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辉 | 读杨善华老师《做田野》：沟通书籍世界与生活世界

最近阅读杨善华老师的新书《做田野》，收获颇丰。先后写了四篇公众号文章，现汇成一文，以备查考。

一 社会学一定要见“人”

最近这几年，图书馆社会学书架上的新书，比以前似乎少了不少，原因不详。杨善华老师的《做田野》（2025）已经上架。这是5月份刚出的书，9月份已上架，国家图书馆新书上架的效率还行。

杨善华老师是我熟悉的北大社会学教授，他的书自然值得一看的。书和人一样，熟悉很有必要。杨老师的这部书由上海的光启书局操盘出版。这是一家成立才五年的新社，出版艺术、人文、社会、历史类的图书。我以前没有太在意过，杨老师说他们的效率极高，对这家出版社赞誉有加。

光启书局给《做田野》一书的推荐语是：

“不只学术！给所有田野调查工作者的宝藏工具箱。”

作为在北大社会学系读过几年书，上过杨老师课的我，对“这不只学术”有不太一样的想法。我以为，杨老师在书中提醒我的是，做田野一定要有学术的自觉。田野要做好，必须要有学术的追求；做好田野，也就是自我学术的成长。无论进入何种田野，田野工作者所做出的成果都在为中国学术添砖加瓦。所以，要我写推荐语的话，我会这么写：

“我们的梦想在田野，我们的希望在田野！

北大社会学教授手把手教我们以学术的志业做田野！坚持中国田野的意义，探求中国社会的价值！”

我北大社会学系研究生毕业时，找到了一份图书馆的工作。那时，我曾跟同学说过，他们的田野在社会在人类，而我的田野只能在书上了。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田野，但对图书的田野能不能做，应该怎么做，没有一点想法，也没有任何的经验。说实话，如今我已经在国图工作了将近二十年，仍旧没形成一个完善的做图书的田野的想法和规划。所以看到杨善华老师《做田野》一书，是有些激动的，我想这部书肯定能给我如何做田野的启发。

读了几页，我发现，书籍世界的田野，和社会学的田野果然有着天然的亲密关系。田野，是研究对象所在的那个世界。对社会学来说，它是被访者的生活世界，对书籍研究来说就是书籍世界。杨老师在《做田野》开篇代序中说，北大社会学系的学生，要有三种能力：读书能力（对大师思想的领悟能力）、社会现象提炼与概括能力和学术评价与鉴赏能力。这三个能力，在书籍世界的田野中也是好使的，当然也是必须的。田野三能力，没有一个是能离开书籍世界的。

杨老师说，田野访谈得到的是文本，是访谈者与被访谈者的互动。文本是田野的开始和结束。田野的完成，就是对文本的意义的理解。把文本换成书籍，自然而丝滑。文本的分析，说白了，就是要在读书的过程中了解，认识，洞察生活的意义。文本的解读，就是阅读力，是经由文本理解社会。杨老师提醒我们，读书或者读文本，要特别关注三个层面：（1）字面的理解，也就是一般意义的理解。（2）字面之外的意义的理解，也就是隐微显白的理解。（3）写作意图的理解，也就是总体的理解。（《做田野》，第83页）很多书，字面意思似乎比较容易。知道这本《做田野》跟做书、做事没有什么差别，唯一的差异是做书的编辑力、做田野是社会学想象力，做事则是生活力。意义的理解则需要有更多的思考，读书太少，阅历不够，可能比较难以知晓其中的意义。比如，杨老师谈的是社会学的田野，而我感兴趣的是书籍世界的田野，两个田野截然不同，但是因为都是在面对文本，即便有社会行动和书籍文献的差异，两者之间仍旧具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很明显，《做田野》本身也是一本书，我读它的时候，就是进入了田野。最难的是第三层的理解。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没有想过要在这方面做什么工作，而社会学的田野必须要有这样的思考。如果把图书世界的田野做好的话，就必须在三个层面一点点推进。

二十年前，我上学的时候，杨老师给我们开过的课，我已经不太能记得内容了。印象比较深的是，参加了至少两次杨老师的团队调查。后来，毕业答辩时，杨老师对我说：“看了很多书却没有消化不如看一本，搞透之后以此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体系。贪多无益。”我的硕论，李康老师予以表扬，说我在文献上达到了博士的水平，我还挺得意的。杨老师说的话，当时的我还没有太多的触动，现在回头看日记，感觉就很不一样了。特别是我在书籍世界做了多年的研究之后，翻了不少书之后，我越来越感受到，必须要有自己搞透的书，没有这个不行。但我真正开始做这个事情，已是博士都毕业之后的事情了。当时有人点拨过，但没有被点醒。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但正如常识所说的，一切都不算晚，现在还来得及。田野中从来不怕多睡了会儿的人，因为睡不醒的人很多很多。

查我硕士时的日记，有听课的记录。如：“2006年3月1日，有杨老师的课。他说，家族研究中历史学的方法流于表面的材料，而材料的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所以得出的结论也就可以质疑了。社会本身很复杂，历史学却想用一个简单的结论来说明整个问题，显然是不够的。人类学的考察容易深入到事件本身之中去，但对于宏观的把握却显得不足。各有长短。做研究搞文献的目的是为了知道别人已经说了些什么，他们的研究方式是什么，这样自己就可以在他们的基础上出新，一是说别人没有研究过这样的，一是说别人已有研究但是你的更加深入。”从我日记记录的这堂课的内容来看，是《做田野》中《见微而知著：贯入田野实践的历史社会学》的部分内容。在这篇文章中，杨老师提到了他记的笔记：1982年10月，他陪着费孝通教授五访江村时，费孝通说：“帕森斯的理论是见林不见木，但是社会学一定要见人。”杨老师接着解释说，人，在社会学来说，是社会人，只有通过社会人才能认识社会。（《做田野》，第44页）

社会的人，具有历史和社会的二重性。人不是凭空出来的，孙悟空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文化酝酿才出现的。人是一定的历史文化之中的社会人，是在特定时空中活着的人。因此，贯入的思考，意味着要把过去和现在结合起来，而不是把它分割开来。“我们看到的人和听到的话虽然是当下发生，但它指涉的一定是过去。”（《做田野》，第49页）过去，是经验到的、生活过的历史，包括宏观的社会背景，个人的历程（也就是杨老师说的生活史）的把握，见微知著地理解个人行动和社会行动。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个别的真实进而对宏观的历史真实加以反思。当时课堂的内容，换成杨老师在书上的说法就是：“历史社会学贯入田野实践也一定能提升田野研究之水平，使其视野更为广阔，分析更有洞见。”（《做田野》，第57页）

当历史成为事实的一部分的时候，事实会更加有故事的意味。但学术的研究不在于只是讲一个故事。被访者讲故事，做田野的搞研究。当年听课的时候，在意的自然是故事。我的日记记录是：

“2006年3月15日。下午去听了老杨的课，老杨还是在一顿神侃，从古代的家族故事到现在的调查轶闻，听他讲课不会费什么劲，只是跟着他的思维在各种故事之间穿梭着，在这中间他能告诉你某些东西，或许得到的体会并不是非常多，但比较有趣。”

当年听课的时候，感觉是有趣。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什么都不懂。杨老师说，像李猛那样的，只是特例。天生就是搞社会学的，不会太多。我们大多数人，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比如我，现在看杨老师的书，感受就不止是有趣，还充满了学术洞见。

杨老师明确表示，希望能把北大社会学的传统传承下去。这种传承，有上课的那种课堂式的，也有团队调查式的，也有论文发表的，还有著作的出版。杨老师的自我定位，是社会学的研究者和社会学精神的传承者，他是当之无愧的。他曾追随费孝通、雷洁琼、袁方等重建社会学的第一代大社会学家，他又在北大当了大半辈子老师，带学生、做研究，撰写论著，提携后进。如今，他也成了传说中的大学者。做书，和做田野，都有一种文化的责任。当我们离开了学校，不再从事社会学的研究时，北大社会学的精神和传统，还能有用，我想我那几年研究生的学就不算白上了。

做田野，不管是社会学的，还是书籍世界的，都是主动投入到田野研究的场景中去感受和认知的学术研究。做田野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精神。在方法的意义上来说，田野不止是研究的对象，它是我们探索意义的方法。如果不追求意义，田野没有价值；如果不投身田野，田野没有生气。培养一种生活的直觉，训练一种积极的认知，是做田野的乐趣所在。在精神的意义上来说，做田野意味着感知和洞察，是按照多姿多彩的生活本身来认识生活，是朝向事情的本身。“如果田野调查是对人的社会行动意义的探寻，对这种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就将贯穿田野调查的始终。”（《做田野》，第7页）

回想起来，研究生毕业之时，我虽然说过我的田野在书籍世界之中，但一直对于“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缺乏了研究者的学术自觉。这回看杨老师的书，又似乎回到了北大的课堂。这次就不再只是感到有趣，而是感觉这样做田野才是真的搞研究式田野。未来，我在书籍世界的做田野，我有了更加坚实的生活意义。

二 做田野的艺术和手艺

前面，我谈了我所知的杨老师，接下来似乎可以在书籍世界中展开谈谈我的体会了。

什么田野？什么是社会学的田野？在很多人看来，似乎只要是在外面跑跑就算是田野了。田野工作又往往是人类学家的事情，他们的民族志书写更具有田野气质，田野工作就成了人类学家的专属。所以，当做理论的我，跟跑田野的同学说做田野时，他们是疑惑的，文献和田野的距离似乎有点远。另外，在很多人看来，田野本身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们感兴趣的是田野故事或者民族志。他们做田野的意义，无非是要把故事变成写文化，把问卷数据化，那就真的只是跑田野了。所以，不少跑田野的人类学家，是不太喜欢理论的，顺带的，也不太喜欢文献。因为跑田野，没有时间去管文献。而杨老师做田野的经验却是一定要把读文献（文本）当作手艺来对待的。

做田野，有一套值得我们思考的学问，是一门艺术。虽然说田野工作是人类学家的成人礼，但人类学家似乎对田野和工作没有特别的专利之心。田野，对一部分研究者来说，它只不过是他们研究数据的来源罢了，多快好省地在田野收集需要资料、数据就行，“如果田野工作要花太常时间才能完成，那么假如可行的时间较短，就会叫别人来完成这项工作。”（《田野工作的艺术》，第8页）田野是所有科学研究的数据产出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可以有多样的别称，从A到Z，通称为田野。虽然，田野不构成“田野学”，但是“田野工作”（fieldwork）是一门手艺。杨老师做了二十几年的田野实践，精于这门手艺，给试图在书籍世界做田野的我带来了很多启发。

费孝通教授说：“我这一生的学术活动有两大特点，一是搞调查，二是写文章。”（《费孝通晚年谈话录》，第113-114页）田野工作、问卷调查、实验研究和文献研究是社会学的四种主要研究方法。一般认为，田野工作以参与观察、访谈的方式展开定性研究，以民族志的成果呈现地方的知识。社会调查是中国社会学的传统或者说是看家的本领。费孝通所谓的搞调查，包含了做田野。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社会学的田野工作，是吴文藻等开创的“社区实地研究”的“社会学调查”，“社区研究要从实地调查入手，注重实地考察，切身体会。”“像这样真切的体验，决不是书本上可以得到的。”（《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第52-53页）社区研究也被视为吴文藻为首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特色。这样的特色，传承至今，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各具时代特点的风格。马戎等主编的《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1998）论文集即是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谈田野工作的。编者说，费孝通教授的学术特点有三，即学科建设的开放，实地的田野工作和学术研究的实践特征。所以那部论文集选了14篇谈“田野工作与体验”的文章，从对费老的田野工作经验，到个人的文化体验等，是上世纪90年代社会学人类家关于做田野的一些思考。

杨善华老师说，他组织团队做田野是从1996年春天开始的。1996年，对社会学的田野来说，看来是一个特殊的年头。有意思的是，《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选的论文正是1996年和1997年的会议论文。1996年9月北大社会学人类学所举办了“中国文化对世界未来发展的贡献学术研讨会暨贺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60周年”，1997年北大又举办了“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两场学术活动，都有不少关于田野工作的论文，编进了论文集。

做田野，不需要在“田野”这个名词上做过多的纠缠。杨老师说的做田野，是一种社会学的田野实践，是包括了田野调查和田野研究的学术活动。但很多人对名词本身更为看重，他们认为意义是名词本身所赋予的。问题似乎没有这么简单。就像图书馆，是现代的产物。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图书馆，在我国古代查无此词，从未有任何一位古人用过“图书馆”这个词汇。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古代就没有图书馆呢？

我们只能说，古代中国人没有“图书馆学”意义上的图书馆认识，但作为汇集人类知识、传承文化信息、集中文本于一地的图书馆是一直存在的。古代的“兰台”“石室”“东观”“书斋”“书室”“书房”等等，不管是官方的，还是家族的、个人的，都是古人的图书馆。更有趣的是，我还发现社会学的前辈，陈定闳先生在《中国社会思想史》（第56页）中说，老聃（老子）是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人，曾做过周守藏史（国家图书馆馆长）。这个说法曾一度很流行，几乎成为常识。社会学家为图书馆史也做出了贡献。比如，吴仲强《中国图书馆学史》就说，陈定闳先生谈的守藏史出自《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藏室相当于国家图书馆，藏室史则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这自然就成了中国图书馆史的最早记录。不过，无论是陈定闳的说法，还是吴仲强的意见，在后来的图书馆学史研究者看来，都不太符合图书馆史的发展，或者说不太符合他们的学科观念。我的一位同事曾发过一篇题为《老子非东周图书馆馆长之议》（2010）的文章。文章认为，老子可以是国家档案馆的馆长，不能是国家图书馆馆长。因为，老子那个时代，他守藏的，是甲骨、金石、简牍一类的东西，都不是“图书”，而是“档案”。这种观点得到了当代图书馆史研究者部分认同。比如《中国图书馆史》的古代卷，只称“古代藏书”。他们查不到“图书馆”一词的任何古代中文文献，所以他们只承认古代中国“藏书”的历史。他们认为，中国古代藏书以藏为主，现代图书馆则以用为主；前者是私人的机构的，后者是公共的大众的。这样的论断是“图书馆学”的学术话语，也有他们的道理，如果没道理也不会由国家图书馆前馆长出任主编出版了。另外，《中国图书馆史·古代藏书卷》把老子和孔子并列起来，以诸子藏书为题，说“老子担任了周代官府藏书的管理员，老子是我国藏书史上事迹可考的第一位私人藏书家”。（《中国图书馆史·古代藏书卷》，第41页）周代官府的藏书，怎么就成了私人藏书呢？公私藏书的这种跃迁，令人迷糊。

从书籍世界的历史来看，图书从它形成开始，就不是作为完全的私人财产而存在的，它天生具有公共的社会的属性，否则要书做什么？读书作什么？书籍所承载的是人类社会的群体智慧，生活世界中的书籍传承也是群体的财富承继。作为私产的书籍，像那些被带进了坟墓的，往往不具备公共知识的性质，用那些私产类的书籍去重构古代知识人的生活世界，也存在着极大的风险。特别是隋唐以来，雕版印刷技艺日益成熟，书籍生产、流通更加去私人化，商业的书肆在长安、洛阳等大都市问世，士人拥有家族图书馆，个人有书斋图书馆，都不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当然他们用的是“秘府”“书斋”“书楼”等词汇。秘府是国家图书馆，书斋是个人图书馆。吕温《上官昭容书楼歌》说，上官婉儿的图书馆是“玉楼宝架中天居，缄奇秘异万卷余。水精编帙绿钿轴，云母捣纸黄金书。”（《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第118-119页）书楼藏书，海富山藏。

杜甫说，他在图书馆阅读是“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更寻嘉树传，不忘《角弓》诗”。（《冬日有怀李白》）洪业在他的名著《杜甫：最伟大的诗人》（第50页）中说，那是杜甫在书房看书。洪业这样翻译杜诗：“In this quiet and lonely study, The whole day I think of you. I turn again to the classical story of friendship, Once more I am reminded of your brotherly song.”这首诗出口转内销可以译为：“在那静谧而孤寂的书房里，我整日都思念着你。我再次翻阅友情的经典故事，又一次，被你的兄弟情谊所感动。”这样一来，似乎中文的古典诗味都荡然无存，所以曾祥波的中译本直接用杜诗原文，不再做现代白话文的转译。另外，洪业还说：“《冬日有怀李白》这首诗写于某个朋友或亲戚的房宅，可能他们给了杜甫一两个房间让他居住。”（“Thinking of Li Po on a Winter Day”, however, could have been written in the house of a friend or relative where he perhaps had been given the use of a couple of rooms.第50页）洪业没有说杜甫在图书馆看书的事儿。不过我认为杜甫说的书斋，和莎士比亚的library有什么不同呢？莎翁在《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中说的是：“Come take choice of all my library。”（来，到我的书斋里去挑选吧。见《莎士比亚全集》增订本第5卷，第51页）

在library（书斋）的阅读行为，是人与书在对话，是读者对文化的理解，它缺少了做田野时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社会互动，但老杜读《诗经》翻到《角弓》篇，从古典友谊进而想到他的朋友李白，这种心灵的对话，自然是一种意义的理解、沟通和索引性表达。library的意义正在于它提供了这样的空间和前提。我们不能因为杜甫没用library这个词儿，就认定他不知道书斋的意义和价值，当然更不能否定古代有图书馆。事实上，藏书史研究者已据杜甫“书斋”断定他是藏书家（《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第135页）。

说远了，回到田野工作来。像杨老师那样经验丰富的田野工作者，是不会跟人纠缠什么是田野的定义的。做田野，没有必要在名词上做无谓的争论，要在意义上多做探究，以学问的方式进入田野，在田野中发现中国历史的脉动和精神的传承，以此实现学术生活的意义。做田野，如果没有这样的学术自觉，那就是观光一般的闲逛，或者凑热闹般的打趣，或者享受某种寂静的孤独，但那不是接受了系统训练的北大社会学学生应该做的。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充当闲逛者和打趣人，说白了就是个闲汉而已。当然，闲逛也不是没有它的好处，比如本雅明所说的波西米亚人、游荡者和诗人，诗人也好，波西米亚人也罢，都需要借助无聊的日常来生成一种现代的趣味，抑或者说是格调，“他们没有任何急切的东西要表述，从而能让内容决定词语的创制。所以他们只能在他们的词语中挑挑拣拣。”但是，由趣味指引之下的词语选择，不是由对象本身创制出来的，因而没被包括进生产过程。（《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第135页）简而言之就是缺乏经验，不管是个人的经验，都市的经验，还是历史的经验。这些人绝对不会做田野，他们是在田野而已。

做田野是学术的研究，也是田野工作的艺术。从章节安排来看，《做田野》第一章谈范式与方法，第二章论观察与反思，第三章浸入现场和第四章埂上反思，这是从理论到实践的社会学特色的做田野。在做田野的过程中发掘意义、探寻意义，从个体到整体，从现代到传统，这才是搞学问。同样的，我想，在图书馆做书籍世界的研究，与其给一个图书馆的定义，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还不如多调查和探寻一下图书馆的意义，这才是更为有意思的话题。

沃尔科特说，他准备写《田野工作的艺术》一书时，去图书馆查文献，先用“艺术”（The Art of）查书名，发现卡片索引1516张。等他写第三版时，已经不用卡片了，他用电脑查美国国会图书馆在线书目，有7734条记录。其中，Z打头的书，像赫里格尔《学箭悟禅录》（原名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波西格《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原名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书名奇怪，内容有意思。这两部书都有中译本。图书馆的编目，有时候就是学术调查的一个数字，这是它的意义之一，但不是全部。

在我看来，包括做田野在内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有意思的手艺。沃尔科特说，“田野工作的艺术”，除了他的那一本之外，没有其他的人写，可见老外对这门手艺也没有那么看重。中文书籍中，以“工作的艺术”为题的书很多，多是些励志类的畅销书，真正把做田野当成一门手艺而认真地对待的学者不多。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杨善华老师这部应该是第一本。或者更严谨地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本。

三 训练对文本的敏感

《做田野》书中的《打磨访谈，打磨自己》一文，是一位和我同级（2004硕）的同学杜洁写的。她说，她印象中的杨老师是这样子的：白天访谈完，晚上做调查汇报讨论，同学们叽叽喳喳说个没完，“杨老师闭着眼睛听汇报，好像睡着的样子，但一睁眼就是点睛的评论。”这个形象，大概熟悉杨老师的同学都有印象吧。

做田野的杨老师，是以他的人生阅历和学术素养为支撑的。杜洁说，她曾邀请杨老师到重庆搞过一次讲座，谈做田野的故事。听完之后，有同学跟她说：“感觉杨老师的田野工作方法我们无法复制，因为那样丰富又宽广的知识面、敏锐的观察能力，都是普通学生所不具备的。”（《做田野》，第280页）其实，何止是普通学生，就是很多教授也不具备杨老师那样的能力。杜洁说，她跟那同学解释道：“这就是对一个做调研的人的要求”，我感觉这样要求搞调研的，标准实在太高了。做田野之所以成为杨老师和杨门的特点，就在于这种高远的不可复制，否则人人都做得来，那就不是做田野了。做田野之所以打动人，恰恰在于有一些人精于这门手艺，让我们感受到这门艺术的精彩和精神，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这才是人生，这才是学问。

谈到北大社会学2004硕，我也是这一级的。我民大本科系里每年会有几个考到北大去读研的，也有老师是北大的。给我们上社会学概论课的王纪芒老师就是杨善华老师的学生，当时王老师还在跟杨老师读博士。从王纪芒老师的课上，我知道了杨老师，所以我算是比较早就知道了杨老师的，不过我没有找她问杨老师的情况。2002年秋天，我大三，准备考研，托人找到北大社会学系的课表，骑车去听课。王思斌老师给本科生开的概论课，我全程听完了，认真做了笔记。方法课也听了听。等我考研上岸，把我辛辛苦苦记录的笔记本借给系里一位准备考研的师妹。后来，她没有考上，笔记也没还给我，说是弄丢了。她叫什么名字，我也忘了。王老师的课，每次都是满黑板的板书，记笔记很轻松。在北大听课的收获，是认识了好朋友陈强。他研究生毕业之后去了南方，做了十二年记者，前几年转行了。

我上学的那会儿，杨老师在系里是热门导师之一。一来，他热心带学生，有人从本科开始就加入了他的团队，他的研究生也经常出去搞调查做田野，做得有声有色的；一来，他的学术水平很高，在理论和经验两方面都有研究，令人敬佩。我考研时，把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2000）看了好几遍，那本书就是杨老师带着李康老师他们一帮人翻译出来的。李康老师那时翻译的书还不是特别多，现如今他的译著已不止好几十公斤了吧。杨老师主编的《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1999）也是北大社会学系学子的入门必读经典。后来，谢老师和杨老师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卷，2005；下卷，2006），就是从前一本扩展而来的。可惜的是，这部教材原来设计了三卷，中卷一直没出，估计以后也不会出了，因为杨老师和谢老师先后退休了。好在，谢老师退休没多久出版了四大厚本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逻辑》（2024）。

在我印象中，杨老师搞田野调查和其他一些老师是大不相同的。主要的差异就在于杨老师一直有一个调查背后的理论自觉，或者说理论追求。杨老师在《城乡日常生活：一种社会学分析》（2008）一书前言中说，用社会学的视角看城乡的日常生活，即是对生活世界进行探究和反思。杨老师说：“我们强调这样一种访谈方法，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并非意味着我们忽视理论。理论对于我们这样的研究的意义在于，在访谈或实践前告诉我们问题域的可能的指向，以及发现和提出一个有价值的理论问题；而在访谈中先前的理论准备则可以在我们感受被访者的话语与行动时增添我们的敏锐性，发现值得追溯的问题并从这些话语中挑选出有社会学价值的事实并寻求对其加以理论概括的可能性；在访谈结束后分析材料时，理论则可为我们提供一个足够开阔的视野，将感性材料转化为理性认识。”（《城乡日常生活》，第6页）做田野的和跑田野的差别大概也在于此。

当然，这种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社会学，或许也是我们的传统。事实上，也很少有社会学家只做纯粹的经验研究或纯粹的理论研究，即便是以理论著称的帕森斯，按照我的理解，将其视为一种经验的实践也是没问题的，至少对于想在理论方面有所建树，大都需要将前人的理论成果视为实证的经验予以重视，并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综合（《学做理论：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的经验实践》，2019）。现在想来，我的这个想法，其实就是杨老师所说的“训练对文本的敏感”。（第106页）。

这种敏感，首先是一种学科的敏感。因为“在这样的田野调查与访谈中，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但是未必都有社会学的意义。”（第26页）不同的学科都会搞田野调查工作，但在不同学科之下搞研究，做出来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读书也是如此，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学科视角去看一本书，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普通读者，被作者的故事所感动，把书中的好词好句摘录下来，已经足够了，而带着学问的态度去看就不太一样。

比如，我现在做书籍世界的研究，当我看到杨老师说到的一段故事，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杨老师说：

“1981年12月，笔者随费孝通教授四访江村时，曾询问过当地村民婚礼是怎么办的，他们说有‘帖式书’作为样子。原来村里有一个学究式的老先生，他手里有一本小册子，上面记载着婚礼的整个步骤。谁家结婚，都到他这里来借，照此办理。笔者记得当年我们曾经把这本小册子借来看过，基本上就是儒家办婚礼的格式。”（《做田野》，第108页）

这种“帖式书”，是书籍世界中的民间礼仪类书籍，有雕版印本，也有抄写本。杨老师说江村的老学究手里的小册子，不知道是手抄本，还是印本。婚礼作为重要的人生礼仪，在礼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除了经书中的《仪礼》之外，还有很多书。宋代司马光《书仪》，有专章谈婚礼程序。而南宋陈元靓《事林广记》这部日用类书对此也有详细的记载。这部书上写着“男家草帖正式”“女家草帖正式”“婚书第一幅式”之类的，所以后来这类书就有了“帖式书”的说法。那么，这种书长什么样子呢？民间日用礼仪类书籍，量挺大的，但一般学者并不是特别在意，因为这些书不管是学术价值，还是历史价值，似乎都不太大，说白了就是没有学科上的意义，所以研究者一般也不会太关注它。但这类日用书籍，在书籍世界中其实有着特殊的地位，发挥着礼仪典则的功能。从杨老师的记录我们可以知道，在民间社会中，经典文本被日用文本所取代，承担了文化的传承功能。经书作为学术的文本，被世人所看重；民间礼仪书籍，作为学究们的宝典，也成为他们在乡间地位的保障。藏有这类书的人，往往是“学究式的老先生”。

从杨老师的记录“都到他这里来借”这句话，我们可以再次确证，中国过去的私人藏书不是图书馆史学家所说的以藏为主的没有图书馆的藏书史，而是具有中国书籍世界特色的图书馆史。前人的书斋藏书，是要用的，是具有公共性的，类似社区图书馆的藏书。只不过，当时识字的人非常之少，阅读行为不是一般人所能的，它属于知识的权力运作，拥有书籍也就意味着他们在公共事务中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四 中年开始的学问人生

我读《在田野》的笔记既然有了三篇，那就得再来一篇，不然就是三缺一了，打牌不能缺腿。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有读书会同学、喝酒同学，还有几桌牌友，回想起来，那几年的读书时光真的是无比幸福。学生能够在学校得到各方面的成长，这是教育的最高奥义。杨老师在不同的场合、好几本书里面都说了一个意思，他希望带着学生成长，希望能有一个北大社会学的团队：“完成一个教学实验（以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为教学目标）；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将以意义探究为认知目标的田野调查作为切入点的社会学研究）；带出一支研究队伍（重点是研究生培养）。”（《锲而不舍，砥砺前行》）

在高校搞研究，需要带着学生一起来做，所以必须考虑如何把学生带出来，让他们能够在毕业之后或者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或者即便不从事学术研究也能有训练有素的能力，这是北大社会学系的老师们的特点。从费孝通、雷洁琼、袁方，到杨老师、王思斌老师、谢老师、钱民辉老师、马凤芝老师等等，都是这么干的。他们的学生们，也继续保持了这样的风格。我同学，留在系里的王迪兄，前阵子在同学聚会时跟我说，他现在就好好带学生，好好上课。这是令人感动的。因为我曾听外校的一位教授说，他现在上课就像上坟，很紧张，而北大社会学系的老师们不太一样。

现代学术的群体性的。一位好的老师，往往能团结一群人做出常人难以置信的成绩。社会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现代的学问，似乎一直正是有了这样的传统才得以立足于学术之林。莫斯在自述他的学术生涯时说：“任何科学都是集体努力之结果。个人在现实世界中相互参与，把事实和思想带到一个共同的‘集市’中来，而科学就从这些事实和思想中诞生，科学就是这些个体打造的。我们努力创造社会学，情形正是如此。我们需要不计其数的材料，需要一门精确的语言来记录这些材料。这就必须有一个团队，其内部必须达成共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科学刚刚触及社会学的这片领域，我们正在探索当中，正如迷失在森林深处的灵魂，只有彼此大声呼应，方能寻见出路。简单描述某个现象或细微的问题，都会产生无穷尽的困难，只有不断发展的团队才能解决。”他又说：“实验室缺少领袖，就一无是处，但它也需要高素质的成员，亦即朋友，无论长幼，需要可以从事的假设，以及各种思想和广泛的知识；但最重要的是，它需要其成员把自己所有的这些都奉献给一项共同的积累，加入这个团队中呆的时间更长的成员的工作，又要帮助新来成员开始他们的研究，就像自己当年进来时加入别人的工作一样。”（莫斯: 《莫斯学术自述》，第67页）社会学人进入新手村，需要老师的带领，这些人一代接着一代，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学派的风格；社会学的老手进入转型期，也需要“彼此大声呼应”，在这方面，我感觉杨老师做田野也是他学术的探索过程。

杨老师《做田野》这部书，部头不大（序16页，正文292页，近17万字），读起来不太费劲，而且很多文章是我之前陆续看过的，所以很快就翻完了。但读一本书的感受，和读单篇论文的阅读体验很不一样。做田野，要求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互动，由此获得一种解释性的理解，既是理解研究对象，也是理解自我。所以在读这部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的是如何把杨老师说的田野工作和我自己现在正在做的书籍世界的研究结合起来。前人常说书田、书山，杨子云说“发秘府，览书林”，无一例外地都把书籍之所视为田野，所以把搞书籍世界的研究当作做田野是渊源有自的，并非一个别出心裁的说法。

我曾固执地以为我现在搞的跟田野工作差别不会太大，我感觉这样的想法在读《做田野》时得到了一些理论上和经验上的支持。我以后能更自信地做下去了。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我这一辈子似乎就只能山里人了：小时候生活在武陵山脉的群山之中，成年后工作在书林之间，在书籍世界做田野。按照杨老师的说法：“一个人落生和成长在一个什么样的社区则是命，是一种舒茨所言的预先给定性，是这个人无法选择的。这也是一个人将某地的社区情理当作理所应当的规范和观念内化于己，用以选择和评价自己和他人行为的原因。”（《做田野》，第191页）命，是我们的古老词汇，而意义则需要我们的探寻和解释。在阅读中对话，在文字中呈现，似乎也符合做田野的精神。读书笔记必须有深阅读，一如做田野的深度访谈。

记录自己的想法、感受、经验，把阅读行为做到自己的生活中，很容易有字数。我边读边想，夹杂一些我在北大社会学系求学的经验，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写了三篇笔记，差不多小一万字了。我把读书笔记发公众号，算是自己书籍世界研究的记录，也是日常读书生活的思考。郑也夫老师一直鼓吹，读书心得不能自己一个憋着，要学会跟人共享，所以每天写完读书笔记后我发自己朋友圈，也发在同学群和系友群里。孙飞宇师兄在我发了第一篇后留言：“手动点赞。”杨老师的学生杜洁，我硕士同学，毕业之后几乎就是失联状态。今天我想起来QQ上有她，我发消息问是不是我认识的杜洁，她说是她。她告诉我，杨老师也看了我写的笔记，还狠狠表扬了我。而且，前面三篇笔记，我朋友圈有好几十个朋友看过，特别是第三篇已高达85人，达到了我公号文阅读的新高。还有我同学华贞说：“向辉写文章太快了，阅读赶不上写作的速度啦。”“后要赶上向辉的写作速度来阅读哈。”其实，和做田野的笔记比起来，读书笔记的体量应该是不值一提的。做田野的搞一两个小时的访谈，就得上万字了。

杨老师说，“我们考察现象所呈现的意义的普遍性，其最终目的还是要落脚在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这一点上。”（《做田野》，第31页）中年人，自然是这个社会的重要的一员，上一代的学术中年人是如何做的？他们给出了什么样的示范？结合杨老师的生命史和这部《在田野》能看到一些端倪。

杨老师到北大求学，已37岁，研究生毕业40岁，博士毕业44岁，这就是人到中年的时候。虽然有雷洁琼这样的大佬导师，但大龄博士除了经验丰富一些之外，其他方面和年轻小伙是很难比。我现在就是杨老师博士毕业的那个年岁，对人到中年有了更多的切身感受。所以，虽然《在田野》是杨老师即将进入杖朝之年才出版的作品，但给我的启示却是在学问生涯的中年时期，自己该怎么做的问题。

费孝通在1982年曾说：“中年人很苦啊。”（《费孝通晚年谈话录》，第649页）所以中年危机，再正常不过了。杨老师也不会例外。他1991年博士答辩，1992年就是邓小平南巡，改革开放步子越来越大，市场还是学问？走还是留？这时候，到底要不要继续搞学问研究，对杨老师来说没什么问题。他说的是：“既然我已经选择了以学术为志业，那就要像自己在家庭社会学这门课的开场白中所讲的，要有献身精神，不管这门职业带给自己的是贵还是贱，是贫还是富，我都要一往无前的走下去。”（《锲而不舍，砥砺前行》）但是，在学术道路上到底怎么走，却没有人知道如何，只能自己摸索。要走个十几二十年才能看得出来结果。因此，历史的回顾，绝非毫无意义。

我们看到，杨老师的博士论文《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农村的家庭与婚姻》（1991/1995）以及后来的《城乡家庭：市场经济与非农化背景下的变迁》（2000）、《家庭社会学》（2006）等，无疑都表明家庭社会学是他本色当行的专攻方向。他事实上已经在这个方向做到了顶流，在这个方向之外，躺平完全没什么问题，有这么丰硕的成果，何必要自讨苦吃去干其他的呢？但杨老师没有躺平。他在做田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意义探究”的社会学方法论和“实践中的现象学”，是在他的家庭社会学研究之外形成的一个独特的理论方向，即他所说的自己的学术风格。按照谢立中老师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无疑是增加了多元话语分析的一元话语系统，为中国社会学理论做出了事实上的贡献。

谢老师指出，社会学理论可以极致简化为结构论、建构论、互动论和复构论四个不同的元理论层次。杨善华老师做田野的实践现象学，虽然以舒茨的现象学为依据，但不同于他们的建构论，可以视为互构论。谢老师的四大本《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逻辑》以互构论一册厚度最小（本册217页，其他三本分别为356/361/482页），因为互构论的理论家只有彼得·伯格、卢克曼、亚历山大、科尔曼、布迪厄、吉登斯、哈贝马斯和乔纳森·特纳等人，互构论既是综合的，也是实践的，所要求的理论创见也就相对而言更复杂一些。相较于其他几种理论，在这一块想要做出理想的成绩最不容易。谢老师说，互构论的特点是，既强调社会与个人的独立性，也关注二者的相互影响，在相互的建构过程中社会和个人被形塑成他们的样子。互构论的社会学家要“在已有的理论库存中选择一种或几种理论来作为自己的理论出发点或曰理论基地，在此基础上通过广泛地吸纳其他理论体系中被自己认为具有合理性的元素，以此来扩展、充实自己所选取的这种或几种理论体系，使之变得比以前更综合、更为合理。”（《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逻辑》第三卷，第216页）谢老师说，西方的互构论理论家相互之间的差异非常之大，因为各自的理论出发点截然不同，很难达成共识。但是，我觉得“做田野”似乎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思路，即在田野中实践地将理论变成一种具有在地气质的理论底蕴。如此一来，互构论就有了一个坚实的中国社会学的基底。

作为一位有志于在书籍世界里做田野的研究者，我从《做田野》一书的阅读中收获了很多的睿智之见。在书籍世界里做田野，要学习生活世界做田野的经验，要有理论的自觉。在生活世界里，我们观察、感受、理解的是社会行动的意义，因此，杨老师主张做田野其实就是意义的探究。社会学式的做田野，是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中对后者的行为和意义建构的解释性理解进行意义探究的过程。所谓“意义的探究”，就是要对文本有意义的敏感，要能进一步做出提炼、概括，进而形成概念、判断，归根结底是要生成、打磨社会学的洞见。书籍世界之中，如何将做田野的艺术加以转译，尚需努力。

（2025年9月12日至16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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