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要将自己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之上，这磐石就是他那深刻的信念：贵族之治是社会的最佳治理状态，最为恰当且经久的贵族制需要建基于财产之上。 丹尼尔·韦伯斯特 “权力自然且必然要追随财产，”他宣示说，“共和体制表面上看来要倚重政治安排，但实际上，那些规约着财产继承和流转的法律才是共和体制的真正依托。”据此，他得出结论：“为政之道的要诀就在于将政府建基于财产；要建立一套用于规约财产继承和让渡的法律，据此稳定财产的分配机制，令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矢志捍卫政府。” 因此，这场修宪之战的关键就在于选举权是否可以向着无财产的大众扩张。法学家钱塞勒·肯特在纽约州修宪集会之上发言说：“有人认为，但凡劳动或者服役之人，都应当平等分享统治权能，这种看法实在是荒谬透顶，毫无正义可言。” 不过，1812年战争期间，资金严重匮乏，1816年之后的几年间，第二合众国银行推行通货膨胀政策，令银行体系在包括肯塔基和田纳西在内的西部各州，不分青红皂白地迅速扩张起来。接着便迎来了1819年的经济萧条，萧条令大银行纷纷转变政策，推行相当霸道的紧缩路线。 约翰·考·卡尔霍恩将这场大变迁的潮流完整地蹚了一遍。他曾是第二合众国银行计划的坚定支持者，同样也支持1816年的关税计划和内部改进运动，但是到了1828年，他便已经转变为最严格的狭义宪法解释派。 路易斯·麦克莱恩，财政部部长，有胆略，有雄心，有着很深的联邦主义渊源，素来有志于总统宝座。如同罗杰·布·托尼说的那样，他“极有手腕和策略，从来都很清楚该怎样说动对面的人，爱国情感、宽宏品性、傲慢、虚荣、希望以及恐惧等，都是他的武器”。 由此，这场反银行战争便得到了两个对银行秉持根本性敌意的社会集团的强烈支持，其一是西部的债务人群体和东部的地方银行集团，其二是东部的工人集团和杰斐逊主义激进统绪的支持者。 否决案的主要论点首先是落在了合众国银行之合宪性问题上，而后便突出了这样一个政治论证：合众国银行将太多的权力集中在私人手中。 国会会期刚一开启，罗杰·布·托尼便将一份报告提交众议院，将问题明确下来。“这是我国政治体制的一项不变原则，”托尼在报告中宣示说，“那就是要防范并阻止人身和财产权力的过分集中，无论是谁都不能操控这样的权力。金钱集团是最配不上权力信托的。” 班克罗夫特 华盛顿诞辰日上，他在迪尔菲尔德发表了一份华彩演说，区分了三种政府理论：其一是托利党理论，意思就是王权神授；其二是辉格党理论，将政治自由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一桩契约；其三是民主党理论，据此理论，统治权能既源于人民，也在于人民，且完全归属人民。 换言之，西部人之所以支持杰克逊的银行政策，主要是因为在西部人看来，杰克逊的否决行动是以膨胀而非紧缩为诉求的。 普卢默是在大恐慌会期将近结束的时候选择起身发言的，此次发言最终成为一场有关劳工党问题的长篇演说。他首先阐述了熟悉的政策纲领，确切地说就是“那个素来被人瞧不起的党派的主要政策举措，而我碰巧是这个党派的普通一员”。接着，他便对“美利坚银行体系，说白了就是烂币体系、合法垄断体系”发起了长篇攻击，认为这套体系“令富者更富、穷者更穷”。他说，杰克逊是他仰慕之人，他将跟杰克逊政府站在一起：“我不会反对民主党，除非民主党反对劳工原则。”不过，他同时也谴责了民主党组织并非常聪明地借机申述了劳工党原则，据此反对总体的政治境况。 当然也会有一些西部政治领袖矢志忠诚民主原则，诸如俄亥俄的摩西·道森、托马斯·莫里斯、本杰明·塔潘和威廉·艾伦，此时正在印第安纳州议会供职的罗伯特·戴尔·欧文、密歇根的金斯利·宾厄姆、田纳西的波尔克和威廉·卡罗尔以及密苏里的本顿，等等。 范布伦 “这场革命本质上就是贵族体制和民主体制之间的斗争，这就是我要说的，这就是我的理据所在，”他在1834年宣示说，“必须让人民意识到并明白这一点，为此，需要反复且强有力地向人民申述这一点。” 1835年3月，面粉价格是1桶5.62美元，到了1836年的3月，价格提升到7.75美元，1837年的3月，更是飚升到12美元。 切不可忘记，所谓硬通货政策，有三项诉求：其一，缩短经济周期；其二，摧毁政治圈中缺乏责任机制的霸权体系；其三，遏制金融贵族集团。独立财政计划需要在这全部的三项目标上提供助力。 因此，南方面临的决断是：激进民主派和金融资本，究竟何者对种植园体制威胁更大呢？说白了就是，南方统治集团究竟应当同北方上层社会结盟，并由此同宽泛的宪法解释路线、同资本主义和保守主义结盟，还是应当同北方下层社会结盟，并由此同州权、平均地权主义和改革派结盟？更直白点说，南方究竟应当联合辉格党对战激进主义，还是应当联合民主派对战商业霸权？ “最危险的错误，”罗伯特·黑尔博士、费城的杰出科学家高声宣示说，“就是认为以任何方式将富人和劳动者利益分化开来，都是可以的。无论财富阶层是何等自私自利，若不为劳动者群体着想，自己也会反受其害。” 根本冲突并不在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而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对自由的主要威胁并非来自财产阶级，而是来自官僚阶级。人民应当揭竿而起，反抗这样的政府暴政，而非财富的暴政。 自由派辉格党人在立法战略上也是类似的门道，确切地说，就是主动倡议必要的改革举措，以此先发制人，遏制民主党的政治势头，同时也用这样的办法对终究是无可避免的变革潮流进行控制和引领，最终确保实际的改革行动对商业集团的伤害最小化。 民主党人同样支持缩短工时。1845年，洛厄尔地区的平均工时从12月份和1月份的11小时24分钟到4月份的13小时31分钟不等，通常都是从日出到日落。 文学 纳撒尼尔·霍桑、威廉·卡伦·布赖恩特、沃尔特·惠特曼、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乔治·班克罗夫特、华盛顿·欧文（只是最后没有顶住越来越大的压力）、詹姆斯·柯·保尔丁、奥雷斯蒂斯·奥·布朗森、威廉·莱格特、约翰·路·奥沙利文、约翰·劳·斯蒂芬斯、霍拉肖·格里诺、海勒姆·鲍尔斯、埃德温·福里斯特、弗朗西丝·赖特、罗伯特·戴尔·欧文，等等，都是杰克逊主义者。 此时的美利坚，几份颇受尊重的报刊都掌控在辉格党手中，比如《北美人》《美国评论季刊》以及《新英格兰杂志》，等等。 杰克逊一手摧毁了合众国银行，范布伦则终结了银行系统可以自由使用政府储备金的权利，杰克逊更驯服了很多州银行的政治野心。 约翰·路·奥沙利文 他说，美利坚的“使命”就是要将四项自由向着全世界扩展，“良知自由、个人自由、商业和贸易自由以及普遍的自由和平等”。 很显然，除非在道德层面予以呈现，否则，任何事业都不可能唤起人类最为深沉的忠诚感，更无可能激发人类做出巨大牺牲。 在美利坚历史之上，这个最为强大的集团历来（将来也许会有所变动）就是商业集团。美利坚自由主义的通常判断就是，应当借助社会底层的力量来恒久遏制并限制商业集团的权力，此乃包括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最佳福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