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戴维・F・诺布尔在《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中，以 “技术并非自主演进，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为核心论点，通过美国二战后金属加工业（尤其是机床自动化）的历史案例，构建了一套批判 “技术决定论”、揭示技术与社会权力互动的理论脉络。

理论起点

诺布尔的理论从批判传统技术史观的根本缺陷切入并直接挑战了工业自动化叙事中最主流的 “技术自主演进” 神话。 这是他整个分析的逻辑前提。

当时主流观点认为，自动化技术是 “技术自身逻辑” 的产物 。技术是中立的工具。技术的发展路径唯一且不可逆转，并且最终必然导向 “提升生产力、解放人类” 的目标。

但是诺布尔以二战后美国机床自动化的 “路径竞争” 为案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驳。

他认为自动化并非只有 “数值控制（NC）” 一条路。当时存在另一种更成熟、成本更低的自动化方案也就是“记录 playback（回放式）” 技术。这种技术通过记录熟练工人的操作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机床自动重复作业。

而 “数值控制” 在两种技术的竞争中胜出并非是因为他更优。回放式技术更易落地、更依赖熟练工人，但最终被企业和军方放弃；而数值控制技术初期成本高、故障率高，却被强行推广 。这说明技术路径选择不取决于技术自身，而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博弈。

理论核心——构建 “社会因素决定技术路径” 的分析框架

破除迷思后，诺布尔提出了他的核心理论。技术的设计、选择与推广，本质是不同社会群体（资本、管理层、工人、军方、学术界）基于自身利益和权力诉求博弈的结果。他重点分析了三类关键社会力量如何共同塑造了自动化技术的路径：

（1） 资本与管理层：以技术控制瓦解工人权力

诺布尔认为这是技术选择的核心驱动力。

战后美国制造业面临工人议价权上升的问题。熟练机床工人通过工会组织，掌握生产过程的核心技能（怎么加工、加工精度” 由工人决定），通过罢工、怠工等一系列社会运动影响生产，甚至制约了管理层的生产计划。

那么管理层的诉求便因此转变为，通过自动化技术 “去技能化”，将生产控制权从工人手中转移到管理层。

（2） 军方力量

军方是数值控制技术得以存活的关键外部推力。这一力量直接干预了技术的市场选择。

二战后美国空军需要加工 “复杂异形零件”（如飞机机翼、导弹部件）。这类零件精度要求极高，且批量小、型号多变 。回放式技术无法满足 “小批量、多品种” 的灵活需求，而数值控制技术可通过修改代码快速切换加工方案。

军方实际支持了数值控制技术 。首先，军方为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数值控制研究提供巨额研发经费，占初期研发成本的 90% 以上其次，军方要求军工包商必须使用数承值控制机床生产军品，为该技术创造了 一个没有竞争风险的市场。 即便技术不成熟、成本高，企业也因军方订单而愿意投入。若没有军方的干预，数值控制技术在民用市场中根本无法与回放式技术竞争。

（3）学术界（工程界）

学术界为管理层和军方的技术选择提供了 理论包装，将技术的权力属性伪装成科学必然性。 工程师群体通过将 “自动化” 与 “科学理性” 绑定，提升自身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从 “技术执行者” 变为 “技术设计者”。

学术界构建了“技术进步 = 科学进步” 的叙事。它们将数值控制技术描述为 “应用计算机科学、数学模型的科学成果”，而将回放式技术贬低为 “依赖工人经验的落后工艺”；同时，学术界强调技术的 “客观性”。用 “代码”“数据”“精度参数” 等科学语言掩盖技术背后的权力目的，让技术选择看起来是 “基于科学的理性决策”，而非利益博弈。

3.理论结论

通过对上述社会力量的分析，诺布尔最终升华理论核心。工业自动化的根本目标不是传统所说的 “提升生产力”，而是 “通过技术重构生产领域的权力关系”。 即资本和管理层借助技术，实现对工人的全面控制，巩固自身统治地位。

诺布尔颠覆了传统 “生产力” 的定义。传统定义中，生产力 =“产出 / 投入”，也就是技术效率；但是诺布尔重新定义了生产力，他认为生产力的本质是 “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分配”。谁控制生产、谁主导价值分配，谁就是“生产力” 的核心。

技术从来就不是中立的工具。自动化技术的设计本身就嵌入了 “管理层控制工人” 的意识形态。而技术的推广过程就是将资本主导的权力结构固化到生产设备中的过程 。工人被从 “技能掌握者” 降格为 “机器操作者”，因而彻底失去了与资本议价的核心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