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刻准备与所谓不正常人为伍”
“有精神病这件事，我之前也不敢说，直到这两年环境好了，大家都疯了。我也没想到，一个精神病还赶上了好时代。”脱口秀演员陈艾在舞台上曾这样说。
在这个被信息裹挟、效率至上的时代，“疯口”已至，精神问题成了和感冒鼻炎拉肚子一样常见的毛病。病友、精神科医生、护士线上线下无障碍交流，患者不再被当作异类，普通人也正视起情绪上的窟窿，人人都可以随地大小疯，之后再像醉汉努力捡起花瓣般接着扛起生活。
但在以前，情况完全不同。
在20世纪60年代的比利时，一些如今常见的精神药物在当时才刚出现，专业医生和专业治疗方案很少，更不用提精神疾病这一概念对大众来说依旧模糊又恐怖。比利时的精神病院甚至承担了监狱的作用，这里没有护士，只有警卫，十来人的病房里每晚都能听到响亮的鼾声、模糊的咕哝、古怪的摩挲声。正对大门的那张床上，患者因厕所吹来的风不久后便死于肺炎。
被“确诊”人格分裂症的作家罗杰·范德维尔德就住在这里，一边帮病友代写信件，一边进行文学创作，再借机让稿子偷偷夹带出去。
“清醒、诚实地讲述你熟悉的人和事”
1925年2月13日，罗杰·范德维尔德出生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省波姆（Boom）镇，小镇的名字仿佛已经预示了他如爆炸般轰鸣又短暂的一生。
少年时期，范德维尔德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结识了继父的老板——彼时已有代表作的成熟作家威廉·埃斯霍特，并将埃斯霍特视为自己文学的领路人。他最初的习作便是在模仿埃斯霍特，十八岁的他追逐潮流，学着这位作家以婚姻的琐碎为题材创作了一首诗。而埃斯霍特只是回信告诉他：
去写你熟悉的人和事，尽可能清醒、真诚，可别被时尚和唯美主义言论影响。
他对埃斯霍特的忠告相当重视，培养起自己的写作风格，渐渐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和诗歌。1947年，他服完兵役，和其他许多作家一样，找了份记者的工作，写稿时高效又优秀，常被同事夸赞。
那一年他有了妻子、孩子，却患上了胃病。
此后十多年里，范德维尔德在工作与写作的间隙接受了三次胃部手术。1958年，第三次手术前一年，医生给他开了最新研发的止疼药右吗拉胺。制药厂称此药止疼效果堪比吗啡且无成瘾性，但实际服用后，患者的耐药性和成瘾性会越来越高，戒断反应严重。比利时官方很快将它列入麻醉药品管控清单，可是对范德维尔德来说已经太迟了。
他早已上瘾，常常伪造处方获取药物，于1961年被警方发现。辩护律师建议他自称患有精神疾病以获取无罪判决，然而他在那次践踏人格和隐私的精神诊断中拒绝配合，因此被确诊重度性格障碍：人格分裂症。
罗杰·范德维尔德最终未能获得无罪判决，还被关进了监狱式精神病院，他巅峰时期的代表作，短篇小说集《头盖骨噼啪作响》就诞生于精神病院中。
他们像受伤的动物，说不出自己哪里痛
罗杰·范德维尔德人生的最后八年一直辗转于不同的精神病院，与各种各样的病友打交道：
我曾整日观察他们，时而被逗乐，时而受惊吓，就像儿童观看动物园里自由嬉戏却愚蠢又吵闹的狒狒，于无声中感到惊叹。
《头盖骨噼啪作响》中描绘的这些病院围墙高筑，院内几乎找不到任何尖锐物品，包括厕所在内不允许有任何脱离警卫视线的角落。这个由围墙圈起的独立世界由于缺乏专业医生指导，有自己的运行逻辑和生态。
▶︎ 入院前门卫会对照长长的违禁品清单，没收病人的打火机、小刀、钱包、帽子、饰品、电车票和时间——手表；
▶︎ 警卫员随时拿着拘束衣以防出现不受控制的情况，但并不能完全阻止没头没尾的争吵与斗殴；
▶ 对于看不懂且大受震撼但不伤害自己与他人的行为，病人和警卫都不会出手干涉，并表现最大程度的尊重；
▶︎ 病人之间不可以互相提及罪行和病情，病人间的秘密不可以告诉警卫，这并非院方规定，而是病人间的默契；
▶︎ 病人可以在院内承担一部分工作：理发、剃须、代写信件、翻译（如有外国病人），也可以自由活动。
医疗条件有限（其实他更需要专业的戒瘾治疗，但那时的比利时没有），在尝试了多种无效方案后，范德维尔德失去了对医生的信任，反而逐渐融入病友中。因为尽管每个人的病因和症状各不相同，但他们经历了同样的痛苦，被有关部门的“精神病学专家”确诊，被定义为“不正常人”“失败者”，被关进精神病院。他们像受伤的动物，说不出自己哪里痛。
在这个逻辑错位的世界里，生命的价值得到了另一种诠释。
若是一个失败的人在绝望与希望中摸索、寻找、蹒跚前进，试图从令他痛苦又着迷、羞耻又光荣的生命冒险中发现价值和意义，那还有什么比他更令人动容？
人类平静的表面下，内心深处每分每秒都在经历无法解释的变化，每一个大脑短路的瞬间都是迷人的，是意外的诗意，边缘世界的微光，值得被柔软笔触描写。这些甚至比药品和所谓的秩序更有力量。
“不正常”由谁定义？不重要。
我时刻准备着，与各类所谓的“不正常人”为伍。
偷偷运出精神病院的稿件
《头盖骨噼啪作响》并非罗杰·范德维尔德的第一部作品。
1966年，他的短篇小说集《绞刑架上的身体》出版。这部作品收录了范德维尔德在病院中创作的十六个故事，在序言中他描述自己为“肉体被带上手铐，灵魂却自由”的人。由于六十年代比利时审查制度严格，精神病人的创作更是被限制，他把稿件分成几份，经由多种途径偷运出医院，有的藏在洗衣篮里，有的藏在烟盒里，还有的藏在探视时妻子的内衣里。小说集一出版就遭到了医院和司法部门的控制，院方告诉他，即便他出院后，他的所有文字依然将被严格审查。
他还是没停笔，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写作是唯一消遣。或许正是这种里外夹击的处境让他想到了“头盖骨噼啪作响”这一表述。颅内是古怪的念头，头顶上有混乱的现实；被关在院内是自生自灭，重回社会又屡遭审查。哔哔啵啵，噼噼啪啪。
当然警卫也并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以他们贫瘠的想象力，大概以为他在写病人委托的信件，或是研究祖国历史、破解三角函数。
1969年，短篇小说集《头盖骨噼啪作响》和自传式散文集《答复权》经过医院外文学界朋友的努力，相继出版。这两部作品都以他在精神病院内的经历和见闻为主题，相比《绞刑架上的身体》，《头盖骨噼啪作响》中的小说更加流畅、简短，文字“潇洒又真实”，带有更深沉的意味。
他引起了各界轰动。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比利时精神病医学的落后和审查制度的不合理，他们组织起一场运动，于1970年4月成功让范德维尔德出院。那一年，他因勇敢发声捍卫人权获得了比利时自由方舟奖。
出院后没多久，他终于联系上荷兰一家戒瘾机构，期待在治疗后重回“正常”生活。然而在出发前三天，他因过量服用右吗拉胺和酒精，于安特卫普一家咖啡馆去世。
传记作者这样评价他：“死亡来得并不意外，他是踮着脚尖走的。”但正如他在最初的作品中说的那样，他的脉搏在文字间跳动，短暂却永不停歇，那是人类最古老而永恒的节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