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的无冕之王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部或许不算热门，但极具份量的中国古代经济史专著——李剑农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稿》。这本书尤其适合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入门阅读，其在史料的甄别与叙述的逻辑上显得尤为“筋道”，既有扎实的文献根基，又不失清晰的问题意识。

第一编聚焦于“殷周之际及周代前期”。

第1章“甲骨文时代之经济引论”指出，“田”字在甲骨文中兼具狩猎与畜牧的含义。这一时期农业虽已出现，但仍停滞于耙耕和火耕阶段。初迁殷墟之举，既与地力衰竭有关，也涉及整个族群的共同移动，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的深入发展。社会结构中仍存氏族制残余，财产私有并未受到充分重视，公社农民与奴隶并存，整体处于不成熟的奴隶社会阶段。李剑农在此处的分析，与许倬云在《西周史》中所提出的“殷商社会仍具浓厚部落性格”的观点可相呼应。李先生特别强调地理迁移与农业生产方式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点在以往研究中往往被忽视，显示其独具的问题视角。

第2章“周民族之来源及其初期生活情态”论及周人起源颇具传说色彩——“失官窜戎”之事未必可信，或因年代久远难以详考。周人早先半农半牧，直至迁至岐山脚下，农业才逐渐发展起来。李先生并未妄下断语，而是保持存疑态度，体现出其严谨的史学态度。可补充的是，王玉哲在《中华远古史》中也指出，周原的肥沃土壤与相对稳定的环境为周人农业进步提供重要基础，这与李先生所述“迁岐而农业欲来发展”形成印证。

第3章“周代之封建”明确区分了“封建”作为政治经济体制与“宗法”作为血缘组织演变的关系。封建不仅是地域控制之术，更通过宗法体系完成内部权力与资源的分配，显示出鲜明的层级剥削与地方控制特征。李先生一语道破“封建”制度实质乃“继承分取利益”，语言犀利而准确。可引杨宽《西周史》中关于分封制与宗法制度互为表里的论述作为补充，加深理解周代国家结构的特殊性。

第4章“宗周时期封建制度之进展”进一步阐述封建制度在西周中后期的演变。随着王室权威的强化与地方诸侯的成长，封建结构逐渐趋于复杂，土地与人口的控制也更成体系。李剑农在这里点出了封建制不仅是一种政治安排，更是一套经济资源配置方式。正如李峰在《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与国家》中指出，西周中后期已出现早期官僚化管理倾向，与封建制并行推动国家运行，可与李先生所论互为参证。

第5章“产业之进化”着眼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尤其强调铁器在春秋开始萌芽、至战国初步成熟，冶铁业逐渐成为独立手工业部门。李先生对“冉耕”“子牛”是否说明春秋已有牛耕持审慎态度，认为仅凭人名难以断定技术普及，体现其重证据、反附会的学风。实际上，童书业在《春秋史》中亦指出，牛耕的推广应在战国之后。李先生对技术史叙述的克制，恰恰为后续研究留下空间，也提醒读者注意史料辨析之重要。

第六章 金属货币制度之演进。李剑农先生在本章开篇即明确指出，研究货币制度须先明其经济意义，再观其演变之迹。他批评以往钱谱家多不明历史演进之理，随意附会古币名目，实不可取。货币最重要的意义，一为交换媒介，二为物价标准。从实物交换到金属货币的过渡，实为经济发展之必然。李先生详述了贝、锾、钱、刀等货币形态的演变过程。他特别引用罗振玉对殷墟出土贝类的考释，指出贝从装饰品渐变为货币，又由真贝发展出骨贝、铜贝，可见货币形态是随社会需要逐渐演化的。此外，他还注意到“爱”与“圜钱”形制之间的关系，提出圜钱可能仿自玉环或铜环之形，而非由刀布演变而来，这一点与传统说法颇有不同，显示出李先生独立思考的功力。战国时期，货币种类繁多，布币、刀币、圜钱并行，且往往由民间私铸，政府并未完全掌握铸币权。李先生通过分析《左传》《国语》《国策》等文献中关于“金”的记载，指出春秋时期货币经济尚未成熟，至战国则金属货币已成为财富的主要形态。他特别指出《国策》中大量以“金”计值、计利、计富的记载，与《左传》中多以实物为财富的观念形成鲜明对比，可视为货币经济确立的重要标志。李先生亦辨明《国语》所载周景王铸大钱之事颇可疑，单穆公所言货币理论过于成熟，恐为战国时人托古之辞。此见体现出他对史料的审慎态度，不轻信传说，而是置于整体时代背景中考察。

李剑农对货币起源的论述，与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中的观点可相呼应。彭氏亦认为货币起源于市场习惯，而非政府强制。李先生对贝、爱、布、刀等货币形态的演变梳理极为细致，尤其注意到“爱”字从玉器到货币的语义转化，揭示出器物功能与货币职能之间的历史关联。此外，李先生对景王铸大钱的怀疑，也与现代学者如李学勤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中的考证一致，反映出其治史的严谨性。

第七章 商业之发展 。李先生指出，商业发展与货币制度密切相关，“商业为货币之创造者，货币又为商业之推进器”。春秋时期，商业虽已出现，但仍以实物交换为主，且商人尚未脱离封建领主之束缚。郑国商人弦高犒师、营救荀罃等事，既见其活动范围之广，亦见其与公室之依附关系。至战国，商业始迎来真正发展。一方面，农民成为商人新的剥削对象，商业资本直接深入农村；另一方面，手工业专业化程度提高，出现以销售为目的的商品生产，盐铁业尤为发达。李先生举《史记·货殖列传》中郭纵、猗顿、寡妇清等为例，说明此时工商企业已有合流之势。关税制度亦随商业发展而萌芽。李先生指出，关卡初为御暴而设，非为征税，至春秋时始有关税之征，如宋以门赏耏班而征其税，齐有“倡介之关，暴征其私”之记载。入战国后，关市之税更成为政府重要收入，孟子屡言“关市讥而不征”，正反映其时关税之苛重。此外，战国时期人口增加与都会兴起，亦与商业互为因果。宜阳、临淄等大都会人口密集、商业繁盛，非春秋时所能比拟。政治中心兼为工商业中心，乃战国时代一新现象。

李剑农对商业与货币关系的把握极为透彻。他指出商业推进货币发展，货币又反过来促进商业，二者形成良性循环，此观点与许倬云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所述商业革命与货币经济之互动可相印证。李先生对战国商业特征的概括，如农民成为商业对象、手工业专业化、关税制度兴起等，均切中要害。此外，他对《左传》《国策》中商业史料的排比分析，显示出扎实的文献功底，也为我们理解先秦商业的真实图景提供了可靠线索。

第八章 土地之兼并 土地兼并是先秦社会转型的核心问题之一。李先生将其分为三种形式：诸侯兼并、世卿贵族兼并和私家豪富兼并，脉络清晰，见解深刻。诸侯兼并盛行于春秋，千百小国并为十余大国，被吞并之地多改为县邑，守令制由此兴起。农民不再直接隶属于领主，而成为国家之民，身份发生重要变化。世卿贵族兼并则构成“封建制的曲线发展”。诸侯虽兼并土地，却因宗法制而不得不将土地分赐卿大夫为采邑。卿大夫世袭其位，采邑遂成私邑，且不断扩张，甚至超过公室，如鲁三桓、晋六卿、齐陈氏等。李先生引用《左传》中大量赏邑、争田的记载，展现出卿大夫领地膨胀的具体过程，并指出其三大影响：公室衰弱、新赋税制度产生、篡国局面形成。至战国，政权集中于君主，世卿制瓦解，封君往往仅食租税而无治民之权，土地随官位而得失，非复世袭。同时，社会阶层流动加剧，士庶界限模糊，土地买卖出现，赵括“日视美田宅可买者买之”即其明证。私有土地制度至此正式成立。田赋制度亦随之演变。李先生细致辨析了“税”与“赋”的原意及混合过程。“税亩”依土地面积征课，为后世田赋之始；“丘甲”、“丘赋”则将军赋征发对象由人身转向土地。至战国，“赋税”合称，皆以田亩为对象，且直接向地主征收，形成“公赋税与私人佃租二重形式”。

李剑农对土地兼并形式的三分法极具洞察力，准确概括了春秋战国土地关系变动的主要动力。他对“税”、“赋”概念的梳理尤见功力，指出“税”以土地为对象，“赋”原以人身为基础，后皆归于土地，这一转变揭示出国家权力对个人控制方式的演变。此外，李先生注意到土地买卖的出现与阶层流动的关系，与杜正胜在《编户齐民》中论述战国土地私有化与平民崛起的观点可互相发明。

第九章 孟子的井田设计 。李先生本章主旨在于辨析井田制之虚实。他明确指出，孟子所言井田乃一种理想设计，而非历史事实。汉以后学者辗转推演，愈说愈详，却去史实愈远。

李先生回顾了从《谷梁传》、《韩诗外传》、《周礼》、《汉书·食货志》到何休《解诂》、《春秋井田记》等文献对井田制的种种说法，指出其皆出于《孟子》而加以润泽修补，然皆抵牾难通。如《韩诗外传》为凑足八家庐舍，竟将公田减为八十亩；《春秋井田记》为合“五亩之宅”之说，更将一井之田扩至九百二十亩，皆显系臆造。那么孟子井田论何以来？李先生认为，其根据在于春秋战国时期习用的“井地”名称。当时沟洫制度发达，田亩区划纵横如井字，故有“井地”、“庐井”等语。孟子不过借此习语，设计其“平谷禄、制恒产”的理想政策罢了。其目的在使卿大夫有世禄，农民有恒产，回复封建初期的安定状态。然此设计疏阔多漏，且逆于历史潮流，故虽经汉人反复推演，终无实行之可能。

李剑农对井田制的辨析可谓釜底抽薪。他通过梳理井田说的演变过程，揭示其理想化、层累化的本质，结论坚实可信。其中指出“井地”乃战国习语，孟子借此发挥，尤具卓识。此说与徐中舒《井田制度探源》中所言“井田即井形之田”可相印证。李先生对孟子设计意图的分析亦颇中肯：井田制非为均贫富，而是为固定阶级秩序，使“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局面长治久安。这种着眼于社会结构功能的分析，显示出其史识之深。

第十章 商鞅的经济政策 。李先生将商鞅政策与孟子设计对观，极具启发性。他指出，商鞅一切政策几无不与孟子相反：孟子重世禄，商鞅重军功；孟子主井田，商鞅开阡陌；孟子农商平视，商鞅重农抑商；孟子维持宗法大家庭，商鞅强制分异小家庭。商鞅政策之出发点，在于应对当时的社会矛盾：农民困苦流散，而国家需兵与粟。其成功秘诀则在结合秦国地旷人稀之国情，通过“徕民”政策招诱三晋之民垦荒，使专事农耕；而故秦之民则专任兵役，以军功受爵赏。如此，兵农分途，既增农业生产，又强军事力量。同时，削夺宗室特权，打击私门，使国家权力直接掌握农户与兵卒，彻底摧毁了封建领主制的基础。李先生特别指出，商鞅虽死，其法未败，后秦更以迁徙豪强之策彻底消灭六国贵族势力，至始皇时“令黔首自实田”，土地私有制终告成立。秦并六国，实赖商鞅所奠之基。

李剑农对商鞅政策的分析极为透彻。他不仅指出其内容，更揭示其与秦国国情、时代需求的内在关联。其中对“徕民”政策的阐发尤具卓见，指出其使兵农分途、产生自由小地主、摧毁领主制三方面影响，可谓抓住了商鞅变法的关键。李先生将商鞅与孟子对比，更凸显出二者政策取向的根本差异：一欲回复封建安定，一欲推进国家集权；一为代表旧贵族之理想，一为顺应新时代之实践。历史最终选择了商鞅的道路，并非偶然。

第十一章 两汉经济结构总叙：封建残余与制度转型。本章深刻揭示了两汉经济制度的双重特性：一方面，秦制所确立的中央集权和土地私有制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周代封建制的残余仍以封君食邑的形式长期存在，形成“封而不建”的特殊格局。这种制度安排既削弱了诸侯的政治权力，又保留了其经济特权，反映出汉代统治者在集权与妥协之间的平衡策略。

从诸侯王、列侯到关内侯，其权利与地位逐级递减，这些封君虽享有食邑，却无治民之权，封邑内的行政仍由郡县系统掌管。这就使封君制度徒具封建之外形，而失其实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正说明封君所得实为定额赋税抽取，而非领主式的地租收入。这种制度安排，与周代“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宗法封建已迥然不同。

在经济结构方面，两汉时期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复杂现象。佃农制、雇佣劳动与奴隶劳动同时存在，相互交织。董仲舒所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揭示出佃耕制度的普遍；而《汉书·张安世传》中“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的记载，则反映出奴隶劳动在手工业中的延续。这种多元化的劳动形态，说明汉代正处于从封建领主经济向地主制经济过渡的关键阶段。许倬云在《汉代农业》中通过对汉代农书与田制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小农经济虽已成为主体，但大土地所有制仍在不断发展，二者之间的张力贯穿两汉始终。这一见解与李剑农的分析相互印证，共同揭示出汉代经济结构的复杂性。在地域经济方面，通过详实的人口数据与地域比较，明确指出两汉经济重心仍在黄河流域。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元始二年全国人口5900余万，而江南七郡仅250万，岭南七郡仅136万，合计不及北方一大郡。这种悬殊的人口分布，直接反映了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史记·货殖列传》中“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的记载，正是江南开发程度的真实写照。

第十二章 农业进展：技术革新与自然约束。系统考察了两汉农业的发展状况，既肯定了水利兴修与技术进步带来的农业进步，也指出了其推广应用的局限性。这种辩证的分析方法，避免了对古代农业发展的简单美化，呈现出更加真实的历史图景。在水利建设方面，细梳理了汉武帝时期大规模兴修水利的盛况。白渠、龙首渠、六辅渠等重大工程相继兴建，形成了“举锸为云，决渠为雨”的壮观场面。尤为重要的是，他注意到这些工程多集中在关中地区，且后汉时期多以修复旧渠为主，新建工程寥寥。这说明水利建设的高度依赖政府组织力和财政投入，一旦中央权力削弱，水利系统就难以维持。《汉书·沟洫志》中详细记载的黄河屡次决口、治水争议不休的情况，正反映出水利维护的困难程度。农具与耕作技术方面，李先生重点分析了赵过推行代田法与耧车的意义。他指出，代田法通过“一亩三甽，岁代处”的轮作方式，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又保持了地方，是耕作技术的重要创新。而耧车的发明，实现了播种的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崔寔《政论》中“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的记载，生动描述了这一技术的先进性。然而，李先生并未夸大这些技术的推广效果。他通过《盐铁论》中多次出现的“踵耒而耕”等记载，说明普通农民仍多使用传统农具。甚至到东汉末年，皇甫隆仍在敦煌教授耧车使用之法（《三国志》注引《魏略》），可见先进技术传播之缓慢。这种技术推广的滞后性，与当时交通条件、信息传播和小农经济的保守性密切相关。在天灾影响方面，李先生通过详实的统计指出，东汉时期水、旱、蝗灾频率明显高于西汉，且灾害程度更为严重。《后汉书》中“人相食”的记载屡见不鲜，反映出农业生产的脆弱性。彭慕兰在《大分流》中虽主要讨论明清时期，但其关于传统农业抗风险能力的分析，同样适用于汉代：小农经济缺乏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一旦遭遇重大灾害，就容易陷入生存危机。

第十三章 手工业发展：技术进步与制度局限。李剑农先生在本章中全面考察了两汉手工业的发展状况，既肯定了其在技术层面取得的成就，也深刻揭示了制度层面存在的局限。在技术进步方面，李先生重点分析了漆器、铜器、丝织等行业的发展水平。李先生特别注意到手工业发展的地域性特征。通过《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等文献的记载，他勾勒出当时主要手工业的地理分布：齐鲁以丝织著称，蜀汉以金银器、漆器闻名，江南则以葛布、麻织见长。这种地域分工既受自然资源分布影响，也与工艺传统密切相关。如《后汉书》中记载光武帝喜爱越布，特命会稽郡岁贡，说明某些地方特产已获得全国性声誉。然他通过诸多例证指出，大多数手工业产品仍以家庭自给和自我消费为主。如张安世“夫人自纺织”，王丹以家织布帛赠人等记载，说明即使贵族家庭也保持着手工业生产。《盐铁论》中贤良文学派反对“雕文刻镂”的言论，正反映出当时以家庭自给为主流的经济伦理。府手工业方面，李先生通过《汉书·贡禹传》等记载，揭示了齐三服官、蜀汉工官等机构的庞大规模。但他同时指出，这些官府工场主要服务于宫廷消费，而非市场交换，其产品不具有商品性质。《后汉书·邓皇后纪》中记载的“御府、尚方、织室锦绣、冰纨、绮縠、金银、珠玉、犀象、瑇瑁、雕镂玩弄之物，皆绝不作”，正从反面说明平时这些机构生产规模之巨。余英时在《汉代贸易与扩张》中指出，汉代手工业虽有一定发展，但受国家控制与家庭经济结构双重制约，未能形成独立的手工业阶层，也未能出现欧洲中世纪那样的行会组织。这一判断与李剑农的分析相互印证，共同揭示出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制度性局限。

第十四章 货币

本章系统梳理了秦汉货币制度的演变脉络。他指出，秦统一后推行金铜复本位制，“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等物被排除出货币体系，标志着中国货币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汉代虽承秦制，但在货币单位和使用范围上有显著变化，如黄金由“溢”改“斤”，铜钱屡经更易，最终定型于五铢钱。特别辨析了汉代“金”与“钱”的法定关系和比价，指出“一金”即黄金一斤，法定折钱一万。他引用《汉书·惠帝纪》注及郑氏、晋灼、师古诸家之说，强调汉代文献中“金”有实指黄金与泛指钱币两种含义，不可混同。银在汉代始终未取得法币地位，虽武帝与王莽曾一度将银纳入货币体系，但均告失败，原因在于银产量有限、伪造盛行以及货币功能未获社会广泛认可。

李剑农对汉代金银铜货币关系的梳理，与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中所论汉代“金钱并行”而银不为币的观点可相印证。李先生注重从法律文本与经济实态两个层面解析货币功能，揭示出制度规定与社会实际之间的张力。他对王莽货币改制失败的批评，也体现出制度设计若脱离社会经济基础，纵有复古之志，亦难免于败亡。

第十五章 商业。本章着重分析了汉代商业的空间结构与市场制度。李先生指出，汉初“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为商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活动自由。他依《史记·货殖列传》所述，将汉代主要商业都会分为关中区、黄河北岸区、黄河南岸区等三大区域，指出商业活动重心仍在黄河流域，尤以长安为中心，南方虽亦有番禺等都会，但开发程度远不及北方。李汉代“市”的形态已从定时交易的场所发展为常设的商业区域，如长安有“九市”，其中东、西二市规模最巨。市内商肆依商品类别分“列”陈列，设有市令、市长等官职管理，商人需入“市籍”并缴纳市租。这种严整的市区规划与管理制度，反映出汉代商业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组织化水平。“市列”制度，与后世唐代的“行”、宋代的“团行”一脉相承，可见中国传统市场管理模式的延续性。

第十六章 土地。本章深入探讨了汉代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及其社会后果。时人观念中“富的基础为土地”，拥有土地是“本富”之本，因此社会各阶层——包括军人、文士、官僚、商贾乃至贵族——皆热衷于购置田产。土地买卖与兼并日益盛行，激烈程度前所未有。土地兼并至西汉中后期已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朝廷虽屡次以“假民公田”等方式试图缓解矛盾，但效果有限。王莽推行王田制，亦以失败告终。东汉时，豪强势力愈加强大，土地兼并更趋剧烈，外戚、宦官、豪族竞相侵占土地，成为社会动荡的重要根源。

第十七章 赋税制度。本章主要论述汉代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分离及其赋税体系。李先生指出，汉代财政管理已有“公”“私”之分：国家财政由大司农掌管，收入来自田租、算赋、更赋等，用于军国之需；帝室财政由少府和水衡都尉掌管，收入来自山海池泽之税，供君主私用。详细分析了汉代赋税的主要门类，如田租（土地税）、算赋和口赋（人头税）、更赋（代役税）等，并注意到汉代曾有“三十税一”甚至“十一之税”的不同税率。他引用《汉书·毋将隆传》中关于武库兵器当用“大司农钱”而非“少府钱”的争论，说明当时公私财政界限分明，不容混淆。

第十八章 经济思想及政策。在本章系统梳理了汉代经济思想与政策之流变，指出自商鞅变法以降，“重农抑商”渐成主流思想，然其实际效果则因时而异。汉初经济凋敝，道家“无为而治”成为治国要义，曹参、陈平等执政者皆奉黄老之术，与民休息。至文景时期，经济虽趋繁荣，然贫富分化、土地兼并等问题日益凸显，贾谊、晁错等人遂倡言干涉，主张礼制抑奢、贵粟重农，标志着经济思想由放任向干预的转变。晁错“贵粟”政策虽意图利农，实则多益于大地主与富商，农民受惠有限。其“入粟拜爵”之策，虽使国家粮储充盈，却未能遏制兼并之势，反为武帝时期的开边政策奠定物质基础。此见揭示出政策动机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复杂落差，反映了经济思想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贾谊、晁错之议虽未被文帝全盘采纳，然其重视社会均衡、抑制豪强的思想，实为董仲舒“限田”论之先声。武帝时期，因对外扩张与财政压力，经济政策转向强势国家干预，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等“兴利之臣”主导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举措，旨在“摧浮淫兼并之徒”。李先生指出，此类政策虽以抑制豪强为名，实则服务于军国用度，且执行中酷吏苛扰，中小民户同受其害，致令“民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与此相对，董仲舒则从儒家立场提出“限民名田”“盐铁归于民”“去奴婢”“薄赋敛”四大主张，其思想根源于“受大者不得取小”之天道观，强调官僚阶层不得与民争利。

西汉后期，儒家渐居主流，然其经济主张多陷于空想。元帝时儒臣罢盐铁、废常平仓，皆以“毋与民争利”为名，然遇灾荒则复因用度不足而重启盐铁官营，暴露了儒家经济思想在实践中的困境。贡禹甚至提出废钱币、复谷帛之极端主张，其虽洞察货币经济加剧贫富分化，却无视商品交换之必然，故被斥为迂腐。至哀帝时，师丹、孔光等提出限田限奴婢之议，却因外戚幸臣阻挠而夭折，可知儒家理想在豪强政治下的无力。

王莽改制乃汉代经济思想史之一大转折。莽依《周礼》托古改创，行王田制、六筦令，意图以复古之名解决土地兼并与商业垄断问题。李先生析其失败之因：一曰制度卤莽，无实际准备；二曰工商统制过苛，民不堪命；三曰拘泥古制，忽视现实；四曰妄启边衅，加剧社会负担。尤其指出，王田制三年即废，而六筦令持之甚坚，可知莽之失败非因触怒地主阶级，而在其政策本身之空想性与暴虐性。

东汉一代，经济思想无多创见，惟“禁民二业”之策略具时代特色。此策本意在抑兼并、重本业，然执行中反成扰民之政，如刘般所言“有田者不得渔捕”，暴露了政策脱离实际之弊。至汉末桓灵之世，崔寔、荀悦、仲长统等再度倡言限田、徙民、垦荒之议，然其时天下已乱，诸说皆沦为空谈。李先生指出，此期思想家多主张乘乱后土旷人稀之机调整田制，然终无实施可能，标志着汉代经济思想之实践路径已穷。

第19章 魏晋南北朝总叙：人口流徙与社会经济凋敝。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是中国历史上人口流动最剧烈、社会最动荡的时期之一。战乱、民族压迫、饥荒等因素导致大规模人口迁徙，方向包括从关中至荆襄、中原至东北或江南、并州至冀州、中州至凉州等。流民往往依附豪强形成“坞堡”“部曲”，逐渐演变为私属佃客，甚至沦为奴婢。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流徙虽造成劳动力减少、土地荒芜和生产凋敝，但也促进了南北文化交融和落后地区的开发，为隋唐统一奠定了基础。谭其骧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亦强调，永嘉南渡后侨州郡县的设立，不仅反映了人口迁移的规模，更体现了政权对流民的安抚与控制策略。

第20章 从屯田客到佃客制：农业经济的封建化演变。本章聚焦土地与劳动力关系的变革。曹魏屯田制（民屯与军屯）起初是为解决军粮问题，典农官独立于郡县系统，屯田客可免徭役，租税依官牛私牛区别（官六民四或对半分）。但后期政府将屯田客赐予功臣（如东吴赐屯田户），导致屯田体系瓦解，佃客制逐渐形成。西晋占田制试图限制贵族占田与荫客数量，但实际效果有限。东晋南朝时，佃客制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复客”“属名”等依附形式，豪族甚至封山占水、隐匿户口（如山遐在余姚检出一万余口隐匿户）。李剑农认为，这种佃客制实为封建农奴制的雏形。唐长孺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进一步指出，佃客制的普遍化标志着大土地所有制与依附关系的强化，成为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

第21章 产业的变动：农业、手工业与货币经济的逆转。本章分析三大变化：1农业牧畜化，中原传统农耕区因战乱荒芜，变为牧场或猎场（如曹魏荥阳禁地、北魏河阳牧场），甚至饮食习惯“胡化”（乳酪成为常见食品）。2农作方式粗放化：因牛力缺乏和水利失修，许多地区退回“火耕水耨”的原始耕作方式，如杜预批评陂塘占地过多，主张废陂还田。3手工业与技术进步：官府垄断冶铸（司金、典牧）、织锦（如斗场锦署）等行业，工匠地位低下，常被掠徙或世袭。但技术上仍有创新，如马钧改进织机、水碓水碾的应用（但常被贵族垄断，反而妨农）。

第21章 货币的大混乱：从钱帛并行到实物经济，此时期货币制度陷入空前混乱：三国时曹魏废钱用谷帛，吴蜀铸大钱（如“当千钱”）；南朝宋齐铸劣质小钱（如“鹅眼钱”），梁朝甚至铸铁钱；北朝北魏孝文帝后虽铸“太和五铢”“永安五铢”，但私铸盛行、轻重不一。

由于钱币信用崩溃，绢帛逐渐成为实际货币，物价、赏赐、赎罪等多以匹计算。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补充道，这一时期货币功能的退化与自然经济的强化，正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倒退与割据态势的深化。

第22章 商业：区域割裂与南北差异。商业受政治分裂严重制约：边境互市时开时禁（如石勒与祖逖互市、北魏与南朝在沿淮设市），但风险极大（如石阳遭袭）；聘使贸易成为重要补充（如南北朝使臣携带货物交易）；南北都会兴衰迥异：洛阳、长安、邺城屡遭破坏，而建康、京口、成都、广州因偏安持续繁荣；商业税方面，南朝有市租、关津税、牛埭税、估税等，北朝直至末期才开征市税。全汉昇在《中国行会制度史》中指出，南朝商业税的繁重与市籍制度的延续，说明商业仍在官府严格控制下，未能自由发展。

第23章：北魏赋役及均田制的实施与局限。本章详细分析了北魏孝文帝时期的赋役制度改革。太和八年（484年）实施的"班禄制"终结了北魏前期官吏无俸禄、依靠剥削百姓维持生计的混乱局面。诏书中明确要求"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体现了反腐决心。太和九年（485年）颁布的均田制并非追求绝对的土地平均，而是力求实现"力业相称"，使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相匹配，减少荒地，增加国家赋税基础。太和十年（486年）推行的"三长制"重建了基层社会组织，取代了原先的"宗主督护制"，这一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荫庇户口，但由于三长多由地方豪强担任，实际执行中仍然存在诸多弊端。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指出，均田制实为胡汉融合的产物，其设计理念虽然先进，却难以抵御土地兼并的历史趋势。唐长孺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也认为，均田制的实施效果受限于当时的政治社会条件，未能真正实现土地资源的公平分配。

第24章：隋唐制度的承袭与发展。隋唐制度多沿袭北朝并有创新。在户籍编制方面，北齐实行"十家为比邻，五十家为闾里，百家为族党"的制度，隋文帝改为"五家为保，五保为闾，四闾为族"，唐代进一步细化为"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形成了更加严密的基层组织体系。均田制在隋唐时期发生重要变化：北齐开始对奴婢授田设限，隋唐给王公官僚永业田，唐代更允许买卖永业田甚至口分田，这标志着均田制逐渐瓦解。在租调制度方面，北周赋税较重，隋朝将调绢减为二丈，唐代实行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的标准，并创建"租庸调"制，允许纳绢代役，使农民负担有所减轻。唐代还创新性地设立了"户税钱"按户等征收和"地税"亩二升的制度，这些都为后期两税法的实施奠定了基础。官府财政方面依靠"公廨本钱"放贷取息供给行政开支，这一制度源自北魏，唐代虽屡次废止却始终存在，反映了官僚系统对商业利润的深度依赖。谷霁光在《府兵制度考释》中指出，隋唐时期的财政制度改革体现了中央集权程度的加强，但也暴露出官僚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

第25章：唐代产业经济的新发展。在农业生产方面，唐代农具如耙、砺礋等虽然较前代有所改进，但并无革命性变革。水利建设则明显反映出经济重心的南移：根据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发展》的统计，唐代水利工程数量浙江44处、江苏18处、江西20处，远超前代，这表明江南地区已经成为重要的农业经济区。丝织业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化：北方丝织业逐渐衰落，河南、河北地区尚能维持传统优势，而江南地区则异军突起，越州绫、宣州毯、蜀锦等名品竞相争艳。陆羽在《茶经》中详细记载了各地瓷器的特点，特别推崇越州青瓷"类玉类冰"的品质。杜甫在诗中称赞大邑瓷器"轻且坚，扣如哀玉"，巩县、景德镇等地也成为重要产地。陶瓷业的兴盛与唐代禁铜政策及饮茶风气的普及密切相关。全汉昇在《唐宋帝国与运河》中强调，大运河的开通极大地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为手工业产品的流通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26章茶业的兴起与手工业的变革。茶业最初起源于蜀地，汉代王褒《僮约》中已有"武阳买茶"的记载。三国时期江南士族逐渐接受饮茶习俗，而北方人士却讥讽为"酪奴"。唐代开元以后，随着禅宗盛行，饮茶被认为有助于修行，由此风靡大江南北。陆羽著《茶经》，推崇越州青瓷茶具，使茶道大为流行，回纥等少数民族也驱马市茶，茶叶成为重要的税源和对外贸易商品。桑原骘藏在《唐宋时代的茶业》中指出，茶业的兴起不仅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也深刻影响了唐宋时期的财政结构和边疆贸易。手工业方面，唐代"作坊"按照职业类别聚集于各坊，如铜坊、染坊、织锦坊等，逐渐形成行会的雏形。官府工业如少府监、将作监，使用"短番匠"（无偿服役20日）、"长上匠"（代人服役收取报酬）、"明资匠"（雇佣工匠）等多种形式的劳动力。匠户地位较北魏时期有明显改善，如何明远在定州拥有绫机五百张而未受官府干预，反映出私营手工业逐渐获得发展空间。李伯重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中认为，唐代手工业的发展为宋代经济变革奠定了基础，体现了中国传统经济的内在活力。

第27章：唐代统一后商品货币关系之发展。唐代商业在统一后呈现出明显的发展趋势，尤其在货币、交通、都市等方面表现突出。货币体系中，绢帛仍占据重要地位，但钱制已趋统一，白银也逐渐进入流通领域。商业交通方面，内地水陆交通网络发达，海上贸易也因阿拉伯、波斯等国的参与而更加繁荣。扬州、广州、泉州等成为重要的商业都会，市场形制仍以封闭的“市”为主，但后期草市、夜市等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商业活动的活跃和突破制度限制的趋势。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指出，唐代的“柜坊”实为早期金融保管机构的雏形，其出现反映了商业资本积累和信用制度的发展。此外，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强调，唐代海上贸易的繁荣与外来文化、商品的输入密切相关，尤其是波斯、大食商人的活动对南方港口城市的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

第28章：均田制之没落及私庄之发达。均田制在唐代中期以后逐渐瓦解，主要原因包括土地兼并加剧、农户逃亡、赋役繁重等。贵族、官僚、寺院大量侵占土地，私庄经济迅速发展，而普通农户因负担过重纷纷逃亡，成为佃户或流入城市。均田制的崩溃不仅导致土地集中，也加剧了社会矛盾。日本学者池田温在《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中通过对敦煌户籍文书的分析，指出均田制在实际执行中早已名存实亡，农户受田不足是普遍现象。英国学者杜希德在《唐代财政制度》中也认为，均田制的失败与唐代财政体系的缺陷密切相关，土地兼并和逃户问题是制度性崩溃的表现。

第29章：唐代赋税制度之演变——由租庸调至两税。唐代赋税制度经历了从租庸调制向两税制的转变。租庸调以人丁为本，后期因户籍混乱、逃户增多而难以维持。两税制则以资产为宗，分夏秋两季征收，简化了税制，增加了财政弹性。然而，两税制也存在税率不均、折钱纳物导致负担加重、地方苛捐杂税未能彻底废除等问题。台湾学者梁庚尧在《中国社会经济史》中指出，两税制的“量出制入”原则虽有其合理性，但在执行中往往成为地方政府横征暴敛的借口。日本学者丸桥充拓在《唐代财政史研究》中进一步强调，两税制并未真正解决财政困境，反而因货币经济的不稳定加剧了农民负担。

第30章：唐代后期社会经济之崩溃。唐代后期社会经济的崩溃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土地兼并导致贫富分化加剧；赋税负担不均，农民逃亡现象严重；私盐、私茶等走私活动盛行，进一步冲击官方经济；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财政体系逐渐瓦解。黄巢起义后，唐朝统治基础彻底崩溃。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中认为，唐代后期的社会动荡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尤其是货币经济的波动和土地制度的失效加速了社会解体。李伯重在《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中则指出，南方经济在唐代后期的崛起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整体经济的崩溃，但未能扭转北方衰败的大趋势。

第30章 宋元明总叙。1经济重心的南移：从依赖到主导，唐代中叶以后，北方受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及五代战乱影响，经济遭受持续性破坏。相反，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如吴越、南唐、闽、楚、南汉）因相对稳定，加之自然条件优越，逐渐成为经济中心。这些政权虽地狭民寡，却能维持数十年统治，根本在于其发达的商业和农业支撑了独立财政。例如，吴越凭借海上贸易（如通往青州的航线）积累财富；楚地依托茶业专营和铅铁钱政策实现经济自主。南宋时期，江南人口已占全国半数以上（据《枫窗小牍》载，南宋主户达1170万），成为国家赋税主要来源。2北部国防线丧失与财政恶性循环，北宋失去幽云十六州和西北边陲，长期面临辽、西夏的军事压力，导致军费开支庞大（如“养兵之费，占天下十之七八”）。政府为维持财政，不仅保留五代苛捐杂税（如丁口钱、农器税、头子钱），还加剧赋役不均，形成“形势户避税、贫户承役”的局面。李剑农认为，宋代经济改革（如方田均税法、免役法）多因官僚抵制和财政急迫而失败，最终导致“民力凋敝，国力孱弱”。3. 辽金元统治下的经济逆转。李剑农认为，辽、金、元三代带入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如辽代“投下户”、元代“系官匠户”）使中原经济出现倒退。元代贵族圈占土地、西域商人推行高利贷、政府滥发钞币，导致社会矛盾激化。韩山童起义口号“贫极江南，富夸塞北”正是这一矛盾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李剑农并未完全否定元代经济，他指出元代南北物资交流（如棉业北传、运河重修）为明代恢复奠定基础。

第31章 宋元明之农业。本章聚焦农业技术革命与资源开拓，揭示农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局限：1. 土地利用的极限拓展。宋代以后，南方人口压力催生“与水争田”和“变山为田”两种模式。前者包括圩田（如范仲淹修复泰州海堰）、柜田、架田（浮田）、涂田（滨海造田）、沙田（江滨淤田）；后者以梯田为代表，从唐代刀耕火种的“畬田”发展为宋代集约化梯田（如江西仰山、湖南黄罴岭）2. 灌溉工具的技术飞跃宋代龙骨车（踏车）和简车（水轮）普及，是应对水稻种植扩张的关键。王安石诗中“湖阴先生坐草室，看踏沟车望秋实”生动描绘了脚踏翻车的场景；张孝祥记载湖南竹制简车“救汝早岁苦……老农用不知，瞬息了千亩”，显示其高效。元代王祯《农书》记载多种改进车型（如牛转翻车、高转筒车），但部分设计因实用性差未能推广。明代徐光启引入西方龙尾车（螺旋运水机），虽效率更高，但因工艺复杂未普及。李剑农指出，灌溉工具演进体现“需求驱动创新”，但也受制于材料与工艺水平。3. 棉花革命：从外来作物到全民衣料棉花宋初传入闽广（称“吉贝”），元代因政府推广（设木棉提举司）北传，明代更成为法定种植作物。徐光启《农政全书》已记载多种棉种（如江花、北花、浙花），并指出北方因气候干燥难以纺纱，需窖室纺织。李剑农强调，棉花不仅改变了服饰材料（替代麻、丝），更重塑了农业结构（“桑争粮田”变为“棉争桑田”）。

第31章 宋元明之手工业。本章揭示手工业从家庭副业向专业化、商品化的转型，以及官府控制的演变：1. 纺织业：分离与市场化。宋代出现“机户”（专业织户）与“揽户”（包税商）的分工，范成大《缫丝行》中“明日西门卖丝去”反映原料市场形成。元代“丝料”赋税政策（以丝代绢）客观上推动蚕丝生产专业化。明代后期，江南形成“大户张机，小户趁织”的雇佣关系（蒋以化《西台漫记》），甚至出现劳动力市场（苏州玄妙口晨间雇工聚集）。李剑农认为，纺织业分离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标志，但受官府剥削（如唐代“行滥”、宋代“和买”）限制。2. 瓷业：技术集权与全球化萌芽。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代表制瓷艺术高峰，釉色创新（如钧窑紫红釉）和纹饰工艺（刻花、绣花、印花）远超唐代。元代景德镇成为中心，蒋祈《陶纪略》载其“窑三百余座，匠户数十万”，产品行销全国。明代景德镇御器厂分工极细（《陶录》载工序达20余种），但民窑同样繁荣。李剑农指出，景德镇崛起源于南北技术融合（宋室南迁带北方工匠）和自然资源（优质高岭土）。其“官民并存、内外兼销”的模式，与彭慕兰《大分流》中“中国手工业的弹性市场适应”观点一致。3. 印刷术：雕版印刷在宋元明普及，活字印刷（泥、木、铜活字）相继应用，不仅促进书籍传播（如建阳书坊“日辑月刊”），还带动造纸业、墨水业发展，甚至影响纸币（交子）和彩帛印染技术（如朱熹弹劾唐仲友雕印染帛）。李剑农认为，印刷术使知识下移，但政府常以“禁刻违碍文字”限制（如欧阳修请禁雕印文集）4. 工匠制度：从强制到解放。工匠解放是“市场经济倒逼制度变革”

第32章 宋元明之货币。本章系统分析货币制度的复杂演进，尤其关注白银与纸币的互动：1. 铜钱与铁钱的区域博弈，宋代因铜荒和区域经济差异，川陕等地行铁钱（如益州交子以铁钱为本），但价值低廉（“十铁钱易一铜钱”）。明代试图恢复铜钱本位，但因私铸泛滥（恶钱“铅砂七八”）、铜价高昂、白银流通而失败。李剑农引用嘉靖三十三年诏令（分钱为四等兑银），说明铜钱已丧失本位功能2. 白银的货币化进程，白银从唐宋时期的贵重物品（如唐代“赏银饼”），逐渐成为财政支付手段（宋代岁币、明代一条鞭法）。金代“承安宝货”是白银法定货币化的标志，元代更以银为钞本（中统钞以银兑现）。明代后期，白银成为主要通货，甚至影响全球贸易（美洲白银经菲律宾流入）。李剑农认为，白银崛起是“民间选择战胜政府设计”3. 纸币的兴衰：财政透支的教训宋代交子因战争借支（如秦州借60万贯无本钞）而贬值；金元两代试图以银为本稳定钞法，但终因财政透支失败（元代至正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明代“大明宝钞”完全不兑现，迅速崩溃。李剑农指出，纸币失败根本在于缺乏准备金和财政纪律，而非技术问题。

第33章：宋元明货币制度的演变与困境。本章核心在于剖析宋元明三朝货币制度的混乱及其社会根源。明代货币问题尤为突出，宝钞贬值与铜钱私铸、夹铸成风，导致“铸息”之利尽归胥役、炉匠与贪官，国家反而蒙受损失。李剑农指出，明代的钞法、钱法从立国之初就存在设计缺陷，政府既无能力执行既定政策，也缺乏可持续的货币管理机制，最终导致“盈中国皆恶钱”，加速经济崩溃。值得注意的是，明代虽试图通过开放地方铸钱以缓解军饷压力，却因缺乏统一监管反而加剧货币混乱。傅维鳞《明书》中记载崇祯年间钱币滥恶至“每银一两易钱五六千文”，甚至出现“煞儿”“大眼贼”等讥称，可见民间对货币体系已彻底失去信任。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进一步指出，明代货币问题的本质是财政体系与货币体系脱节，政府缺乏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工具，只能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干预，最终反而助长了腐败与经济无序。

第34章：宋元明商业的发展与结构变迁（上）。本章从交通、都会、市场形态和行业组织四个维度，勾勒出宋元明商业的基本面貌。代以汴渠为南北交通动脉，其经济辐射范围甚至远达岭南和川蜀。元代因政治中心北移，开辟海运和山东运河（会通河），虽仍以海运为主，但内河航运已初具规模。明代进一步改进运河系统，尤其是永乐年间宋礼治理会通河，引入汶水分流技术，使运河运力大幅提升，漕运规模从元代的数十万石增至明代的四百万石。宋代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是航海史上的一大突破。朱彧《萍洲可谈》记载“舟师识地理……阴晦观指南针”，说明最晚在12世纪初中国已使用罗盘导航。元代还总结出潮汐、风信歌诀，并设立航标指引浅滩，如延祐年间在龙山庙前筑土堆、悬旗点火，实为灯塔雏形。宋代打破了唐代“坊市分离”的限制，市场散布于街巷，交易时间也不再受限。《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可见商业活力之旺盛。行业组织（“行”“团”“市”）在宋代进一步发展，其功能虽包括维护同业利益，但更主要是为了应对官府的科索和差役，即“行户祗应”。行业组织既有保护同业的一面，也有被富商大贾操纵、压迫小商户的一面。王安石推行市易法，正是为了打破大商人的价格垄断。然而，由于官府对行业的控制始终存在，行业组织最终仍是政府征敛的工具而非真正的商业自治体。全汉昇在《中国行会制度史》中也指出，宋代行会的官方色彩远大于欧洲同时期的行会，其产生与发展均与政府财政需求密切相关。

第35章：宋元明海上对外贸易的演变（下）。海上贸易在宋代达到高峰，元代略有收缩但仍维持一定规模，明代则因政策调整和倭寇问题出现重大转变。宋代高度重视市舶收入，设宴犒劳海商、保护遇风番船、严惩贪官污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市舶管理制度。输出品以瓷器、丝绸为主，输入则以香药、珍宝为大宗。政府通过抽解、抽买和专卖制度严格控制贸易利润，市舶收入成为财政重要来源。元代曾一度推行“官本船”制度，政府出资造船、招募商人出海，利润官七商三，试图垄断海外贸易。但多数时间仍沿用宋制，抽分比例略有调整。明代实行“贡舶一体”制度，只允许附属于朝贡的贸易活动，且对贡期、船数、货物均有严格限制。同时严厉禁止民间出海，甚至一度废除市舶司。这种政策表面上是为了防范倭寇，实则切断了民间海外贸易的活力，导致走私猖獗、倭寇与海商合流。尽管官方坚持海禁，但东南沿海的贸易活动从未停止。嘉靖年后，福建、广东等地逐步开放“船引”制度，对商船征税（水饷、陆饷、加增饷），实质上是承认了民间贸易的合法性。佛郎机（葡萄牙）、和兰（荷兰）等西方势力的东来，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海上贸易的转型。滨下武志在《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中强调，明代后期的东南沿海实际上形成了一个“走私—朝贡—市舶”并存的多元贸易体系，官方与民间的博弈共同塑造了近代前夕的海洋秩序。

第36章读书札记：宋元明土地与农民之关系北宋初期，土地私有制已成定局，虽有系官田土（职田、屯田、官庄等），但多以征收佃租为目的。农民多为佃户，土地流动性强，自耕农地位极不稳定。宋初虽推行均田、奖励垦荒（如太祖、太宗时期的垦荒免租政策），但自耕农仍面临三重压迫。（一）金统治区女真推行猛安谋克制度，括取民田授予女真户，汉民土地被大量侵占。汉民多为佃户或奴仆，地位极低。金世宗虽有意调整，但执行中仍偏袒女真贵族，汉民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二）南宋统治区土地集中程度远超北宋，如张俊、杨沂中等将领占田极广。谢方叔奏疏中指出“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小农为避役献田于豪强，沦为佃户。佃户地位进一步下降，近乎农奴，无迁徙、婚嫁自由，甚至可被典卖。（三）蒙古统治时期。。蒙古贵族沿袭金宋旧制，广占田土，强占民户为奴（称“部曲户”“家奴”）。元代佃户地位未有改善，反而因种族政策与官僚腐败进一步恶化。《元典章》中多次提及佃户被随田典卖、役使家属等现象，政府虽屡禁不止。明初通过移民、授田、免役等措施大力垦荒，洪武年间垦田数达850万顷，为宋代两倍。但政策中存在“永不起科”的额外田，导致赋税不均、投献成风。中期以后，土地兼并再度加剧：豪强占田避役：通过“诡寄”“寄庄”等方式逃避赋税。农户逃亡：因赋役繁重，大量农民投靠豪强为佃户或奴仆。垦田数字下降：弘治年间垦田数反较洪武时期减少，人口增长停滞。明代中后期虽屡颁垦荒令，但效果有限。权贵阶层阻挠水利兴修与土地清丈，如万历年间徐贞明兴修畿辅水利遭勋戚反对而罢。、

第37章宋代两税虽沿唐名，实际内容发生显著变异。庸调从两税中脱出，以“身丁钱米”和现役形式复活，使农民负担加重。税额增长通过附加杂税、和买变附加、折变与支移等手段实现，尤其是支移令民户远程输粮，负担极重。役法从差役到雇役再到义役，屡经变更却始终未能解决不均与腐败问题，南宋时保甲法更成为变相差役。

均税与土地清理的努力屡遭失败。北宋方田均税经仁宗、神宗、徽宗三朝试行，皆因豪强反对与官吏舞弊而中止。南宋经界法由李椿年、朱熹等人推行，意图厘清田亩、均平赋税，同样受制于豪强阻挠与执行不力，未能彻底实现目标。其根本矛盾在于朝廷不敢触动原有税总额，仅能在内部微调，无法实现全国税则统一。

金元赋役制度呈现不同特点。金代对女真户行“牛具税”，税极轻；对汉户则征夏秋两税，负担沉重。“物力钱”按资产征税，近似唐宋户调与庸调合一。元代税制混乱，地、户、丁税并行，后期增加“包银”“俸钞”；江南行夏秋两税，科差改为“户钞”；役法复杂，站役、军匠役、杂役并存，后期亦行助役、雇役。

明代赋役制度经初期黄册与鱼鳞册的规范后，中期逐渐混乱，册籍失真、田赋不均、役法腐败。豪强逃税导致小户负担加剧。一条鞭法改革将赋、役合并，按亩征银，官为雇役，简化了税制并推动货币税发展，但仍未能彻底解决税负不均问题，后期仍有加派。

赋役制度呈现长期演变趋势：从对人税转向对物税，从实物税转向货币税，征税方式也从民收民解转向官收官解。梁方仲在《一条鞭法》中指出，一条鞭法在各地实施程度不一，效果参差，但其赋役货币化不仅是财政进步，更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同时也加剧了白银依赖与区域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