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乱再起，印尼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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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席卷世界每个角落，国家之间的文化多样性正被一种同质化的“现代模板”逐渐覆盖，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相似。
在这一宏大背景下，印度尼西亚却仍然以其惊人的多元性挑战着这种“全球趋同”的叙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印尼横跨三个时区，由超过1.35万座岛屿组成，栖息着360个不同的族群，使用着719种语言。这些数字背后所代表的，是一个文化上高度异质、社会结构极其复杂的国家。
同时，历史上的印尼长期遭受殖民统治与资源掠夺，独立后仍不断经历内部冲突与地区战争的蹂躏。在这样一个地理分散、文化多元的国家中，族群差异、宗教分歧、资源分配不公与政治权力斗争极易演变成持续的社会紧张与冲突张力。
《印尼ETC：众神遗落的珍珠》一书的作者伊丽莎白·皮萨尼，先后以驻外记者和艾滋病流行病学家的身份深入印尼诸岛，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理解这个复杂国家的珍贵画像。
她深入剖析印尼近代史、政治制度、种族宗教认同、僵化官僚体制，以及传统的“黏稠”文化，将游历中所见所闻的零星片段逐渐拼凑成一幅完整的印尼画像。在她的笔下，印尼不是一个可以简单概括的国家，而是处于现代与传统、统一与分裂、全球影响与本土认同之间的持续张力之中。
印尼暴乱再起，这个神秘的东南亚国家以这种方式吸引了世人的目光。民众暴力行为在印尼历史上并不罕见，背后有其复杂的历史与社会成因。《印尼Etc》中有一章“族群对立与暴民正义”专门讲述这一问题。下文为该章选摘。
加里曼丹的种族问题颇为复杂，有时还会引发激烈的暴力冲突。1965年的排华事件在当地并不常见，达雅克族和马来族则长期处于失和状态，双方都声称婆罗洲为其先祖故乡。英国探险作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于1895年出版的首部小说《奥迈耶的痴梦》（Almayer’s Folley）即是以婆罗洲为背景，他在书中写道：“马来族与河川部落达雅克族或猎人头族之间纷争不断。”
数百年前，马来族曾遍居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和婆罗洲，也曾建立若干苏丹国，成为加里曼丹较大的贸易中心。他们以囤积和出售取自岛上森林的奇珍异宝而致富，包括犀鸟、象牙、犀牛角、黄金、靛青、樟脑以及名称悦耳的龙血——一种鲜红色药用树脂。住在河边的达雅克族收集到这些森林宝藏后，便划着独木舟顺流而下寻求买主。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畅销期刊《男孩周报》（Boy’s Own Paper），曾大量刊载这个森林部落多彩多姿的故事，描述浓雾弥漫的蜿蜒大河缓缓流过青翠碧绿但泛着恶臭的丛林，身上刺青、耳垂膨大、满口獠牙的野人围坐在共居的长屋走廊上，将吹箭筒里的箭头削尖，等待下一次的猎人头行动。
殖民者不敢近身接触且持续遭到近代政权漠视的达雅克族，长期生活在印尼蛮荒地带，族人在官僚政治体系中的民意代表人数不足，无法阻挡苏哈托及其党羽搜刮他们居住的森林，数百平方公里的林地遂遭到台湾夹板工厂蚕食鲸吞。苏哈托在全国建立统一的村落式民主政体之后，他们的部落传统和领导制度也难以抵抗该体制的侵袭。
印尼人常把达雅克族当野蛮人看待。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小群受过良好教育的都市达雅克族受够了这种待遇，更不想看到大多数公职落入马来族手中（雅加达政府偏袒马来族的部分原因，是将他们视为善良文明的穆斯林），于是组成达雅克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Dayakology），在国际上寻找忠实盟友。那些同路人近年来致力保护树木、老虎和特殊部落，并说服联合国宣布“世界原住民十年计划”。
此后达雅克族领袖滔滔不绝地谈论原住民权益，叙述该组织核心宗旨为：“促进两性平等、正义、博爱、自由、人权、民主、开放、团结与反暴力，以期终止边缘化、压制、剥削与全球化的侵略过程，并支持达雅克原住民族群的尊严、价值观及主权。”这段充满现代辞藻的文字，表达了康拉德时代以前即已不断恶化的憎恨情绪。如今达雅克族和马来族依然在进行政治角力，两者之间还夹着第三个种族——马都拉族。
马都拉岛土地干旱、人口拥挤，位于爪哇东北岸外海，因谋生不易而民风彪悍。我造访当地时，没有人愿意租摩托车给我，原因是几天前有一名流动玩具小贩遭到杀害（当地人告诉我：“他跟你一样是外地人”，来自西爪哇省），摩托车也被偷走。“想想看，万一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怎么办？”一名拥有三台本田摩托车的马都拉族太太告诉我：“你会没命，我会损失摩托车。”接着她以更严肃的口吻说：“你在这个岛上绝对不能相信任何人，谁都不行。”
20世纪60年代中期，马都拉族首度越区移民至加里曼丹后，达雅克族便经常与马都拉族发生小摩擦。1997年，一群马都拉男子曾非礼两位达雅克妇女，造成两族不和，紧接着就扩大为蔓延全省的屠杀事件，夺走了一千五百名马都拉族人的性命，导致数万人无家可归，只能挤在难民营内。
先前我在山口洋和当地艾滋病委员会办公室的女职员聊天时，发现她们不太喜欢谈论这类暴力事件，于是转移话题聊起艾滋病工作者经常提到的“性事”。大家谈完卖春业就说起传教士的地位，接着又讲到婚姻关系。三十岁出头的马来族依碧妈妈说，你只要瞧瞧某个女子的内衣，就能窥知她是否已婚。如果她还穿着成套蕾丝内衣裤，表示她情窦未开或正在恋爱；要是她穿着发黄的白内裤配上老旧的红胸罩，那就证明她真的结婚了。
依碧笑着继续说：“我只要想起从前我花了多少时间洗头就觉得好笑……我是说男生追我的时候！那时我明明不可能拿掉头巾，还是非把头发洗得亮闪闪、香喷喷的不可。现在就算天气只稍微冷了一点，我也会跟我老公说：‘亲爱的，天气有点冷，我们要不要等明天早上再洗头？’”
接下来，大家不知不觉又把话题拉到了1997年的种族战争。达雅克族的欧琳说：“那时每个人都疯了。”她描述有一天，她哥哥和几位死党把他们从某个马都拉岛来的移民身上割下的心脏捧回家。“他们把心脏摆在院子里，长辈们就命令我们所有人吃掉。”据说吃敌人心脏的战士能够隐形。“我哥哥吃了以后轮到我吃，我不肯吃，他就生气地拿大刀威胁我，每个人还在一旁大呼小叫逼着我吃，我只好勉强吞下一小块，然后跑到屋子后头呕吐，连吐了一星期。”后来她遵照别人的建议，吃了点狗肉才不再作呕。
我问伊碧是否还记得欧琳叙述的“乱事”，她说：“噢，我自己也碰过类似的麻烦。”接着便提到她在山口洋长大，中学时代曾在山口洋往北约一小时路程的桑巴斯县（Sambas）特巴斯市（Tebas）读书，1999年发生屠杀事件时，她每天放学后还是照常步行回家。
“我放学回家的路上，几个认识的男生会不停地晃动他们提在手上的死人脑袋，跟在我身旁。他们最喜欢把两颗脑袋的头发绑在一起抛到电线上，然后看着两个脑袋像一双绑着鞋带的鞋子挂在电线上荡来荡去。”
“如果你露出害怕的样子，情况会更惨。”她继续说，“有个男生会大喝一声：‘喂，你！接住！’其他男生就把一只断掌朝你丢过来，一副乐在其中的模样，那经验很恐怖。”
伊碧妈妈似乎把这种骇人听闻的事件看得稀松平常，始终以轻描淡写的口气陈述往事。办公室的其他女士听完她的故事，也只是皱着眉摇摇头，仿佛一切只能听天由命。
达雅克学研究所曾极力为第一波屠杀事件辩护，声称是部落传统要求他们采取这类行动。但此举违背了国际原住民权益保护运动的宗旨，弱势族群固然有理由抨击威权体制国家或剥削型多国籍企业，甚至可能以丢掷长矛或焚烧车辆的方式起而抗争，却不应该假借遵守原住民传统的名义，屠杀手无寸铁的农民，还吃他们的心脏。
1997年的暴力事件震撼全国，于是达雅克族转移目标为自身争取利益，要求提高参政权。当时已江河日下的总统苏哈托，迅速将一度由马来族出任的要职指派给达雅克族，结果激怒了马来族。马来族虽没有割人头、吃人肉的传统习俗，也从未与马都拉族起过冲突，但如果他们丢了饭碗，自然不可能忍气吞声。某个马都拉族人偷走了马来族人的一只鸡，两族旋即互殴，导致三人丧生。接着马来族也开始割马都拉族人头，把断掌扔给别人。1999年，马都拉族至少又死五百人，五万名族人仓皇逃离桑巴斯，包括第二三代移民，这些人流离失所，最后在省会坤甸的难民营落脚。
印尼实施地方自治的十年间，达雅克族持续争取政治利益，并留意马来族是否从中作梗，双方互相妥协的意愿渐次提高。加里曼丹与种族混杂的其他地区，也通过参政达到政治互惠的目的。每位参选县市长都会搭配一名副手，而这些搭档往往跨越种族界线，例如一人是达雅克族，另一人是马来族。如今连最受印尼人鄙视的马都拉族也有参政机会，逃到坤甸避难的马都拉族成为人数可观的票仓。2010年我造访坤甸时，当地市长是马来族人，副市长是马都拉族人。
极端暴力事件在印尼现代史上屡见不鲜。苏哈托时代早期，这些事件很快便遭到军队镇压。加里曼丹暴力事件之所以拖得较久，是因为军方对这位总统的支持日衰，不愿出兵弭平。苏哈托下台后，文官旧属、伊斯兰激进分子、军队和地方权贵之间的权力争夺战也就此展开。交通事故演变成地方动乱，灭火势力转而煽风点火，数千人无辜送命。
后苏哈托时代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于印尼东方盛产香料的马鲁古群岛（位于西加里曼丹省东南方两千公里处）。冲突的根源可上溯至几世纪前，其错综复杂足可写一本书，简述如下：荷兰时代殖民者厚此薄彼，对群岛南方基督徒恩宠有加，较排斥北边苏丹国的穆斯林。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学识较高的基督徒一直掌控着当地的官僚体系，但苏哈托推动地方自治以后，极力安抚各地穆斯林，将原本属于基督徒的工作转交给他们。与此同时，来自苏拉威西岛的勤奋穆斯林移民，开始从比较闲散的马鲁古商人手中接管市场，具宗教狂热的犯罪帮派之间日益形成对立。
1999年1月，一名基督徒巴士司机和一位穆斯林乘客发生口角，结果形同一支点燃干草堆的火柴棒，引发了一场不可收拾的族群冲突。
双方互相挑衅是因为彼此忌妒，原本与宗教信仰无涉，却迅速演变成教堂与清真寺对峙的局面。省会安汶的一面墙上画满侮辱穆罕默德的涂鸦，另一面墙上也出现耶稣遭毁容的画面。
居民非但不思潜心祷告，反而绑上头带——穆斯林绑白带子，基督徒绑红带子，俨然要去看足球赛——加入这场争斗；城里某些地区每十名年轻人有七人翘班，利用这场临时发动的“圣战”来宣泄挫折感、培养使命感。
军方和警方未曾采取任何行动。
冲突蔓延至南边的图阿尔市及北方的哈马黑拉岛，到了2002年，已有五千人遭到杀害，另有七十万人（占马鲁古群岛总人口三分之一）被迫逃离家园。即使在生活无忧无虑的欧霍伊威特村，穆斯林也纷纷出逃，直到十年后才逐渐回流。英茄妈妈和她朋友种的植物，是土地上的第一茬作物。之前，那是一个穆斯林的家，后被大火烧毁。
时至今日，马鲁古群岛的居民都说那些暴力事件是身份不明的“挑衅者”干下的勾当。我曾听到欧霍伊威特、图阿尔、班达、安汶等地的居民说：“我们向来跟邻居们处得不错，虽然穆斯林和基督徒是被迫离开的，但我们其实很不希望他们就此一走了之。”
几乎每个与我谈论相关事件的班达岛居民都告诉我，他们曾亲自到港口为准备逃亡的基督徒邻居送行。“我特别为他们做了一顿饭，还拿枕头让他们带着在旅途上用。”其他十来个岛民也说过类似的话：“我给他们做饭，送他们枕头，我们不希望发生这种事，却没办法帮他们抵抗挑衅者。”
当时没有人能够指名道姓地说出“挑衅者”究竟是谁，政府也刻意不做解释，不过大家认为马鲁古屠杀事件中的“挑衅者”，是指一个来自爪哇、名为“圣战军”的伊斯兰激进组织。该组织获得伊斯兰教党派政治高层的授意，并且明确表达了整肃马鲁古群岛基督徒的意图。
事实上，挑衅者是在欧霍伊威特村的穆斯林逃离家园、班达岛的基督徒抱着邻居送的枕头流落他乡一年多后，才抵达马鲁古群岛。爪哇圣战军尚未出现之前的十六个月，成百上千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已经遭到马鲁古群岛的邻居、血亲、同事、同窗、顾客砍杀或射杀。
马鲁古群岛的暴力行动被描述成宗教事件，加里曼丹则称之为种族事件。不管是宗教还是种族事件，其原因说到底都跟资源的取得有关，而且始作俑者是原住民，他们认为来自外岛的移民在“他们的”原生地获得比他们更多的利益。爪哇某些教堂遭人纵火的原因是，在这些教堂做礼拜的苏门答腊移民巴塔克族经济富裕。苏门答腊的印度教徒也受到攻击，因为这些勤勤恳恳的巴厘岛移民拥有的摩托车和住宅比楠榜省（邻近爪哇的苏门答腊南方省份）本地人拥有的更高级。
“原住民”在印尼是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印尼华人从14世纪便融入爪哇沿海小区，两百多年前曾在加里曼丹成立民主共和国，但从未被视为原住民，这点殆无疑义。不过其他族群几乎都是印尼某座岛上的原住民，而且所有岛屿已经结合为一个人人平等的民主国家，因此大家很难争辩达雅克族是否比马来族更像原住民、苏门答腊的狩猎采集部落林巴族是哪个原住民的旁支、哪个种族是有文字史以来就住在加里曼丹的原住民。根据宪法，马都拉族也是印尼共和国原住民之一，和任何国民一样有权住在西加里曼丹省，但我遇到的达雅克族不同意这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