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笔下的华北乡村与“实体治理”实践

几年前，我对于李怀印先生《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这本书的印象尤为深刻，书中许多至今看来仍不失为精彩的观点总是能够改变我们对于现代中国发展历程的刻板印象。作为李先生的代表成名之作，《华北村治：权力、话语和制度变迁（1875—1936）》的问世与流传让我们全面探究到了晚清民国时期以华北乡村为研究对象的乡村社会经济史，进而为我们从微观拓展到宏观带来了全新的知识洗礼。经过较为系统深入的阅读后，我对李先生在书中所提出的“实体治理”这一特有名词印象深刻，它重点指代从清代晚期至民国时期，中国乡村社会一种独特的、半正式化的治理模式，透过作者的展开论述以及详细考证不难发现，“实体治理”的内涵与意义可谓是相当重要的存在。

站在全书的角度不难理解，“实体治理”作为具有强烈中国式近代化历程的一种特殊现象，它既不等同于“皇权不下县”的完全乡村自治，也不同于近代西方科层制国家那种直接程序化的行政管理。众所周知的是，经历过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权力结构是由上到下的传导式扩散，从中央集权发出的指令渗透到国家的细枝末节，从而将国家权力进行了系统性覆盖。然而，随着封建统治的弱化与消散，国家政权（最明显的就是县级衙门）并不直接介入村庄的日常事务管理，而是通过承认和授权地方性组织（如乡保、村正、宗族等）来行使基层控制，这样的一种间接性无疑改变了传统的国家权力分配机制，将权力具象化成一种可以适用于乡村地方的工具来进行操作。同时，乡村内部的秩序维护、纠纷调解、公共事务（如挖沟修渠、看青护苗等日常性事务）主要依赖长期以来形成的、为村民所公认的“乡规民约”和习惯法，而非已经成文的官方法典，从治理规则的角度显得并非那么“正式”、“正统”，这一点在乡村管理的实际运作中较为明显，治理的过程与依据往往与其传统运行逻辑框架密不可分，尽管外界有着官方制定的法律条文，但相对于“乡规民约”和习惯法这些内容的亲密性与紧密程度，乡村治理无疑更依赖于后者所发挥的作用。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治理人员半正式与非官方的身份，村庄的负责人（如乡保）通常由村民推举产生，然后再向上报告获得官府的认可，这些群体不是领薪水的官僚，其治理权威一方面来自官府的默认与默许，另一方面更根本地来自于其在乡村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如年长、有威望、有一定财产）以及相当多数村民的信任，他们可以说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关键纽带，其扮演的角色也发挥着不可小觑的力量。

在这本书中，李怀印先生将关注的视角放在了对清代河北获鹿县档案的深入研究上，借助着这样一个微观对象的存在，生动地揭示了“实体治理”这一特殊模式是如何运行发展的。例如，我们能够通过整理过的资料看到，在获鹿县，普遍存在一种叫做“乡地”的职役，它并非由官府任命，而是由各村农户按地亩数量或牌甲顺序轮流担任，主要负责替官府催征钱粮、摊派差役，并处理村内一些相关的公共事务。这个“乡地”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半正式”治理者。他既要对上级官府负责完成规定要求的征税任务，同时也要对本村村民负责，因为他自己就是村民一员，今年轮完之后，明年就要卸任，他的家庭和后代还要在村中生活，有着与生俱来的土壤生存条件。因此在执行公务时，“乡地”必须充分考虑乡邻的情面和村落的惯例，会在官府的硬性要求与村民的实际承受能力之间进行斡旋和调适。具体到催税时，对实在贫困的农户可能会延期或想办法分摊，而不是一味强硬逼催，以维护所在村庄的整体稳定和和谐，这就在无形之中成为了一个权力衔接上的缓冲带。面对着征收税款这样千百年来官方都艰巨的任务，官府自然知道百分百收齐税款的艰难程度之大，但却能够默认这种弹性空间的存在，因为这样可以保证以最低的行政成本维持大体上的稳定和相对数量上的税收，凸显了一种“实用性”的操作原则。而村庄则通过这种轮值方式，避免了权力长期集中在某个人手中形成权力上的欺压盘剥，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具有操作空间的自我约束管理，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存在于近代背景之下的“共生”和“共谋”，是将“实用治理”这个名词进行充分诠释的很好例证。

“实用治理”这个名词的提出其实并非字面上的拗口难以理解，相反，如果结合具体客观的事实案例就能发现其中的精妙所在。在李先生看来，“实用治理”其实丰富了我们对传统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理解。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其治理体系上的庞大复杂必须落脚于某个治理逻辑上的适用可行，这样的延续并非仅仅依靠强大的中央集权或儒家文化的灌输，更依赖于像“实用治理”这样一套精巧而实用的基层治理技术才行。然而我们不可忽视的是，晚清民国时期频繁动荡的政治经济环境并非是一种健康良性的生存状态，一旦此时出现加强控制、加大汲取力度的行为发生时，势必会打破多方原有保持的弹性空间，“实用治理”模式就容易在波折影响下出现崩溃，进而引发剧烈的国家与社会的冲突。所以，“实用治理”虽然作为上个世纪出现的一个特定名词，但放置在今天仍有很好的启示与借鉴，这也正是《华北村治》一书所蕴含的魅力，在通过扎实的微观档案研究还原了历史的真实面时，还能够提出了既能贴合史实又能启发当代思考的深刻概念。透过这样的还原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被宏大叙事笼罩的模糊的“乡土中国”，而是一个个真实存在过的乡村以及有血有肉的农民，还有他们在国家与社会的夹缝中努力经营生活的生动历史图景。