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萧伯纳：我的幽默》——从萧伯纳访华看新闻学

“萧伯纳的同一次的谈话，而记载的大不相同，尤其是关于政府和革命的问题，以及关于李顿报告书的问题。……这样，单在这两个问题上，萧伯纳就做了各种政治立场的凹凸镜……总之，每一方面都想把萧伯纳变成凹凸镜，借他的‘光’，照耀自己的‘粗壮’，‘圆转’，而把别人照成扁塌塌的矮子。其实，他们各自现了原形：是戏子的还是戏子，是畜生的还是畜生，是强盗的还是强盗。那有什么法子呢?”

之前在读《中国妇女运动史话》——解放前妇女运动史中提到，五四运动时期，易卜生在我国的名声，甚至不亚于解放后的马克思列宁。而同为剧作家的萧伯纳继承了易卜生的传统，关注人生，同情下层人民，揭露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际关系，写过不少轰动一时的剧本。中国人民很早就了解萧伯纳。五四时期，《新青年》杂志曾译载了他的剧作，出过“萧伯纳专号”。因此，萧伯纳在1933年应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的邀请来华访问时，已经在中国享有盛誉。

萧伯纳在沪仅一日，但各种报纸，包括中文报纸、英文报纸、日文报纸和俄文报纸纷纷载文论及萧伯纳，刊登了他的谈话。然而，有意思的是，同是一份萧伯纳的讲话，各种报纸登出来却不一样。为此，鲁迅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一文中指出：“第二天的新闻，却比萧的话还要出色得远远。在同一的时候，同一的地方，听着同一的话，写了出来的记事，却是各不相同的。似乎英文的解释，也会由于听者的耳朵，而变换花样。......从这一点看起来，萧就并不是讽刺家，而是一面镜。”

为此，鲁迅与瞿秋白把这些文章编为一册《萧伯纳在上海》，并加以对比和分析，以“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鲁迅序”的名义出版，从而成为一本“未曾有过先例的书籍”。瞿秋白则更是写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政治的凹凸镜——“比较翻译学”和“小辫子的科学研究”》，他在文中对各种报纸的文章进行了仔细比较，从“比较翻译学”的立场，分析了“真正的英国报，冒充的英文报，日本报，中国报”。而这篇文章我觉得非常痛快，所以想要分享给大家。书名《萧伯纳：我的幽默》。

政治的凹凸镜

——“比较翻译学”和“小辫子的科学研究”

瞿秋白

萧伯纳到上海说了些“闲话”，这样也谈谈，那样也谈谈，其实都是人家逼着他，他才说的，他本来并没有“宣传目的”。他一生一世都在“宣传”，你要去问他，他自然只会说他所要说的话。但是，一些政治背景浓厚的记者，受着主人的嘱咐，却想利用萧的话来替自己宣传。他们也会记录他们所要的“纪录”，原文不大中意，还会捏造一些谎话。何况萧说的是英文，从英文翻成汉文，或者翻成日文，甚至于像《大陆报》似的，还会从英文翻成汉文，从汉文再重新翻成英文。(不要忘记《大陆报》是中国当局的英文半官报)——这种复杂的过程之中，很可以做些手脚。这样转辗传译，就把萧伯纳的谈话翻陈出新，弄出许多“修正”、“删改”、“补充”、“捏造”的把戏来。

好罢，我们就借此来研究一下“比较翻译学”。

真正的英国报、冒充的英文报、日本报、中国报都在我们的面前。萧伯纳的同一次的谈话，而记载的大不相同，尤其是关于政府和革命的问题，以及关于李顿报告书的问题。

先说关于中国政府和革命的问题罢：

(一)《字林西报》——“回答着关于被压迫民族和他们应当怎么干的问题，萧伯纳先生说：‘他们应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也应当这样干。中国的民众应当自己组织起来，并且，他们所要挑选的自己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戏子或者封建的王公’……”这几句话不见于其他各报。什么道理。大概因为统治着中国民众的那些戏子和封建王公心上会不舒服。而英国的《字林西报》把它登载出来，却有点儿奇怪。莫非那些“戏子”还不大合于英国的胃口?可见做戏也不容易，美国人爱看了，英国人又有些讨厌了。

(二)《大陆报》——“关于现在中国中部共产党反对南京政府的战争，萧伯纳先生说：‘一个好的统治者在民众之中永久不会有好名声的，因为十次之中有九次统治者不是一个好戏子，他不知道怎么去取悦于他的民众’。”看罢，这里的“戏子”变更了自己的地位了!从这句捏造出来的“萧先生说的话”，仿佛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南京政府在民众之中没有好名声，因此(!)，南京政府是一个很好的统治者，如果它永久没有好名声，就证明(!)它永久是好的，而且南京政府的好，正在于它不像一个“戏子”——不会“媚众得宠”(!!!)。呜呼，戏子呀，我们的好戏子呀，你们真正会唱戏，实在比萧伯纳自己还要“幽默”万倍了。

(三)《每日新闻》——日本文的上海《每日新闻》记载得更有趣：“中国记者问：‘对于中国政府的你的意见?'——‘在中国，照我所知道，政府有好几个，你是指哪一个呀?’中国记者只得转为左翼，另整姿势……”这里的论调很像日本政府的外交公文。因此，萧伯纳说的“戏子”就消灭得无影无踪，萧伯纳所说的“中国民众”总算还没有变成“满洲国”的顺民!

(四)《上海日报》——日本文的《上海日报》捏造得还要“像真”，仿佛萧伯纳说过这么“一串得意的共产主义的讲解”:“世界各国的反对共产主义，实在很可笑，而且不愉快的，例如阿美利加就是这样的国度。阿美利加是压制者的国家，没有什么国民的自由之类，简直和奴隶没有两样。而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这东西，好像弄错了似的，掠夺东西、压迫国民的所谓共产军，那简直是土匪。”萧伯纳被《上海日报》的日本记者改造过了之后，简直是一个奸猾的日本帝国主义者阴影：他一方面恨美国，说美国是压制者的国家，甚至于要劳动他的大驾去替美国奴隶争取解放似的；别方面，又恨中国的共产军，说他们是土匪，“并非真正共产主义”，所以和中国当局同心同德，分工合作，一边在北部“剿匪”，一边在南部“剿匪”。不幸哉，萧伯纳。

(日文的《每日新闻》和《上海日报》的访员其实根本就没有见着萧伯纳，它们的记载的蓝本是《上海泰晤士报》(The Shanghai Times)，泰晤士报的记者虽然是爱尔兰人，而这个报的本身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机关报，这是大家知道的。现在我们把它们作为附录，放在本章的后面。)

(五)中国各报——关于被压迫民族和中国政府的问题，大半都是这样的记载：“上项问题殊难作复，不如俟余离上海后，商作答复，因在此地似乎不甚安全也。”但是，同时又发见另外一段，说是：“中国今日所需要者为良好政府，要知好政府及好官吏，绝非一般民众所欢迎。”这一句，大概就是半官报的《大陆报》的记载的“根据”了。不过究竟是谁根据谁，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后台的“戏子的把戏”，比涂着花脸的前台姿态更不容易看见了。这里要提出的只是一点：中国的普通报纸，一些资产阶级式的改良幻想家，还知道“抓到”萧伯纳的另外一句话：“中国为政，每苦言论过多，殊无实在效果。”这是半官报的《大陆报》上所没有的。殊不知道，假使“言论”过少，怎么能够在袁世凯的“爱国储金”之后，再来谎骗二千万的“救国公债”呢?

(至于其他的详详略略的地方，自然还多得很，此地不必论列。)

(六)《大晚报》——“民族主义”的而又“文艺”的《大晚报》最漂亮，索性把萧的谈话完全取消，一字不登，关于“政府”和“革命”的谈话当然首先在勾消之列。(而《大晚报》上却登了一篇“作为全上海中国报界的基调——基本腔调”的社论。关于这个“基本腔调”，请看另外一栏。)

再说一说关于李顿报告的问题罢，各报所载也是各不相同的：

(一)《字林西报》——《字林西报》上的萧伯纳说：“李顿报告是没有偏私的，而且是很能干地写出来的。”

(二)《大陆报》——《大陆报》上的萧伯纳，一个字也没有提起。

(三)《每日新闻》——日文《每日新闻》上的萧伯纳，说：“以西洋人的心理所能懂得的唯一的说明，是李顿的报告。那很是一件大工作。但在我似的无学之辈，却太长；本国政府的官吏要细看它，也太吃力。李顿卿是有能之士，那是不消说的，然而我想，再写得简洁一些，可就好了。我自己，是只看了两章，然而就是这一点，在我头里也还是太重的担子。”

(四)《上海日报》——萧伯纳在日文《上海日报》上所说的话和在《每日新闻》上一样，不过说得“简洁一些”，不“太长”罢了。

(五)中国各报——萧伯纳在中国各报上大半没有提起李顿报告，只在《申报》上说：“李顿报告书可称公平，然以篇幅过长，恐无人能全部予以熟读耳。”

(六)《大晚报》——萧伯纳在《大晚报》上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谈话。

这样，单在这两个问题上，萧伯纳就做了各种政治立场的凹凸镜——日本要说中国并无中央政府，仿佛萧就说了“中国政府不止一个”;英国要说中国政府只听美国玩弄，不能尽如大英之意，于是萧说中国民众不要戏子做政府的话，就记载出来了；国民政府要说自己是很好的统治者，于是萧说的话又变了：“好的统治者在民众之中永久没有好的名声”;自由主义的幻想家要请政府少说些话多做些“改良的”实际工作，于是萧的说话里，仿佛又加了一句，居然也有些责备中国政府多讲空话难于骗人的意思。而萧对于李顿报告的批评，也是“因报而异”，简直“一气化三清”，同时当了伦敦、东京、南京三个政府的外交总长了。固然，萧自己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

而日本报的记者最侥幸，他们完全没有见着萧，而居然“亲自”听见了萧骂红军“简直是土匪”的话。

总之，每一方面都想把萧伯纳变成凹凸镜，借他的“光”，照耀自己的“粗壮”、“圆转”，而把别人照成扁塌塌的矮子。其实，他们各自现了原形：是戏子的还是戏子，是畜生的还是畜生，是强盗的还是强盗。那有什么法子呢?

“比较翻译学”完了——这只有政治上的说明，没有文法上的解释，抱歉得很，因为这凹凸镜的文法实在太艰深，小子谨谢不敏：请问，譬如“Chinese people should organize themselves，and choose for their rulers not an actor or a feudal baron”这么一句，怎么会一变变成了“a good ruler..in nine out of ten cases is not a good actors and does not know how to please the people”?哈哈!

最后，这篇文章还要缀上一条“小辫子”——就是新闻纸上的小标题的“科学研究”。

中国各报关于萧的记载，大概是同一样的稿子，不过有详略的不同，但是各报上各自添上了自己的小标题，于是萧的谈话上就同时缀上了各种各式的“小辫子”:

(一)萧接见记者发表警辟妙论，谓英国对华根本并无政策(申)

(二)讽刺家所发议论轻松幽默，取旁观态度博人一笑者也(时)

(三)孙夫人等前往欢迎，萧见记者颇多妙论(时事新报)

(四)世界殊途同归必实现社会主义(商报)

(五)萧对于革命理想的智识只是浮光掠影而已，但是突然停止了他的鼓吹革命(大陆)

(六)访问Adelphi贤人……没有理想!(字林)

好了。这还用得着“科学的研究”吗?各人的态度，各人的私心，往往在几个字之中流露出来——虽然古代有句成语说：“人生着舌头不是为着说出自己的心思的，而是为着掩盖自己的心思的。”

附录一：2月18日，日文《上海日报》——

在上海一时失了踪迹，给新闻记者莫名其妙的伯纳·萧翁，为宋庆龄所同伴，访问了各处的中国要人之后，至下午6时光景，在法租界莫利爱路的孙科氏邸内，落在记者团的警戒网里了。美丽的白须，颊上泛着孩子一般的粉红色，而满口嘲弄，回答着记者的质问，扬起他一流的怪气焰来。

记者：“为什逃避着新闻记者的?”

萧翁：“并不是逃避，因为我不看新闻，所以没有想到有新闻记者要来访问的。”于是大言道：“我是和基督、苏格拉底一样伟大的呵，假使诸君知道了我的本心，就不会给我活下去。”

“关于我所说了的一切，是都保留着后来加以否定的权利的。”翁先行声明之后，就吐出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气焰，接着是一串得意的共产主义的讲解，道：“世界各国的反对共产主义，实在是很可笑，而且不愉快的。例如阿美利加，就是这样的国度。阿美利加是压制的，没有什么国民的自由之类，简直和奴隶没有两样。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这东西，好像很弄错了似的，掠夺东西，压迫国民的所谓共产军，那简直是土匪。共产主义者，并不是抛炸弹，在安全地带撒传单，被巡捕看见，给他殴打的人。真的共产主义者，是怀着一种一定的理想，由建设的方法，来改善本国的社会政治状态的。所以即使是国王之下的忠实的臣民，也尚且可以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好像是对于我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还不容易弄明白似的。”

讲了一通之后，是嘲笑英国的对华政策：

“对于中国，英国是一点政策，一点知识也没有。倘要说有，那就是英国知道中国要武器和弹药。只要中国要买，中国有现钱，英国是总将这武器和弹药来卖给中国的。

“在西洋人的眼前，说明了中国的情势的唯一的东西，是李顿的报告书，很出色，很细致的，但在我似的无教育者，却太长；本国政府的官员看起来，也好像很吃力。李顿是很能干的，但再简略一些，就好。老实说，我是只看了开头的两章，就很够了。

“关于中国的事情，即使英国来说许多话，中国自己先靠不住，别人的事，不是真实的帮忙也无从办到吗?”

接着问起中日问题，则他拒绝了发言，那理由是“只要从中国安全地走出了一步去，就什么都说，但在中国的时候，这问题是要用nono来推掉的”。这使中国记者苦笑起来，“东洋人是太有了所谓‘教养’，却太缺着常识，大学毕业生太多了”。

“马克思并不是大学出身，然而是极好的组织者，实行家。”漫谈没有穷尽，这样的来饶舌，记者这面却觉得无聊，就走散了。

附录二：2月18日，日文上海《每日新闻》——

“我是全不看新闻的，不知道竟在这么苦心地寻觅我。”“对于无论什么问题，我是总不怀定见的，怀着的只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是人到七十，当然要达到的结论。”

“其实，英国是完全不识得中国的，倘说有些识得，那就是只识得中国需要多量的武器和弹药。只要中国能付现，无论多少都卖，这就是立场呀，纵使你说些何谓中国，现状如何，但以西洋人的心理所能懂得的唯一的说明，是李顿的报告。那很是一件大工作。但在我似的无学之辈，却太长；本国政府的官吏要细看它，也太吃力，李顿卿是有能之士，那是不消说的，然而我想，再写得简洁一点，可就好了。我自己，是只看了两章，然而就是这一点，在我的头里也还是太重的担子。总之，即使在英国有着对华认识，便有非有对华政策不可的道理么?英国的立场，就如一家的主人，看见了在偷客厅里的银器的偷儿的一样。自己这里正在为难，能来赶掉别人头上的蝇子么?”

记者问：“可是听说日本就要决计退出国联了。”

萧答：“可是日本好像还没有发出宣战布告呵——但是，对于日华关系，却因为还未远离中国，不能够保证此身的安全，所以不能详论的，因为便是我，也觉得uppercut是痛的呀。只是倘使我说起来，则在东洋，所谓‘教养’这东西太多了，平凡的头脑却太少，大学卒业生太多呵。可怜，一跨进大学，就自动地成为呆子，不懂得成群前去了。马克思并非大学卒业生，但作为组织者，管理者，却是出色的人物。不，比什么都好的，首先是在他乃是一个有着住布尔乔亚的府邸，用不要工钱的管家妇的头脑的好共产主义者。”

这时候，中国记者问：“对于中国政府的你的意见呢?”“在中国，照我所知道，政府有好几个，你是指哪一个呀?”

中国记者只得转为左翼，另整姿势，问道：“那么，中国有什么可以学学苏联的处所么?”

“那是‘政治的构成’那样的东西罢。革命的训练，与和巡捕打架的方法是两样的，但在俄国有革命博物馆，是聚集着先前的革命家的遗物的，一看那样的东西，就深觉得斯大林政见的革命的必要了。”

于是将谈锋转向苏联，发了一遍共产主义论之后：“上海也像香港一样，讨人厌的，——是gangs(狐群狗党)所造成的都会，我要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