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节选）
（本文摘自《万川毕汇》导读）
如果阅读此书，读者们或许会发现，本书首要的特点是许多内容都具有引介和综述的性质。这是有意为之的。因为这些讲座基本上是为初涉环境史的本科生与研究生而设计。考虑到受众的基础知识以及国内世界史传统教学内容中环境史知识的匮乏，讲座希望听众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一种新鲜论域的学术史与研究方向。因此我提请授课人优先考虑内容的综述性，而且要减少非必要的专业术语，尽量采用传统史学中更常见的话语，便于入门者领会吸收。所以在目前国内世界史教研比较薄弱的论题中，导论性的内容会占较大比例。
之所以强调综述性也是因为我坚信专业研究入门的基础在于掌握学术史。职业史学工作者与一般历史“发烧友”的基本差别在于，无论个人兴趣如何，在重视考证史实的基础上，必须要清晰地展现问题意识，即证明自己的研究具有同其他重要思想对话的价值。所谓的问题意识只能诞生于对学术史的全面考察与思辨中。环境史是一门非常年轻且得益于学科交叉的学问。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由于学科不停歇地分化与整合，环境史其实发展成为一个内容丰富的“概念箩筐”。比如学科历史更悠久的历史地理、海洋史、城市史、疾病史、科学史乃至气候史等，与环境史多有交融，但也坚持自己的学科主体性。环境史往往与这些既有的研究方向存在学术史交集，那要彰显自己特色，证明这个专有名词存在的必要性，就需要不时地“顾后”而“瞻前”。这里所说的“顾后”，是明确基本问题的来龙去脉。因此，系列讲座在开篇环节先后邀请了唐纳德·沃斯特以及约翰·麦克尼尔两位学者结合自身学术阅历进行学科综述。这两位教授都是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也是国际公认的学术权威。沃斯特是美国环境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其本身经历就堪称一部学术史。他不仅目睹了美国环境史知识生产与制度建设的细节，甚至是这一过程的操盘手之一。当大部分专家在论证这个研究领域创生的必要性时，他已用史实告诉我们这个学科成长的可能性。他指出了环境史最基本的问题意识就是，历史不仅仅是人类社会内部的历史。
“顾后”为基础，“瞻前”是为了思考环境史对我们所处时代的基本问题能做出何种回应，继而明确值得深入钻研的方向。在此，比沃斯特年轻一代的约翰·麦克尼尔堪称领军性人物。他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是美国环境史学界长期关注跨学科对话、开拓跨国性议题的代表。其研究最大的特色有两个：一个是以某个具体议题，如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为抓手，统合世界各地区相关的历史；另一个是以具有内在联系的自然地理单元作为研究基础，如加勒比海、地中海等，不再拘泥于行政地理的单元。他强调重视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环境越来越深的相互干预力，环境史的分期应该根据人影响地球环境的节点性事件作为依据。在讲座中，麦克尼尔阐述了以“人新世”这一新概念为历史分期的新思路及理由。
本书的另一个特色在于地理空间上的均衡性。质言之，本书006 ／万川毕汇：世界环境史国际名家讲座关注的“世界”，远远超越欧美。一般认为，美国及部分欧洲国家不仅孕育了环境史学科，迄今为止也还是首屈一指的环境史研究重镇与人才培养基地。我们不应否认其强大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与话语主宰性。但是，美国的环境史学在极大激励了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学术霸权的问题。当然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环境史领域。但是放眼全球，环境史研究从理论思考到实践操作都已不仅仅以美国学界为唯一典范。事实上，自环境史滥觞，包括唐纳德·沃斯特在内的许多美国学者已经自觉强调并关注不同地域中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不同地区多样化的自然与文化历史都显示了与美国经验的差异性。即便在美国环境史学界内部，也存在多个不同流派，比如沃斯特和麦克尼尔的研究就不尽相同，他们分别以美国西部史与全球史为起点，代表的也只是某一种类型或者气质（ethos）的环境史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小语种的障碍以及跨国学术交流的个体性，国内学者在观察国际同行的工作时难免出现“管中窥豹，时见一斑”的疏漏，甚至可能只留意到在国际舞台最活跃且耀眼的美国学者。为此，本系列讲座尽可能广泛地邀请了母语并非英语或者非美国史的学者来畅谈各自的学术心得。这一灵感部分来自全球最著名的环境史科研平台——慕尼黑大学蕾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常年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驻访，常态化维持着30位左右的学者驻扎写作并主持研讨，只要是从环境角度开展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学者均有机会入驻。这为不同学科、不同文化背景乃至政治价值观的学者平等且从容地交流创造了机会，绝大部分专家都因此开阔了眼界和思路。因此，本系列的讲座也专门邀请了该中心的负责人、欧洲环境史学会前任主席克里斯托弗·毛赫分享自己的研究。他采用了一种以地方看国际的视角，从德国慕尼黑的环境史出发，对欧洲环境史的特色问题进行了梳理，展示了许多美国经验不会或不足以涉及的问题，如古代乡村景观的现代化转型问题等。此外，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环境史研究虽然也属于西方环境史的一支，但是这里独特的地理处境和自然禀赋，使当地环境史研究有更强烈的物质性取向而不是社会文化取向，其新兴议题往往面向海洋、荒漠与各类原住民。
鉴于上述经验，本系列讲座试图重点向国内读者引介北大西洋世界之外的环境史研究，即亚非拉地区或全球南方国家的环境史。“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是过去三十年国际史学研究中兴起的重要概念之一。它一方面兴起于欧美国家对近代殖民地历史的总结与反思，另一方面来源于“南北矛盾”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刺激。无论是地理上的南半球，抑或国际政治上的“南方”，都是常常被国际主流话语所轻视的边缘地区。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即便“南方”国家处于失语状态，“南北”问题也具有联动性。一方面，从能源危机、地区性战争、难民危机、恶性传染病等跨国威胁来看，“北方”国家不能独善其身。另一方面，从污染产业与废弃物转移、自然资源开发与贸易及气候变化问题来看，“南北”关系涉及一种全球环境要素的不平衡流动及环境正义的问题。
“全球南方”的概念提醒学界注意“南方”国家共通性的问题。虽然不同“南方”国家在近代史上的具体遭遇不同，但是无一例外都背负着处理传统文化与殖民主义遗产的压力，都要面临新兴国家治理与赶超式现代化的挑战。比如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之时，“南方”国家不是主要的责任主体，却要遭遇更直接的困难，付出的代价也更沉重。事实上，“南方”国家通常面临经济发展滞后与环境破坏的双重困境，而这不是仅仅依靠其自身国家建设或内部制度调整能够解决的。此外，中国是“南方”国家的重要一员，是全世界人口最多、自然资源最富集以及环境问题最突出的地区之一。在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今天，我们必须对最广义上的“世界”及生活在其中的人群有所关爱。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又让中国空前广泛而深入地接触“南方”国家。这都提出了专业知识生产与消费的新需求，包括南太平洋岛国在内的区域，都为我国环境史研究提供了创新的新契机。我们需要真正的“世界环境史”，而不只是“外国环境史”。
出于这些考量，本系列讲座特地邀请了来自“南方”国家或者在相关地区史研究中成果突出的欧美学者，包括巴西、哥伦比亚、南非及印度的学者，当然也有来自更广义上的“南方”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学者。他们或从近代殖民帝国的架构入手，或从地方性经验出发，展示了环境史研究如何帮我们全面深入思考亚非拉人民及南太岛民的历史命运。他们充分展现了北大西洋世界之外的环境史研究意义，也为中国环境史或东亚环境史的创新提供了极好的参照。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讲座甚至论及了国内史学界至今罕有关注的极地环境史，它指示了环境史研究可能拓展的地球空间边界，也证明了我们人类的命运与这个星球上每一个角落都息息相关。
最后但绝非次要的是，这一系列讲座充分体现了学科交叉或者跨学科研究对研习环境史的重要性。这里的跨学科，绝不能停留在传统的文史学科交叉或者人文学科同社会科学的交叉，而是要勇敢拥抱最广义的文科与自然科学的交叉。通过这些讲座稿，读者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对环境史的兴起具有关键性作用的自然科学分支，比如生态学与地理学。唐纳德·沃斯特教授是最早将生态学思想引入历史研究的史家之一。如果他没有对生态科学基本命题与理论的储备，就不可能提出“环境史”或者“自然的经济体系”这样的概念，也很难站到非人类历史主体的立场上思考人类的历史，很难为那些比庶民（subaltern）还要沉默的自然要素呼告。麦克尼尔教授关注“人类世”概念并且提出“大加速时代”，同样体现了他对生态学、地理学、地质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的关注。他立论的新史料已经更多来自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
讲座中相当比例的主题也凸显了生物学对环境史的基础性作用。不论是流行病还是物种交流，不论陆地还是海洋的动植物，都彰显了人类之外其他生物的历史能动性。人类要意识到自己会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被环境要素影响，这最初是需要自然科学家来点拨的。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微生物和海洋生物。如果没有现代科学的进步，这两种在人类视野及叙事中被长期边缘化的生命体很难走进人类历史编撰的中心。这并不是说过往的史书完全没有提到这些生命，而是说我们通常不能准确掌握其生物特性，进而仅仅把它们当做一种“他者”或客观困难加以对待和想象。古人围绕这类生物产生过许多有趣但如今被证明为荒谬的历史认识。这些错谬固然同样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但相比现代生物分类学提供的知识，我们更加确信不同生命体的共生、联系和互动是社会历史演化的底色。
此外，这些讲座还提醒读者注意，最新的环境史研究对海洋科学和大气科学格外关注。这两个学科都属于广义上的地球科学，但又有自身的特性。对历史学来说，它们关注了影响人类历史甚深但长期以来很难从整体上把握的自然要素。由于绝大部分传统的历史叙事都基于陆地环境，大气和海洋似乎无足轻重。但这两种环境要素一方面都具有自在的运动规律，其运作的范围远超人类行动和想象的极限，另一方面，它们自古就受到人为活动的干预，但是包容性极强，以致人类直到当代才意识到其成分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可能反作用于人类。更重要的是，海洋与大气现象常常是“遥相关”（Teleconnections）的，气候变化议题中最具代表性的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就不仅涉及海水与洋流，也事关大气环流，甚至还与海陆间的碳循环有关系。“遥相关”这种名词不仅提醒我们要更加重视整体论与有机联系论的历史观，也提醒着我们：人类自身的选择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或许并没有我们曾经相信的那样大。而且人类的历史能动性，无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选择，其实都受制于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包括其中肉眼难辨的非生物因素。毫无疑问，海洋环境史和气候变化要素将是环境史研究最具发掘潜力与价值的主题。
在跨学科这个命题下，这些讲座也给出了许多方法论层面的启示。一个最基本的感受或许应该是：环境史学者未必需要亲自设计并主持科学实验，但是必须及时关注自然科学研究的最新结论与数据，并且能够通过数据的整理与类比，拓宽我们对历史进程复杂动因与走向的分析路径。大部分受传统文史训练出身的环境史学家可以松一口气。因为环境史研究其实不必然要求学者接受过自然科学专业且系统的训练。环境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最基本的方法依然是历时性的叙事和基于文本真实的归纳。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过去数十年中，史学家们也普遍采用了量化统计、图表分析、口述、田野调查以及物质文化等研究法，他们让叙事更加可信和清晰。这些方法绝不是环境史独有的，但是从讲座中可以感受到，环境史格外重视这些方法。因为在环境问题不受重视的时代存续下来的档案文献通常难以支撑当前环境史学研究的旨趣。
就更实操的层面看，环境史的研究方法更多与具体的研究取向有关。环境史研究的取向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是关注物理性环境的变化问题，其二是文化与智识层面的问题，其三是围绕环境议题的社会构建尤其是政治制度的构建。显然，相对于传统史学，第一类取向的环境史研究特别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并关注其方法的可靠性，比如对流行病、气候变化以及海洋环境的讨论。但是，环境史研究的并不是“环境的历史”，文化、智识与制度取向的环境史研究同样需要跨学科的方法，因为环境决策也需要自然科学论据，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问题的部分研究方法有助于塑造环境史提问的方式与目的。比如在讨论南太平洋岛民的环境观念和日本近世生态思想的转变时，学者们明显采用了考古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所以，如果一项具体的研究具有跨学科的意识并应用之，它必然有希望另辟蹊径。
毋庸置疑，任何学术研究都难以做到空间与议题上的完备性和充分性，遑论一个系列的讲座。尽管从具体的研究议题上看，本系列讲座关注了从陆地到海洋、从寒带到热带、从人类到动植物、从渔猎到工业、从杀生到救生的许多领域，但这依然远未实现我们从国际视野反哺本国学术发展需求的宏愿。这或许是一个难以满足的永恒需求，但这恰恰使每一代中国学人有可能也有必要为自己的学术共同体添砖加瓦。对中国学者乃至大众而言，“放眼看世界”的时代远未结束，而且会越来越重要，环境史学研究理应为此做出积极不懈的努力。
需要申明的是，由于本书内容基本来自英文在线讲座的听写转译，而以本人如此平庸之能力和粗糙的做事风格，很难确保不出疏漏。我将对本书的文字内容负全责，恳请读者们多多包涵，也不吝提醒本人之错谬，便于未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