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何种传统

这两年的暑假，在忙碌学年的空档里，自己总在游走于国内国外、中文英文、思考与生活之间的间隙时迷茫，所以都很想要读点前辈学人的经历来理解自己是谁、从哪来，要怎样走下去。去年暑假读了科尔奈的《思想的力量》，他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家的身份讲述了自己的思想和人生如何相互交织；还有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学家的涌现和活动。今年花了一些时间读完了《重建中国社会学》，了解了一代中国社会学人的职业经历和生活历史，深感这样的工作在很多意义上都是不世之功。

我虽然从未正式在社会学的系科之内，但是自己成长起来的人文社科氛围、新闻传播学科受社会学影响之深，让我对社会学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历程有大概的了解，也读过不少中年一代社会学者的代表作。所以读这本书时有共鸣，然而还是有不少在经验和情感上出人意料（有时很令人感慨和感动）的地方。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书里记录的这一代社会学家（基本上在20年前后已经退休）大都出自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很高的家庭，比如军官、体制内官员或职工、教师家庭等等，如果还原到他们出生年代的中国资源分配结构则更是如此。

下面是一些书摘和评论：

我一心只是看书，不知道外面什么情况，差点错过了报名……那个时候街道办事处已经下班了，办事处的人还在等着我，他知道我要回来。他问我考什么，我说考大学啊，他说：“你考文科还是理科？”我突然想，文科吧！就那么一瞬间、一秒钟时间决定了我要这辈子学文科了。

——关信平，南开大学社会学。这一段反映的是这代人在改开之后参加高考的共同经历：由于制度环境的剧变，许多人的重大人生方向的改变，往往发生得非常任意。

我这才明白了校长、书记他们跟我说的“培养”是副校长职位。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去读书了，我是这么想的：当校长没文化可不行。我的高中班主任是中山大学数学系毕业的，他跟我说：“这个不光是知识，还有校园地那种氛围，对你一生很重要。你很聪明，也有很多长处，给你当班主任的时候我也很喜欢你，但是我告诉你必须要读书。”这个话我听进去了。

——雷洪，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许多社会学家在口述史里都提到过类似的经历：即他们选择或者坚持学术，实际上是放弃了一些经济或者政治地位更高（至少在当时看来）的选项的。而这种选择似乎也只有在知识匮乏的时代更具有正当性。

只是非常可惜的是，随着后来进入学术领域体制，规范越来越正规，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体制能够提供的名和利也越来越多，对我们所有人的吸引力从而也是约束力越来越强。我们，包括我本人，逐渐越来越多地被它牵着走，在一定程度上为名利所累，丧失了我们原本的兴趣和爱好，越来越成为一个“单面人”。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这本书里收录的被访者都是体制内功成名就的学者。与这一段所呈现的反思相对照的，是书里的某一些老师的官话、空话，以及往自己脸上不断贴金的行为。

在仔细读那些经典时，说实话我震动很大。比如，“魁阁”时代费孝通领导的社会学工作室，搞了那么多深入调查，写了一批《云南三村》那样的传世之作，那时他们还都二三十岁，还是在炮火连天的动荡岁月里。我有时觉得，学术的发展就像艺术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行的，不同时代的巅峰之作，似乎很难被超越。而所谓超越，实际意味着嬗变。

——李培林，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学术成果亦是时代的一部分。当我们不再处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似乎也更难期待社会学出现超越前辈的作品。

答辩会开始时，克罗齐耶导师还自信地说他带出了一个中国学生，并用他的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的社会问题。然而，作为答辩委员会的三位汉学家并没有就我论文的案例分析提出问题，而是先对我论文所依据的资料提出了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质疑，随后将这些质疑转向了CSO的决策分析的推论方式。

——李友梅，上海大学社会学。这就是我很排斥诸多当代政治学中以集权（authoritarian）视角出发研究中国政府和政治行为研究的原因。意识形态（而非事实）先行的状况下，没有正确的判断，就没有好的研究，顶多是为错误的问题提供正确的答案罢了。

于光远先生始终对长时段的社会历史演进和大尺度的社会环境变化问题保持着研究兴趣，也常常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一些短时段的具体问题。我曾问他为什么对这种很难说清楚的宏大问题感兴趣，他回答，经济学的研究离不开对时代特征的把握。经济学家通过分析时代的特征获取灵感，提出问题。经济学家可以研究很多问题，但什么问题重要、什么问题不那么重要，什么问题有意义、什么问题不那么有意义，很大程度上是由时代的特征决定的。

——刘世定，北京大学社会学。有的人很聪明，他们或许不必作关于长时段的思考和反思，就直接去分析了这个时代特征下最有意义的问题；但是关于时代特征的思考本身不仅帮助决定研究哪些具体问题，有时也影响回答问题的方式。

我到现在还记得生产队长对我说的话。他说：“你回北京了，哪天遛弯时万一碰到毛主席，你千万替我问问他老人家，为啥老农民一辈子种地，一辈子吃不饱？”这话我记了一辈子。

——沈原，清华大学社会学。这一段直接让我想起西游记里请唐僧帮忙问问佛祖的千年老龟，何时能修成人形呢？

我和甘阳做了个“君子约定”，可以先做些实际的编辑、校稿工作，但在扉页上不能打出我的名字，更不能署副主编的虚名，那样我无法对导师做出交待，等我答辩完成，毕业之后再正式加入编委会。当时说好，一言为定。谁知当第一批出版物问世，副主编栏里上我的名字赫然在列。此事也给了我一个深刻教训，使我更加深入地懂得了诚信（trust）和承诺（commitment）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为什么是做人和做学问的根本。

——苏国勋，中国社科院社会学。书里提到敏感或负面的人和事的地方基本都隐去了细节，这可能是唯一一处指出名字说哪个人的行为不妥的。

转型理论将变革和体制设定为对立关系，认为体制障碍不可能发生适应性改变，但中国的变革经验，尤其是来自基层的实践，对这一理论提供了补充性解释：解答了体制连续性与快速变革为何会同时存在的原因。这一补充不仅可以回应关于“体制韧性”的困惑，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多重路径：它既可以沿着对抗-制度此消彼长的正面冲突方式，也可以是以迂回的、避免正面冲突的“名实分离”方式演进。

——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这一段非常明显地点出了美国和中国制度与社会变迁方式的不同。美国人从日常生活到国家制度层面并不避讳正面冲突，有很多时候关于冲突的呈现或表演本身就是社会制度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中国的制度变迁由于一统体制的原因，则在大多数时候避免正面冲突，这使得少数真实发生的正面冲突极具意义（例外的出现），并且揭示了没有正面冲突的情况下，摩擦与妥协如何发生。

实用主义社会学在社会问题面前的无能给了政治正确社会学以机会。政治正确的社会学家形形色色，但以左派居多。这些学者中有人为了一些看似深刻实为肤浅的原因，而对某类现象进行解构，有人为了给某个边缘群体发声而刻意制造着各种“新”视角和“新”概念，有人则试图证明他们所推崇的某个价值观具有正面社会意义，甚至是历史使然。他们提出的不少观点和概念具有不同程度的学术意义，问题是，话语不等于现实，学术的批判也不能替代批判的学术。

——赵鼎新，芝加哥大学、浙江大学社会学。这一段对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批判切中肯綮……一拨人流于琐碎、忽视社会事实的学术念经系统；另一拨人则罔顾历史与现实，空有口号和话语。

现在的年轻学者没有我们当年这样的经历，更多的是通过数据模型来认识社会，这对他们的研究工作会产生一些问题。我自己也做数据许多年，觉得自己的学术活动越来越脱离活生生的现实，所以后来选择去做田野……现在学术界的一个危险是，学者可以对现实世界一点都不了解，只要有好的方法、好的理论、好的数据，就能做出好的研究。以前我做美国背景下的量化研究也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最好的杂志上，但我知道，自己对这些实际领域和过程可以说是毫无了解，甚至近乎一无所知的。

我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我对历史的了解,包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住在美国数十年所发展起来的。我可以说,如果没有离开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番认识。如果我只在这个国家住了五年或十年,也不会有相同的了解……我阅读的东西,听过的对话,在中国见证的事件,都只有在我迁居多年后才产生意义。由于离主体很远,又有够长的时间来发展后见之明,终于可以轮到我说:“我懂了。” （黄仁宇）

我对这段话特别有感觉。这不是说在国外待足够长的时间，人们的看法、认识就一定是对的，但它是独特的，是放在不同的参照框架之下的。我们总是带着一个角度来看事情的，长期生活在一个环境中，就会对许多现象习以为常，不以为意；借助一个比较的视角，就可以提出新的问题来。我的观察是，要得到这个比较视角，需要有足够长的时间。

——周雪光，斯坦福大学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