这一年时间里，罗森茨威格主要是在进行手稿的阅读、摘编:
我摘录、校对、体验逗号和停顿，鉴定笔迹，我完全像歌德笔下的瓦格纳般痴迷于高贵的羊皮纸……这种直接的沉浸其中，第一时间观察到他[黑格尔]所有的表述尝试—这真是太棒了。
由于罗森茨威格试图按照时间顺序呈现黑格尔对国家的理解过程，所以这个工作对于罗森茨威格来说是必要的，当时在这方面能够提供的一手资料只有罗森克朗茨于1844年出版的《黑格尔传》、海谋于1857年出版的《黑格尔及其时代》、赫尔曼·诺尔于1907年出版的《黑格尔青年时期神学著作集》，以及黑格尔友人版全集和拉松版全集。正是在这一手稿阅读过程中，他注意到了著名的所谓“德国唯心论最早体系纲领”，并为之撰写了发现报告，由此也引发了关于这份手稿作者身份归属的公案。
在完成这一文献工作后，罗森茨威格于1911—1912年返回弗赖堡，一方面他要写作他的博士论文，另一方面他也打算把这篇博士论文扩展为一本专著，以此申请学术职位。1912年他顺利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然后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他的专著计划，1912—1913冬季学期他来到莱比锡大学，以便继续完成他的这本专著。在莱比锡大学期间，他学习了法律，本书下卷中关于《法哲学原理》与《普鲁士邦法典》的研究应属于这一时期的成果。1913年春天到1914年夏天“一战”爆发，罗森茨威格在柏林度过了一段时间，继续撰写《黑格尔与国家》的下卷。此时他也经常参加赫尔曼·科亨的讲座，与犹太宗教哲学有了更多的接触，这也为他之后彻底转向犹太宗教思想奠定了基础。在“一战”期间，他曾被派驻比利时、法国和巴尔干地区，所目睹的一切更加剧了其哲学思考，这一思考的成果最终汇聚在了1921年的《救赎之星》中，在战壕中濒临死亡的体验也许就是《救赎之星》开篇关于死亡之绝对独特性和震颤性的起源。从贝尔格莱德返回德国后，罗森茨威格在弗赖堡、卡塞尔和海德堡停留了一段时间。很明显，此时他对《黑格尔与国家》的完成已经感到疲倦，甚至认为为完成它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只是一个“谎言”，他增补了孟德斯鸠与荷尔德林的内容，就荷尔德林对黑格尔思想的影响进行了进一步的澄清。而当时出版《黑格尔与国家》的最大障碍则是出版社要求一笔数额不小的出版补贴，而罗森茨威格的资助申请一直未获批准，最终还是海德堡科学院慷慨解囊提供了这笔资金。
《黑格尔与国家》于1920年出版，《救赎之星》出版于1921年，可以说，罗森茨威格是同时在准备这两本书的出版。比较遗憾的是，在罗森茨威格著作全集的编辑过程中，当时的编者并未完全收录本书。1962年之后，德国相继有几家出版社影印出版了1920年原版。1991年，邦苏桑(Gerard Bensussan)根据1920年原版译出了法文版，该译本的出版极大地改变和影响了法国的黑格尔研究，成为法语世界黑格尔研究的必读书。2010年，拉赫曼(Frank Lachmann)在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重新整理和编辑出版了《黑格尔与国家》。应该说，拉赫曼的这一编辑工作成功推动了《黑格尔与国家》在德语学界的再阅读。由村冈晋一和桥本由美子翻译的日文版(2015年)以及由乔赛亚·西蒙(Josiah Simon)和朱尔·西蒙(Jules Simon)翻译的英文版(2023年)都是以拉赫曼这一版为底本的。该版本的特色是，重新整理了罗森茨威格的注释，以更现代的理论版(TWA)和历史考订版(GW)代替罗森茨威格所使用的友人版、拉松版和《早期神学著作》等，这样就方便了现代读者的查考和引用，霍耐特也为该版本写就了一篇非常详细的后记。在这一后记中，霍耐特指出，《黑格尔与国家》是研究黑格尔、德国唯心主义、犹太哲学和批判理论起源的必读书。本书中文版的翻译工作开始于2022年初，在翻译工作开始之初，译者当然更愿意采用拉赫曼的编辑版本，毕竟1920年版的花体字更为伤神、伤眼睛。但是，译者注意到了拉赫曼版的一些关键性缺失。首先，拉赫曼漏掉了1920年版的献词和题诗，而这两者对于理解罗森茨威格写作本书的意图有着重要的点题作用。其次，拉赫曼版虽然更新了注释体例，却完全删去了罗森茨威格在注释中所进行的众多手稿的考据工作。在今天看来，或许罗森茨威格的考据工作存在一些争议，然而“语文学家”罗森茨威格的工作却奠定了今天黑格尔研究的一些关键基础，对于对这些黑格尔文本考据缺乏了解的中文学界来说，罗森茨威格的这些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最后，苏尔坎普出版社的口袋书近些年多采用胶装，翻阅非常不便，印刷质量也非常堪忧，而译者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蒙在德留学和交流的朋友襄助，非常幸运地得到了1920年版的原书，在这种情况下，译者果断地选择了回归1920年版。
在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中，译者需要感谢很多人，感谢《政治哲学名著译丛》的主编吴彦老师将本书纳入译丛;感谢王恒、冯嘉荟、徐成和谢晓川等诸位老师通读了全文，并给出了许多非常宝贵的建议和批评。本书的翻译也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黑格尔历史考订版《法哲学讲演录》翻译与研究”(24BZX096)和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黑格尔派法哲学思想研究”(24DTR053)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弗赖堡大学博士生李慧婷和北京师范大学赵书鸿老师从德国为我带回了《黑格尔与国家》1920年版的原书——104年过去了，尽管纸张已经泛黄，这本书却依然完好无损，罗森茨威格的精神火箭仍然穿梭其中。罗森茨威格是一位极为重视语言修辞的作者，他的语言往往充满了各种隐喻和典故。译者必须承认，由于本书宏大的主题、精微的研究以及极具艺术表现张力的语言，所以翻译工作并非一件易事。当然，译者不是在为不可避免的错误开脱，在选择了这项工作之后，译者所要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完成它，承受必然会到来的各种批评、承担自己的学术良知责任，这也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
黄钰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