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与一种再造——文德勒与济慈的颂歌

“ 如果他彻底

审视所有魔法的深度，详细阐释

一切运动、形状和声音的意义；

如果他探究一切外形和实体

直抵它们的象征性本质；

他将不会死。”

——《恩底弥翁》第三卷，696—701

乔治·普莱认为阅读行为即读者意识和作者意识的重合，此却恰好不过是当代批评的特征/功能，而文德勒作为读者，以其标志性的“文本细读”再造济慈之诗作，终是跻身短暂或偶然实现该特征/功能的寥寥数人之中。

20世纪末是新历史主义（格林布拉特）大行其道的时代，而后殖民批评（萨义德）与身份政治批评（桑德拉）也方兴未艾，当人们的注意力几乎完全转向诗歌外部的历史、政治、身份、权力结构时，文德勒将我们的注意力拉回了诗歌本身。文德勒认为许多学者（而非读者，更不用说是批评家）不是合格的诗歌解读者。她指出，在面向一首诗时，首要的事是去理解其功能风格的因素。“当一位学者在没有深入了解诗人作品的情形下就闯入一首诗，试图说明某种意识形态的观点，他／她就会误解诗歌与诗人。”我们必须要正视诗歌作品本身，以其为作家作品/文学传统的一部分来支持理论，而不是以理论使诗歌作品成为作家作品/文学传统的相应回声。针对“未受良好教育的济慈”浸淫的传统批评环境，文德勒指责道：

“长期以来人们都把济慈的思想和情感作为批评重点，忽视了（尽管这么说可能会显得古怪）把济慈作一位诗人来研究。我的意思是，忽视了把济慈作一个以建筑学形式对语言进行难以言喻的复杂表述的制造者来研究，在这些作品中，‘制作的意图‘控制着所说的内容，‘意象的运演本身包含着主题的全部事实‘。没有一个济慈研究者会忽视济慈的意象，但通常都是从意象的主题性意义方面去思考它们，而不是把它们作为一张网的一个部分，这张网由交缠在一组持续变动的关系中的几股力量合成。 ”

于是文德勒拉出了一条颂歌序列，以此为主线串联起对每首颂歌的文本演奏。我们可以看到她几近解剖般对诗歌词句的“敲骨吸髓”：分析济慈所用之词的属性（例如是否是其常用的宗教性词汇）与效果；凭借济慈的书信与手稿指出诗句/词汇/主题的影响性来源（莎士比亚，弥尔顿，伯顿）；以各种切口（比如从《忧郁颂》三段分别所属的神话语言、自然感官语言和寓言语言切入）分析、拆解诗歌结构来还原诗歌的诞生及其发生；揭下主题性意象的面具，找到其在各诗作中的嬗变从而揭示诗人诗艺的逐步娴熟和他艺术观/灵魂的逐步完善——从甘于困顿到走向创造，再从创造超然之艺术，借由负载意义的尘世之腿去面向实际的探索行动，最后是对“失败”的接受与升华。此外，从第一章分析《怠惰颂》开始到最终的《秋颂》，乃至中间插叙的《海披里安的覆亡》，每篇文章都游荡着前面章节的回忆性再现和后续章节的预言性身影（尤其是结尾处承上启下的总结与发展），这使得全书的序列主题紧凑而清晰。通过踏实的考据与指向性明确的分析，文德勒叫我们知道，济慈的每首颂歌都诞生自先前的颂歌（一种内在自我批评），而当我们“看清济慈选择了什么意象来变形，又把它们转化为什么样的新形态，我们便明白了自己处于济慈诗意字宙的什么位置。”至此，不免会有人嗔怪文德勒这过于富有侵略性的主观视角，然而布鲁姆早有言：“正是‘客观性’使批评变得容易、庸俗，从而不堪。真正批评的主观性或个性感染力绝不是自私，而是一种艰难的造诣，倚重于学识、才智，以及个人浩然之气这一奥秘。”是的，书中的济慈是独属于文德勒的济慈，不会是你的也不会是我的，更不是济慈本人——我们只能够欣赏文德勒指挥式的精彩演绎，却不可占有这演绎出的形象（我们能占有的只能由我们自己来演绎出）。

文德勒曾坦言在她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文体———“批评”之时，作为诗人的她继而消失 ，虽以“很久以后我才认识到，我并不具有柯尔律治式的想象的‘持续梦幻’；也不像那些富于想象的人一样同时活在两个平面”自慰，然终究心存愧疚。正是在其批评文章里，文德勒似乎找回了作为诗人的自我：从其本身诗性化的阐述语言中我们可以听见多少回声？（汤普森，史蒂文斯，布莱克，奥登……）而在对济慈的六首颂歌及《覆亡》的猜想性重建（或曰：再发明）中，她将这些伟大的诗篇重新写出，成为这些“美”与“真”的作者，使它们“永远温暖，依旧值得欣赏”。

从读者“僭越”为作者，我们意识到，文德勒在结语前借用的《恩底弥翁》之语不仅诉说着济慈的愿景，更是文德勒自己的愿景——彻底审视所有诗歌的深度，详细阐释一切诗学运动、形式和声韵的意义。而她确乎是敲开了诗歌之脊骨，“细细咂摸诗中的词语所负载的意义”，探究一切外形和实体而直抵它们的象征性本质，在书写的同时也在将自我消融——体变为一词一句“徐徐滴下的酒浆”供后人啜饮……

她将不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